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嶷如

文明的进步可以体现在工作的进步上。弗洛伊德默認工作是痛苦的、不愉快的、非力比多的，所以从事工作的力量来自性本能和破坏本能。除此之外，“社会本能”的冲动也得到了克制，于是文明的主要领域都表现为升华的领域，是一种非性欲的爱欲。在本能分化的威胁下，死亡本能会压倒生之本能，文明可能会走向自我毁灭。而马尔库塞反驳了这个论证，他认为不是所有工作都具有令人不快的性质，以及文化的抑制会加强爱欲的力量。马尔库塞还强调说，大部分人不能像艺术家一样得到升华，而文明基础的大部分工作是异化劳动，它们是强加于人的。技能和技术合理性使得破坏性似乎比力比多得到更直接的满足。

“统治—反抗—统治”的前进性循环持续至今，统治变得越来越非个人化、客观化和普遍化，人们不得不屈从于劳动的社会分工。在此过程中，压抑也变得非个人化了，对快乐的压抑和管制变成了劳动分工的功能。后者不仅能让统治合理化，而且还能遏制对统治的反抗。弗洛伊德的负罪感一说又在这里得到体现——他认为文明进步的代价就是负罪感的增强，它发源于原始的奥狄帕斯情结，压抑合理化的进程就是统治权力合理化的进程，后来父亲的地位被社会当局取代，他们不断补充、替代父亲，通过颁布禁条和法令来增强负罪感，这样推翻统治就是难以进行的了，反抗的罪恶感会大幅增加。人们不会冒着失去自由的保证推翻管理及其法律，然而现在的自由与满足是和统治的要求紧密联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