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健

中央民族大学经济学院 北京 100081

中国经济在两个不同的历史时期都出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出现这些问题 的主要原因是中国没有形成符合中国特殊国情的政治经济学。不管是将苏联模式还是美国模式全面照搬至中国，虽然能在一定程度上或一段时间内促进中国的经济发展，但长远来看，这种机械式地照搬之后带来更多的问题。所以，只有在依据中国的国度性与主体的基础上形成中国政治经济学，中国经济才能在正确的理论指导下实现真正的健康快速地发展。

1 中国经济的历史与现状

中国经济可以分为两个时期，在第一时期，中国的政治经济学家认为社会主义经济就是苏联模式的统制经济，中国要实行社会主义经济，就要按照苏联模式来实行计划经济。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其模式自然也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模式，其取得的成功也使很多人将苏联模式当作社会主义的唯一模式。中国共产党人虽然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期对苏联模式的弊端有一定程度的认识，但后来由于种种原因，中国开始照搬苏联的政治、经济模式。

在第二个时期，是改革开放过程中，由于意识到了苏联模式的种种弊端，中国开始实行市场经济。这时，中国的政治经济学家认为市场经济就是美国经济，中国要实行市场经济，就要按照美国的模式来进行改革。

在这两个时期，不管是照搬苏联模式还是全面借鉴美国，中国经济都出现了很多问题。在照搬苏联模式的时期，在经济建设中否定市场经济，不承认价值规律的作用，强调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中都存在资产阶级，强调阶级斗争的必要性，最后发展成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十年的动乱使中国的经济走到了崩溃的边缘[1]。在按照美国的模式进行改革的时期，中国以低端制造业加入世界经济大循环，以廉价劳动力和初级资源粗陋组合的低端产业链换取经济发展。在目前劳动力成本上升，制造业开始向东南亚等地区转移的大背景下，中国经济面对着完成对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和寻求新的经济增长点的重大考验。

2 照搬苏联和美国模式的原因分析

造成照搬苏联或美国的模式最主要的一个原因是将某国如苏联或美国的特殊的经验、体制和制度当成了“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而事实是由于国度性的存在，每个国家都有不同的阶级、阶层构成。美国或苏联的模式可能在本国实行起来顺风顺水，取得巨大成就，但不能以此为根据来断定中国也一定适合美国或苏联的模式。即使在现在，中国政治经济学界的“主流”依然是按照美国政治经济学来解决中国问题，而忽略了中国的国度性与主体性。

不同的国家发展出了不同的文化，不同的文化孕育出了不同的国民。经济的运行，正是由一个个的个体行为而组成的。因此，不同国家的经济运行规律会存在不同之处。苏联或美国的经济学说并不是普遍经济规律，更不是普遍真理。中国学者引进、注释美国或苏联的经济学说时，并没有考虑这些学说对于中国的适用性，而是照单全收，将这些学说视为普遍的经济规律，认为无论在什么样的国家，只要正确的运用这些学说，实行相关的具体措施，就能像这两个国家一样繁荣强大。但这种想法忽视了重要的一点，就是苏联或美国的经济学说是苏联或美国的学者对本国经济研究所得出的相关理论，而中国与这两个国家有不同的阶级，不同的文化，所以适合中国国情的经济理论可能与苏联、美国的经济学说有不同之处。换句话说，能使苏联或美国的繁荣的经济学说并不一定适用于中国经济，还很有可能为中国经济带来更多的问题，产生新的矛盾。

在柏杨的《中国人史纲》中提到过一种“格言”的概念，是指传统习语的适用性问题，如他在书中提到的“哀兵必胜”[2]。柏杨的“格言”的概念与马克思主义思想中的相对真理与绝对真理的概念是相通的，都是指某一理论的适用范围，在超出了一定的适用范围后，真理就会变为谬误。苏联或美国的模式对于苏联、美国的社会环境、经济制度能够契合，在当地是真理，但移植到中国来，可能就会发生真理变成谬误的现象。

中国由于长时间的闭关锁国政策从全球领先到后来的落后挨打，被动地打开国门，接受各种不平等条约。先进的知识分子从此开始“睁眼看世界”，学习、引进国外先进的理论知识，而在这一过程中，很多人简单地认为外国是先进的，所以外国的一切理论都是值得学习的，并据此提出了“全盘西化”。这就是没有根据本国国情而盲目借鉴的外国理论的突出代表。与“全盘西化”想对应的是“全盘否定”，由于二十世纪初期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全面落后，各帝国主义对中输入鸦片、枪炮以及对中国的文化侵略，使部分人对于外来的东西产生了抵触，由此产生了一种盲目排外的思想，即“全盘否定”。这两种思想都走向了极端。如今经济全球化，世界各国都不再能够单独地发展，而是一定会和其他国家发生联系，由此带来的思想交流不但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十分必要的，所以“全盘否定”是不可取的。而在与各国的经济、文化、思想交流中，中国不会总是只接触先进的理论、文化，那么泥沙俱下，其中必然会夹杂着许多糟粕，所以也不能“全盘肯定”。

鲁迅在《拿来主义》中提出了一种思想，即外国的好的东西、对中国的进步有益的东西都应该吸收，有选择的拿，为我所用的拿，不亢不卑的拿，也就是要批判继承和借鉴文化遗产及外来文化，而不能像五四运动时期的一味地模仿。而五四运动过去九十多年之后的今天，中国仍然存在对于国外理论不加甄别一味吸收的现象，远如照搬苏联模式，近如机械模仿美国市场经济。

3 教条主义不能解决问题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中曾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思想，一种是经验主义，即在观察和解决问题的时候，只从个人的经验出发而罔顾事实；另一种是教条主义，亦称“本本主义”，即把书本、理论当作颠扑不破的真理，不从实际出发，对具体的情况不能做到具体分析，在当代的表现又突出表现为老教条主义和新教条主义。当时，为了纠正这两种错误的思想，毛泽东提出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并在后来的革命实践中完成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邓小平更是提出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命题。

某些中国政治经济学者对苏联模式的照搬，对美国市场经济的机械模仿也是一种教条主义。不对中国的具体国情进行细致的调查研究，只是生搬硬套苏联、美国的经济理论，这样简单粗暴的做法所带来的一定是源源不断的问题。

许多政治经济学家把在其他国家发挥积极作用的制度照搬过来，错误地以为在本国教条地实行相同的制度就可以取得相同成绩，结果却总不能尽如人意。一个比较出名的例子是俄罗斯引进中国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在中国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中国农业产量实现了大幅度的增加。这一成功的制度引起了国际上的广泛关注，其中俄罗斯就引进了这一制度。虽然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中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俄罗斯农业产量却并没有因为引进这一制度而得到预期中的改善。直到2005年，俄罗斯农业总产量仍然没有恢复到苏联解体前的水平。这可以说是教条主义在俄罗斯的具体表现。俄罗斯只是机械地引进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却没有对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中国取得巨大成功的原因进行分析，更没有对本国的国情、民情进行分析。中国数千年以来一直是小农经济，具有高度发达的农业，将土地承包给家庭在形式上与中国延续千年的小农经济并没有太大的区别，所以在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中国农业产量可以实现大幅度的提高。而俄罗斯长久以来一直是农奴制度，在俄罗斯将土地分给个人之后，并没有太多的俄罗斯农民有足够的积极性去耕种，反而出现了中国人去俄罗斯租土地进行经营的情况。俄罗斯只看到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中国取得的成功，没有考虑到自身的国度性，对本国国情没有进行详尽的分析，只是盲目引进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一在中国取得巨大成就的制度在俄罗斯反而水土不服。

像俄罗斯引进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样的教条主义错误在世界各国都普遍存在。教条主义不能真正地解决问题，只是单纯地照搬在其他国家取得成功的经济理论反而会带来更多的矛盾。中国对苏联、美国的经济理论的引进就属于教条主义的一种表现，通过这么多年的实践证明，由于国度性的影响，适用于美国、苏联的经济理论在中国可能就发挥不了预期中的作用。

4 中国政治经济学的形成

《中国政治经济学主体主义主题主张》的第二章第二节《中国政治经济学形成的历史必然性》提到了关于如何形成中国政治经济学的途径。这一途径可以用十八个字来概括，就是“以中医中药治中国病，择西法西方祛西域疾”[3]。“中医中药”并非传统的中华医药，也不是以维护集权官僚制为目的的以财政为核心的传统中国经济思想，而是由作为主体的中国人对中国经济矛盾的理性概括所形成的中国政治经济学。

在形成中国政治经济学的过程中，不能“全盘西化”，也不能“全盘否定”，而是提倡鲁迅的拿来主义，即吸收借鉴西方理论的精华，去其糟粕。在这一过程中，更为重要的是明确政治经济学的主体性和国度性。在对西方经济理论吸收借鉴的时候，要充分考虑到中国的国情，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能根据理论在某国取得了成功而推断出该理论适用于中国的结论。

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的时候，没有僵化地遵循马克思理论，而是创造性的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发展出了毛泽东思想。毛泽东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的事例可以类比中国政治经济学的形成。马克思主义是是马克思、恩格斯在批判地继承和吸收人类关于自然科学、思维科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的基础上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创立的，并在实践中不断地丰富、发展和完善的无产阶级思想的科学体系，是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十分严整而彻底的世界观，是无产阶级解放运动的理论，是无产阶级根本利益的科学表现。虽然马克思主义具有科学性与一般性，但在用其指导中国革命的初期，对其僵化、教条地运用仍然导致许多问题的出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国情相结合之后孕育出了毛泽东思想，正是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才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变革。

以史为鉴，中国的政治经济学者既不能闭门造车，也不能对西方政治经济学照本宣科。“西方西法”是西方学者对本国经济现象所做出的理论归纳，有一定的或然性，并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适用于其他国家的理论用在中国可能会出现问题，也可能完美适用，这需要中国政治经济学者的细致研究，不仅要细致研究该理论，更要对中国的国情有深刻认识。只有完成全面系统的研究之后，才能决定某个理论是不是应该在中国推行开来。

中国经历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制度，一直处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由此产生在中国各阶层根深蒂固的小农意识。小农意识是小农经济中农民身份和地位的体现，它充分反映着农民为生存而对自己利益的维护，但不包含对权利的捍卫与争取；它虽是与官文化对立的民文化，但并未从根本上否定官文化的统治，而是在如何适应集权官僚制的前提下，形成维护自己的生存和简单再生产的初级观念。小农意识是个体的，但却是普遍的，它作用于农民，影响于全社会，包括小市民，乃至官僚。时至今日，其传统至今依然对中国社会各阶层的人的观念有所制约。

小农意识是中国各阶层思想中最具有特色的一种思想，在全球范围内没有哪个国家有中国人民这种根深蒂固的小农意识。所以，在形成中国的政治经济学过程中，中国的小农意识是一个不能不考虑的关键因素。

不论是苏联人民还是美国人，他们都没有中国的这种小农意识。所以无论在苏联还是美国的制度或理论中，没有考虑到小农意识这一关键影响因素。而这一关键因素的缺失对于外国理论在中国的应用产生致命性的影响。这也就解释为何许多在外国取得成功的理论在中国行不通的原因。

中国不仅具有其他国家没有的小农意识，中国的经济矛盾也与其他国家不同。公有制经济与官僚资本的矛盾已成为现代中国经济的主要矛盾，其矛盾状况决定者中国经济的发展方向，也制约着小农经济改造与私有自由资本的存在。小农经济得不到改造，小农意识就有继续存在的土壤与空间。中国政治经济学的形成，其根本在于中国的经济矛盾。随着中国经济矛盾的演进，中国不同阶层、不同阶级根据各自的利益结合中国的国情形成不同的经济思想。其中代表着劳动者经济利益和意识的经济思想随着不断的成熟完善，最终形成中国政治经济学。这是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必然结果，也是现代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政治经济学的形成最主要的一个因素是中国的国情，即国度性。中国的历史不同于世界上任何其他的国家，作为四大文明古国中唯一历史没有中断的国家，中国孕育出了独特的中华文化，而中华文化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全体中国人。中国政治经济学离不开中国人的接受与传播，人是思想理论的根基，脱离了群众的政治经济学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中国政治经济学形成的关键在于要与中国文化相结合，从中国文化中汲取养分，尤其注意在中国人思想中长期存在的小农意识与中国的特殊经济矛盾。

综上所述，只要我们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与基本方法，从中国文化中汲取营养，深入剖析小农意识，全面、系统地分析中国的经济矛盾，就能形成中国政治经济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