文/宗涛 编辑/张美思

有研究指出，2017年中国金融业占经济的比重为7.9%，在全球大国中位列第一，且在主要大国的金融发展史中，仅次于英国2009年危机前后曾经达到的峰值。当然，相关指标存在可比性的问题：中国统计金融业GDP时主要利用存贷款增速估算，没有严格按照增加值统计，可能导致一定程度的高估。但是，近些年中国金融快速扩张是不争的事实。金融过快扩张与当前金融风险易发高发、金融去杠杆等不无关系，应深入分析。

笔者认为，中国金融膨胀存在多重原因。

一是市场化不够。一直以来，由于强调金融业是敏感性行业，严格限制准入和市场竞争，造成了金融业的垄断利润和规模扩张动机的长期存在，对外开放程度远低于国际平均水平。对内开放亦是如此。尽管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加快发展民营银行，但至今民营银行寥寥无几。中国的中小银行数量明显低于美国，导致基层金融服务供给不足。实际上，越是限制竞争存在保护的部门，扩张得就会越快。如果真正实现了金融市场化、自由化，金融业的利润和扩张速度就会降下来。

二是金融监管不到位。金融膨胀最快、最赚钱的领域都是监管空白或不到位的领域，比如各类通道业务、互联网金融等。这些业务不承担监管成本，形成不正当竞争，导致大企业利用影响力争相转向发展金融业，基层乱办金融蔓延。从这个角度看，如果将监管存在空白导致的部分金融业务无序扩张视为金融自由化过度，则有一定道理。

三是主管部门的“父爱主义”。主管部门鼓励本领域金融业务做大做强，限制金融跨业竞争，把规模、利润、指数作为主要政绩，同时淡化甚至掩盖风险。此外，上一轮银行改革的一些照顾性政策部分保留，如保护商业银行的利差等，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影响。

四是中国“强金融、弱财政”的调控格局。分税制体系下，中央财力偏弱，发挥不了逆周期调控和自动稳定器的作用。经济疲弱时，只能靠货币信贷刺激，同时放松对地方政府的融资限制，让其加杠杆刺激经济，过多利用金融扩张托举增长。与地方政府（包括国有企业）融资相关的金融业务扩张，占到了相当大的比重。

五是金融的“第二财政”功能。很多本来应由财政做的事，从小微企业、扶贫到支持战略及支柱产业，都要金融支持；一些财政职能，如救助地方交易所、支付公司甚至是一些实体企业，也由金融承担。政策性职能为金融膨胀提供了理由，也很难从严限制金融业的扩张。

六是与经济结构有关。近些年，地方平台快速发展，房地产行业膨胀，与这些领域相关的都是资本密集型行业，且对利率不敏感，对金融扩张有很强的需求，也带动了金融膨胀。

七是与金融业的负外部性有一定关系。老百姓普遍认为国家会为金融（甚至包括一些违法违规金融）风险兜底，使得金融体系只承担部分救助成本，即私人成本小于社会成本，从而导致金融相对社会需要的规模来说会过度供给。同时，由于存在隐性担保，金融系统能够低成本获得社会资金。

事实上，金融与经济的合理比例关系难有准确定义。对于香港、新加坡（也包括英国）等经济体系较小，而存在全球国际金融中心的地区及国家，金融业增加值占经济的比重可以略高；相比之下，中国尚缺少为全球提供金融服务的金融中心，金融业主要是为本国经济服务，如果这一指标明显偏离国际可比水平，则必须予以正视。

综上所述，导致中国金融过度膨胀的多数原因与转轨体制和监管不到位有关。面对金融扩张，我们仍应坚持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而不应人为施加打压，重回金融压抑的老路。在加强监管的前提下，金融应该回归其竞争性现代服务业的定位，充分引入竞争，降低行业利润率，扭转社会资源和人才趋之若鹜的现状。同时也需要认识到，金融机构也是市场化的企业，且是风险更高的企业，亦可以破产倒闭。只要监管跟得上，放开准入并不意味着金融自由化过度及无序扩张，或明显偏离服务实体经济的要求，反而有利于金融业的良性竞争和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