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元涛

在民国的文化人中，论名气，王云五当然比不上梁启超和蔡元培等“第一梯队”的人物，不过，今天的读书人，如果从来都没有听说过王云五的话，恐怕还是应该略微惭愧一下的。

王云五从1921年起担任商务印书馆总编辑，后升任总经理。他用25年的时间，把这家民营出版机构带到了全球同业排名前三的位置。他主持策划的“万有文库”等大型丛书，以及涵盖大中小学全时段的各类教材，一度占据中国出版市场的半壁江山——可以说，在当时的中国，凡识字者，没人敢说自己没读过王云五主编的图书。

即使今天，只要谁的家里还有书架，就免不了会收藏若干本“汉译世界学术名著”。这套书同样由王云五策划发起，并延续出版至今。其中，流布与影响最广的一本，当为英国哲学家罗素的《西方哲学史》；另一本，法国旧贵族托克维尔的《法国大革命史》，则在一段时间里，火爆热卖。

重新发现民国老教材，也是近年民间文化圈的一个热点。七八十年前的各型课本，无分文理，其内容选辑之精当，其结构编排之匀称，令我们唏嘘不已。也难怪，民国中小学课本的编写者，多为叶圣陶、竺可桢这种教育大家，而王云五，则是主要的幕后推手。

【读书成魔】

说起来，成就如此卓著的出版家王云五，既不是名校毕业，也不是“海归人才”，他只断断续续读过五年私塾和学堂，甚至连小学文凭都没有。

晚年在台湾，人口普查需要登记受教育程度，这位曾出任过中华民国南京政府财政部长和行政院副院长的大人物，却拿不出任何有效证书，只好半开玩笑地请入户调查员给填上了“识字”。

“识字”的王云五，是自学成材的典型——尽管走上这条路，是被逼无奈的结果。

王云五祖籍广东香山，其父赴上海经商前，家族世代务农。按传统社会“耕读之家”的理想，父辈面朝黄土背朝天，胼手胝足，所怀的最大希冀，自然是子孙中秉赋优异者可通过读书博取功名。可惜香山王氏一脉繁衍十数代，竟无一人科举登榜，因此一向被归类为小户寒门。

直到1902年，王云五长兄王日华才如愿考中秀才。尽管秀才还无法与举人或进士相提并论，但这已足够让王家扬眉吐气。不料三个月后，王日华患足疾不治过世。乡间流言四起，说王家祖坟风水不好，导致子孙消受不起秀才这种“破天荒”的福分，要不然，一个精壮的后生，不过脚肿而已，怎会转眼就丢了性命呢？

王云五父母受丧子与流言双重打击，悲恸之余强硬决定，小云五不可再走科举之路，只要粗通文墨，将来足以应付生意往来即可。但幸好父亲在上海眼界已开，竭力鼓励他攻读英文，预备入洋行，做买办——这也是父母能为他设计的最为光明的前景了。

十四岁时，王云五别无选择，告别学堂，入五金店当学徒。老板认可他的聰明，也承认他肯吃苦，但不久，还是不客气地把他解雇了，因为他常常在店内沉迷读书，怠慢客人。老板对他父母说：“这孩子是个书虫，不适合做生意。”王云五是书虫不假，但说他不适合做生意，却是老板看走了眼。因为事实上，连王云五在夜校里学英语，都会下意识地用商业思维来激励和安排自己。

夜校生员，学识程度不一，老师采用大班复式方法教学，每次听课的人坐前排，不听课的人坐后排自修。而轮到王云五坐后排时，他从来都是竖着耳朵偷偷听讲。他后来回忆说，当时不少同学，把学习看得像上刑一样难过，他却从不这样想，他想的是：花同样的学费，在同样的时间里，有机会比别人学的更多，这分明是有赚头的大好事，为什么不呢？

也就是说，如果一味用苦学来严格要求自己，这属于苦上加苦；而用“占便宜”的生意经来奖赏自己，王云五的刻苦就有了绵绵不绝的动力。因此，只用七个月，他就完成了别人十二个月的课程，随即进入英国教师布茂林开设的同文馆英文学校。在这里，王云五如法炮制，迅速由低阶班跳级到高阶班，引起布先生的注意。布先生看好他是一颗读书种子，乐意把家中的私人图书向他开放。

就在布茂林家布置得古色古香的大书房里，王云五啃下了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卢梭的《社会契约论》、达尔文的《物种起源》以及柏拉图的《对话录》等，都是英文版。这样读书，既学英文，又长知识，王云五的算盘，的确打得很精。

但和普通人一样，王云五有时也会苦恼：为什么看完了一本书，最后什么也记不住？没有人给他提供有效的指导，一切只能靠自己去摸索。王云五先试着把英文原著中的精彩篇章译成中文，过几天之后，再把中文译回英文，与原书对照，从中发现自己的语法错误，以及用词局限。

这种方法辛苦归辛苦，益处也相当明显，由此，学英语不再是枯燥的机械记忆，而变成了一种具有挑战性的探险，或说变成了一出自编自导自演的独角戏，过眼的每一个英文单词，都会附着于一段故事情节，想记不住都不容易了。

他的父母看他，免不了忧愁——这孩子，不吸烟，不喝酒，不赌博，这是好的；可他连戏也不听，连最时新的电影也不看，会朋友的事也少之又少，好像太苛待自己了，于是忍不住问他：“你整天点灯熬油的，到底在忙些什么？”王云五微笑望着父母不吭声，只在心底回答：我的大脑正在发生化学变化，里边诞生的一个新世界，可能是你们一辈子都没办法懂的了。

读书成魔的他，在书店遇到堆成小山的《大英百科全书》，顿时爱不释手。但买不起，怎么办？他央求店家：让我先把书带走，我每个月付一小笔书款，两年内还清，你们可以收取一定的利息，怎么样？于是，他成为了全中国第一批“分期付款”买书的人之一。

这种大型百科全书，本来是用于资料查询的工具，可王云五却把《大英百科全书》当成了精读教材。他说：“因为买来不易，所以读时特别用心，不到三年，三十册厚书一字一句全读完了。从此，我发现自己样样看得懂了，即使是高深的数学也一样通。“

王云五后来入职中国公学担任英语教师，他最得意的弟子胡适参加公费留学资格考试前，就是找他帮忙补习的代数和几何。

【拿名胡适开玩笑】

胡适等弟子顺利留洋，王云五也不免心动。他相信，凭自己现有的英文功底和刻苦学习的劲头，到了美国，用三五年时间拿两三个博士，理当不成问题。

这时，他的月收入已超过两百元，相当于北大教授的薪资水准。因此，即使没有机会像胡适一样获得官费支持，也完全有能力自己负担留学费用。

可他刚刚开始试探与父母商谈留学的可能性，二哥王日辉又横遭祸事。

二哥英文也不错，很早就如父母所愿进入洋行，当上了买办，年薪万余大洋。得意之余，他花天酒地，赌博吸毒，并赎妓女姘居，不幸染上梅毒，被洋行开除。出于孤注一掷的赌徒心理，他把全部家身押到投机生意上，结果又赔了个净光。急火攻心之下，一夕吐血而亡，时年不足三十岁。

父母又一次悲恸惊骇，他们绝对无法接受唯一剩下的儿子再远渡重洋，置身险地，于是不惜以死相逼，强令王云五马上成婚生子，为家族接续香火。这一年，王云五刚满20岁。

先后两次，都因为他人的不幸，自己的人生被迫拐进狭窄胡同。一般人也许会就此陷入消沉或堕落，但王云五却像一个天生的阿德勒主义者，本能地相信，人生的幸与不幸，并不取决于你所经历的事实，而取决于你对这些事实的理解和解释。

因此，出国留学当大学者的梦想破灭后，王云五没有喝酒玩牌麻痹自己，他反而思考得十分冷静通透：要在未来与留学生们竞争，为自己挣一口热饭吃，除了更加努力，没有第二条路可走。

但王云五在持续海量阅读过程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麻烦——很多英文版的中国史及中国问题研究书籍，他理解起来十分困难。他知道，这是自己所受教育不系统、不完整的缘故，需要再补课。一部《史记》，成了他的案头书。可是读来读去，他发现《史记》多讲帝王将相的演义争斗，而英文的中国史则更多关注政治、经济及社会文化的整体流变，这就好像用《红楼梦》来解读《国富论》，总有一种不那么合拍的错位感觉。

经多方摸索，他又发现，日本学者撰写的中国通史，有助于去除芜杂的枝蔓，首先搭起一个有关历史走向的大框架，回头用《史记》及二十四史的部分篇章来填充细节，然后再读英文中国史，就可以抵达融会贯通的欢畅境界了。

自学之外，王云五还参加了多种函授，学过法律、土木工程，可以说，世间诸般学问，几乎没有他不能插言的了。

这种颠三倒四的学习进程，往往会为一般学问家所轻笑，但王云五不以为意，因为他知道，做学问到底是该专还是该博，本就是个百年谜题，没有谁敢说掌握了不二的真理。王云五的看法是：专，相当于一峰独立，很容易醒目，但毕竟单薄；而像他这样多领域出击，则是数峰并立，虽然没有哪一峰足以摩天，但凭他自己的广博，就足以构成一个丰富的世界了。

作为老师，王云五非常喜欢拿名满天下的弟子胡适开玩笑，用他的“专得傻”来反衬自己的“博得妙”。胡适写中国哲学史，行文至半，讲到佛学，突然发现自己所知不多，理解不深，于是“专精”习惯发作，转头去精研佛学，结果越陷越深，难以自拔，对中国哲学史反而弃之不顾了。最后，胡适一生只写出半部中国哲学史，在王云五看來，这就是“专得傻”结出的坏果子。

当然，博而不专，广而不深，不易成为单一领域的大学问家，这也是事实。王云五自己也承认：“二十年间常常变更读书门类的兴趣，结果成为了一个四不像的学者。”但幸运的是，他的学识修养，正巧与出版业迎头相遇，最终演化出了一派天作之合的宏大气象。

经胡适引荐，王云五执掌商务印书馆后，最得意的一个策划，就是出版《万有文库》，他把蔡元培以下全国大部分一流学者一网打尽，请每人就自己所在学科的最前沿新知撰写书稿，编入文库。

文库第一辑书目就达两千册，开机印刷五千套，迅速销售一空。不少机构购买一套《万有文库》后，必须专设空间存放以供人阅览，于是顺势就建起了图书馆。据统计，因《万有文库》，各地新建图书馆一千多座，占当时全国图书馆总数的一半。

由一己之力，激动潮流，开创风气，可以想见，王云五内心深处有多自豪。

【晚年撰写第一部学术专著】

一生手不释卷，王云五对读书自有独特心得。

他认为，讲到读书的目的，有些老师会言不由衷地主张，是为了做圣贤，这样的目标太高阔，不免蹈于空泛。另一些老师，则会老老实实地引导学生向往黄金屋与颜如玉，这种追求又品位太低，不免沦于卑俗。

在王云五看来，读书好比一单大生意，前人作书，终日乾乾，含辛茹苦，我们只需付出一点金钱买书，再付出一点时间读书，就可以把他人的成果装进自己头脑，这种充实感，要比把别人的钱塞进自己钱包快乐得多。

一如既往地，王云五强调读书做学问，接触面一定要宽。他说，你研究心理学，须有生理学、神经学与统计学基础。你研究政治学，离开了历史学、经济学、地理学和社会学的必要准备，也不行。同时，不同的学科门类必须区别对待。比如数学，公理不变，谁学都是那么几条，通行通用；可学经济学，就绝不可以只读一位经济学家或一种经济理论的著作，必须广泛发掘，旁征博引，互为比较，才能最终获取更符合事实与逻辑的结论。

如果后来台湾那个入户调查员了解王云五的这些见解，那么在填写他的受教育程度时，一定会大犯踌躇。如果调查员再好奇一点，越过王云五的肩头，注意到他书桌上摊着的厚厚一大叠手稿，就一定不会肯只填“识字”两个字了。

王云五到台湾后，痛感一生读书，只为他人做嫁衣裳，却没有自己的学术成就，于是决定退出社交，闭门著述，第一本书，定名《中国政治思想史》。这一年，他已经80岁。

年过八旬开始撰写人生第一部学术专著，这恐怕在全世界也是绝无仅有的。

王云五的工作方式，颇似当年他对商务印书馆同仁的要求。全书两百万字，计划两年完成，那么倒推计算，每周要执行恒定的工作量。万一因意外而无法实现，下周则必须雷打不动补齐。他当年对人有多严格，如今对自己就有多严格。

从1968年6月起，王云五每天凌晨三点起床，伏案工作十余小时，完全把自己当成一头依然年轻的毛驴。至9月，完成第一分册《先秦政治思想》。至12月，完成第二分册。不到两年，两百二十万字全部完成。

随后，他又用两年时间，撰成两百万字的《中国教育思想史》。再两年，完成《商务印书馆与新教育年谱》及数十篇论文，共两百万字。

至86岁，六年时间，足足六百万字。在出版及政务之外，王云五为自己树起了人生的第三座高峰。其痴狂干劲，不知令多少六十岁左右的“年轻人”和三十岁左右的“小娃娃”心向往之，却无力而至。

（作者系文史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