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作为共和国历史的一项重要记忆，影响了整整一代人。那一时期的知识青年怀着对党和国家最朴素的情感，以主人翁的姿态积极投身到农业战线中去，用他们的青春和汗水为中国的历史书写了一幅壮丽的画卷。他们中涌现了许多风云人物，高崇辉、朱克家、戈卫就是其中的代表。

高崇辉：把青春献给北大荒

高崇辉1949年出生，与共和国同龄。1968年6月22日，他离开黑龙江鹤岗到达克山农场。

那一年，他19岁，少年不知愁滋味，他并不懂得人世的沧桑，不懂得父亲的痛苦。像许多知青一样，“此行何去，赣江风雪弥漫处”，高崇辉义无反顾豪情满怀地来到了北大荒。

来到农村，高崇辉干的第一个活是割谷子，正是八月十五中秋节。当地的老乡一人放六趟垄，知青一人放两趟垄。5里地的一条垄，从早割到晚还没有割完，茫茫田野里只剩下他一个人。皓月当头，连饭都没吃，更别说月饼了。他的心里隐隐冒出一丝丝想家的念头，但立刻被他自己冒出的另一个念头连根拔掉了，这个念头就是改造。他确实真心地觉得自己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确实需要脱胎换骨的改造，用艰苦的劳动把自己这一身细皮嫩肉磨掉。他一直坚持干到下半夜两点。手上磨出了血泡，他说要锻炼自己，改造自己，就要自己给自己加码。

凭着这样的加码的锻炼和改造，两年之后，他成为了干各种农活的一把好手。全克山农场大豆灌袋的冠军，一般一个人每小时灌200袋麻袋，他每小时灌262袋。他以自己干活的态度和本事理所当然当上了农工班的班长和排长。

他就是这样的单纯而真诚，干起活来就不惜命。大冬天里在场院里灌大豆，脚伸在豆子堆里，身上不住地冒汗，脚没法活动而冻僵了。干完活脱鞋，袜子和肉皮都冻在了一起，即使这样，也从来没有耽误干活。脱苞米，一月没脱过衣服睡过一次囫囵觉。一天三班倒，他三班都要干，每天只睡两三个小时。老乡心疼地对他说：“你这么干，用不了40岁病就得找你！”他说：“我就是想拿自己试一试，看看全身的力量有多少。”说这话时，他格外真诚，他是以保尔·柯察金在风雨中修路即使病重得浑身发抖也坚持到底的精神激励着自己。

1973年，高崇辉被提升为连长。他觉得自己就像军队里的行武一样，从当兵起一步步干到了连长，他是用自己手上结出的茧身上流出的汗干出来的。

朱克家：23岁的中央候补委员

1969年4月，19岁的上海知青朱克家放弃了推荐上大学的机会，来到云南西双版纳勐仓公社勐掌生产队插队落户。朱克家登上云南的火车时，看到母亲在月台上哭得当场昏倒。

朱克家本来在勐掌傣族村寨的坝区插队，自然环境、生活条件相对来说还不错，但一年多后，他主动要求到条件艰苦的爱尼族山寨落户，并在这里当了教师。

莫登生产队位于半山腰，周边是梯田。当年这里虽然解放20多年了，但还经受着没文化的痛苦。寨子里曾办过一所小学，但请来的几位教师受不了山寨贫穷与寂寞的煎熬，一个个先后走了，五六十名学龄儿童失学在家。朱克家来到这里之后，才把小学恢复起来。

在当地群众的支持下，朱克家自己动手建设校舍、操场，做了篮球架和乒乓球台。当他发现学生教材全是汉语编写的，学生不懂，他便开始学习爱尼族语言，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就能够和学生进行语言沟通了，从而提高了教学质量。

朱克家帮助山寨安装了碾米机，使妇女摆脱了繁重的春米劳动。他看到寨子旁有一条山涧小溪，便建起了小型发电站，给山区带来了光明。他还学会了理发、木工、裁剪及使用缝纫机，成为爱尼山寨最受欢迎的人。

1972年，公社党委根据朱克家的突出表现，推荐他去昆明师范学院上学。这种机会，是当时绝大多数知青梦寐以求的，想不到的是，朱克家放弃了这个难得的机遇，决心继续留在这个偏僻的山寨建设新农村。这一举动，感动了不少人。公社党委为此整理他的典型材料报给上一级党委。不久后，署名朱克家的《我深深爱上了边疆的一草一木》和《农村也是大学》等通讯大量见诸报刊。一夜之间，朱克家便成为当时的新闻人物。

1973年8月24日，朱克家作为云南党代表参加中共第十次代表大会。会上，周恩来把他拉到前面向代表们介绍说：“我们代表中年龄最长的是董（必武）老，最年轻的是知识青年朱克家。”23岁的朱克家成为最年轻的候补委员。

2005年，朱克家退休。对于当年的选择，朱克家说：“我一点都不后悔。能够锻炼几年，锻炼你的意志、毅力，我还觉得是一笔财富。”

戈卫：立志做有觉悟有文化的新农民

戈卫，1947年7月出生于西安市一个高级知识分子家庭。1966年6月18日，新中国在1952年建立起来的统一高考制度被废除，陕西师范大学附中应届毕业生戈卫的人生轨迹由此发生了转变。

1968年10月28日，戈卫等5男4女被分配到码头大队第三生产队，这其中包括小他4岁的弟弟戈健。此后至今的50年里，他的身份从“知青”逐渐变成“农民”。

码头大队地处宝鸡西部山区，当年的生产和生活条件极为落后，戈卫们到达的最初一年还没有通电。自1969年秋季开始，革命的运动方向发生了改变，知青陆续被招工回城。到1971年初，码头大队知青点的27名知青只剩下戈卫一人。当时关于戈卫典型事迹宣传画报中的描写“他和贫下中农开山劈石，修渠引水；他同战友们办猪场，改良猪种，成功试制了‘黑曲霉醣化饲料和‘酵曲粉；他们还引进和培育玉米、高粱良种，培育出了珍贵的滋补药品银耳。”

1975年在京参加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时，戈卫与天津邢燕子、云南朱克家共12名知青代表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发表了《给毛主席、党中央的一封信》。戈卫认为，改变低产面貌的途径首先是在粮食品种上下功夫，因為毛主席早有教导：“有了优良品种，即使不增加劳力、肥料，也可以获得较多的收成。”于是，在1971年，他从河南博爱农场和西北农学院引进良种。1972年，他又主持繁育了“陕玉六六一”“晋杂五号”。到上世纪80年代初，在粮食生产面积因为发展林果而减少到1600亩的情况下，总产一举突破百万斤大关。

如今在互联网搜索“戈卫”时，会发现他被称为“中国最后一个知青”。回忆当年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戈卫说，“大多数知青都是抱着积极向上的态度，想在广阔天地里有一番作为，他们深入到中国的最基层，最了解中国。后来出现的很多优秀人物，从国家领导人到知名作家，很多人都曾有过下乡的经历。知青生活对我们的人生锻造有着非常大的积极意义，更是一段珍贵的人生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