预计2018年中国经济增长将呈稳中趋缓、前高后低的态势。

从世界银行等国际机构发布的全球经济展望数据看，2018—2020年，全球经济将维持温和下行态势。在这一背景下，主要经济体的增长不同步性、主要央行货币政策常态化进程的不同步性都将日益凸显。

预计2018—2020年，美国经济增速分别为2.8%、2.4%和2.0%。也许到2019年下半年或稍晚，美国经济增速将放缓。届时，美联储可能会放缓加息甚至降息。市场对这一冲击表示担忧。与此同时，欧央行和日本央行则受制于本身经济增长和物价增长缓慢，货币政策回归常态化的步伐不够坚决。

在这种背景下，中国经济处于怎样的态势？未来又将如何发展？笔者认为，2018年中国的经济增长将呈稳中趋缓、前高后低的态势。

如果说2018年美国经济是全球的亮点，那么，中国经济则是稳定增长的压舱石。2018年上半年，中国宏观经济的亮点有二。一是实体经济改善。1—5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达2.73万亿元，同比增速为16.5%。二是政府财税收入增长迅猛，税收收入增长逾15%，增值税收入增速逾19%。但其中也隐含着一些问题。工业企业虽有所改善，但主营业务收入增速在持续放缓，利润率徘徊在6.3%。分类型看，除了国有及国有控股、股份制企业利润改善之外，外资、集体及私营企业几乎没有明显改善。而税收/GDP占比的上升，显示财政政策的积极力度相对有限。

与此同时，2018年上半年中国宏观经济亦存在隐患。从三大需求方面的数据看，固定资产投资1—5月份同比增速为6.1%，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5月份同比增速为8.5%，均为20年来的新低，且呈加速下行之势；外贸方面则出现逆差。此外，CPI重回2%以内，同时PPI快速下行。笔者认为，从数据态势看，始于2016年第三季度的中国经济短周期复苏正面临着下行调整的压力。再加上外围局势的影响，尤其是中美关系的复杂化，预计下半年经济增长或更为乏力。

在宏观经济的运行中，货币、财税和产业政策尤为重要。而其格局和趋势，是多部门之下诸多政策合力的结果，既有外部周期因素，也有内部调控因素的影响。就后者而言，宏观杠杆率和金融去杠杆两方面值得探讨。

就宏观杠杆率而言，普遍认为约在240%。笔者认为，诸多计算方式中,最为简洁的有两种：一是（M2-FDI+政府外债）/GDP，二是（社会融资总额-股权融资+政府债务）/GDP。因此，宏观杠杆率的核心指标为M2/GDP。与国际对比，中国在M2/GDP逐渐提高时，是否维持了投资回报率、利率和物价的稳定？中国在城市化、工业化进程中的货币化，是否使该指标在中国有其特殊性？这些都有待解读。

如果降低宏观杠杆率不是通过做大GDP来渐进缓解，那就有可能带来M2增速和社会融资增速的较快下行。这也是当前M2和社会融资增速分别仅在略高于8%和9%的低位的原因。如果假定和M2相关的信贷成本约在6.5%，再结合15.5%的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的要求，大致可以估算出8%（或略高）的M2增速，这意味着社会几乎无净新增广义货币。

就金融去杠杆而言，目前，降低负债率的方式主要聚焦于减少债务。其实，推动资产收益使之能覆盖负债成本，或增加资本补充渠道，或做大企业资产和削减负债，或推行“债转股”等，也都可以降低负债率。我国企业6.3%的资产端收益率正呼唤融资端成本的下行，尤其是高达3.5%—4.6%的无风险利率的下行；同时，如果企业资产端出现接近7万亿元的市值缩水，也不利于降杠杆。因此，如果金融去杠杆仅被高度简化为负债削减和减少金融空转，那么，金融体系的运行可能会在货币和监管措施的压力下持续紧绷。调控金融同业和金融市场的短期利率，可能难以缓解金融紧绷和引导流动性预期。“降杠杆”还是应以“稳杠杆”为先。

综上，从下半年的形势看，全球和中国经济将呈现稳中趋缓的趋势。全球经济周期和金融周期的不同步性正在显现，中国金融体系则处于紧绷状态。但幸运的是，中国国有企业的利润增速处于历史最好水平，股市处于价值洼地，金融税收政策的回旋余地较大。在这种背景下，中国经济的大多数宏观指标在下半年虽或有所下行，但仍处于调控区间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