戏剧性重构：作为媒体语汇、动作表演与自然游戏的足球

2018-12-01路云亭

哈尔滨体育学院学报 2018年5期

路云亭

摘要：受到零和游戏规则的限定，足球自身就有悲剧性。复仇主题更是经常成为媒介对足球的描述母题。足球的悲剧性在观众的记忆中变得更为强固，且时常成为下一个足球赛事高潮的起点。足球是原始游戏，其场域中不乏对远古英雄的模仿元素。足球尽管具备了近乎无限度的悲剧含量，但只在法哲学的指导下，足球反而成为一种极度安全的观赏艺术。

关键词：

足球赛事；媒体语汇；动作表演；自由游戏；悲剧再现

中图分类号：G80-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808（2018）05-0001-07

Abstract：Football itself is a tragic for the rules of the zero sum game. The theme of revenge in football is often described as a motif by the media.The tragic of football in the memory of spectators becomes stronger and often becomes the starting point in the next football match climax.Football is a primitive game and there are no lack of imitative elements of ancient heroes in the field.Although football has a nearly infinite content of tragedy but it becomes an extremely safe ornamental art under the guidance of the philosophy of law.

Key words：

Football match； Media vocabulary； Action performance； Free game； Tragedy reappearance

足球的悲剧性源自其賽事本体。职业化足球已经将球员的技艺潜能开发到极高的水准，很可能已经临近极限点，但足球还在拓进，足球的边界仍旧看不到头。足球的技艺来自个体的人的长期练习，杰出球员的高超技能可能来自个人的幼功，还可能是延续了几代人的一种积极的身体变异的结果。足球是一种对人类进化方向做出重大调整的工程，足球一直在抗拒日常性，其终极的目的很可能是将球员引导至另一种新的物种。这种调整并非为了纯然的表演，而是为了对抗。因此，足球的生成原理来自对抗，而非炫技。足球赛事有其自身的规律，任何人都很难保证永久地获胜，人类迄今为止还未曾见到过保持不败的球队。因此，足球在悲剧学的领域内获得了稳固的地位，而将足球看作是一种死亡寓言也并不为过。足球的规程中从来就没有和平主义、中庸主义、和谐精神之类的高度无害性元素。足球只有在具备了胜负率的前提下才具有价值，足球因此而获得了相对独立的身份。

1 足球从来不是一种高度善性主义的文化类型

足球是人性恶的派生性文化，足球界一向将地位、血统、身份看得很重。2013年巴西联合会杯巴西战胜西班牙后，巴西队守门员塞萨尔就曾经使用了血统论的论点来揶揄西班牙队。这是足球的一部分，足球是鼓励人性之恶的。羞辱对手、炫耀自己、幸灾乐祸、诅咒敌家之类的非礼类元素到处可见，它们构成了足球世界中的一道风景，足球界从来就不乏仇恨意识。出于观看大戏的冲动，媒体、观众也渴望看到足球界普遍存在的结怨或复仇大戏。2014年巴西世界杯半决赛中的“巴德惨案”发生后，德国人就认为是对2002年巴德决赛时德国0∶2负于巴西的一次成功复仇。巴德惨案对巴西人来说是悲剧，而对巴西人的宿敌阿根廷人来说却是节日。在胜负至上的意义上看，足球本无所谓的善恶美丑，但胜利者会得到一种短暂的醉感满足，而失败者只能承受巨大的苦痛。2014年巴西世界杯半决赛，德国大胜巴西，德国的媒介同样以羞辱性语言对待巴西。

巴西、德国、阿根廷都是世界杯上的巨人级球队，彼此都有一定的积怨。2014年的巴西世界杯还有一个特殊的意义，欧洲队第一次在南美洲获得世界杯冠军，这也报了1958年巴西在瑞典获得世界杯冠军的一箭之仇，而在1958年之前，美洲以外的任何一支球队都未曾在美洲举办的世界杯中夺冠。欧洲人一直想在美洲举办的世界杯上获得冠军，最终在2014年如愿以偿。

2013年欧冠半决赛，拜仁大胜巴萨，媒介语汇将其描述为一种复仇故事，媒介将此现象看成了具有复仇意义的戏剧性主题。无独有偶，广州恒大获得了2013年亚冠冠军后，立即表示要将球队带到世界舞台，借以展示另外一种复仇主题。媒体曾用《诛神之战Ⅱ广州再战》为标题来阐释这场比赛。《诸神之战》是2010年美国华纳兄弟影片公司出品的奇幻冒险电影，导演为路易斯·莱特里尔，影片讲述的是被当做人类抚养的珀尔修斯战胜强敌的故事。文章有意无意地将美国影片《诸神之战》改为《诛神之战》，显示其紧迫的战斗性。美国的电影传统与足球的竞技精神再度以大众互动的方式展示出来，呈现出一种现场版的类似人神大战的戏剧效果。足球和电影的关系呈现出极为复杂的格局。2013—2014赛季，西班牙的联赛出现了不同的现象。“瓦伦西亚迎来了新气象，新加坡富商林福荣接掌球队，球队战绩也是一路飙升，他们还要对球队队徽做出一番更新换代，不过此举引来不小麻烦，美国漫画巨头DC公司近日起诉瓦伦西亚侵权，理由是新队徽和他们旗下的英雄人物蝙蝠侠的Logo太相似！”[1]电影视觉符号和足球视觉符号的交集在很多维度上都可以呈现。“DC公司是美国漫画业巨头，与漫威齐名，他们旗下有超人和蝙蝠侠两位超级英雄，其后翻拍的电影也是家喻户晓，不过蝙蝠侠首次出现在漫画上已经是1939年，比瓦伦西亚足球队晚了整整20年。”[1]足球徽号与电影专利符号的相同点在此达到了一致。沟通足球俱乐部和影视市场的媒介是品牌。“近日，美国著名杂志《广告周刊》公布了社交媒体上最火的体育品牌Top10榜单，其中的数据来源于社交媒体分析机构simply measured。这份榜单以各大体育品牌在推特、Facebook、Ins等社交媒体的粉丝数目为评选标准，巴萨以1.16亿的被关注人数位列该榜单的首位，皇马以1.13亿紧随其后，NBA的粉丝数为5815万，排名第三。位列第四到第十位的分别是：红牛、ESPN、怪物高能饮料、终极格斗冠军赛（UFC）、《完美投篮》（游戏）、GoPro（运动相机）以及耐克足球。”[2]巴萨之所以获得大众高强的关注度，主要还在于其足球中蕴含着十足的观赏价值。

对整个人类社会而言，足球是一种急速性、瞬间性、无序性的文化干预力量。2014年巴西世界杯期间的巴德惨案发生后，中国队曾经以0∶8输给巴西队，因此，中国观众甚至认为德国队7∶1胜巴西队是为中国队复仇。欧洲最有名的以复仇为主题的戏剧是莎士比亚的《王子复仇记》，足球记者也很自然地就将欧洲豪门之间的恩怨情仇带到了类似的戏剧环境中。“巴塞罗那在参加欧冠的近50年时间中，曾数次与冠军失之交臂，这在很大程度上要拜其‘宿敌所赐。而在经历了悲惨的失败后，巴萨都能在或长或短的时间内完成对命运的‘复仇，成功诠释了球场上的‘哈姆莱特。1960—1961赛季，此前连续两年称雄西甲的巴萨成功杀进冠军杯决赛，第二次参加欧冠便赢得了染指冠军的机会。但由于实力稍逊加之欠缺运气，巴萨以2∶3输掉了比赛。但时隔31年后，即1991—1992赛季的欧冠第二轮中，巴萨与本菲卡分在同一小组。巴萨迎来了复仇良机，两回合取得1胜1平的战绩，最终名列B组第一晋级决赛，并最终问鼎。”[3]偏爱巴萨的足球观众几乎难以摆脱其足球风尚的吸引力，人们很自然就浸润着在有巴萨足球缔造出来的超级戏剧的剧情中。随着赛事的发展，巴萨的反转式剧情还在发酵，喜爱巴萨的媒体更是乐意奉上更富有想象力的言辞。民间性、私人性、个体性的复仇已然被现代法系完全否定，带有私刑性质的复仇现象也遭受到现代法律的严明禁绝，但是，复仇是一种非常古老的社会与文化习俗，换言之，复仇是人类的本能，正因为如此，现代法治至今也未无法完全阻止住人类社会的复仇现象。绝大多数的动物只接受丛林法则，没有感恩和复仇意识，而人的大脑有记忆储存功能，恰是这种记忆储存功能，帮助人建立了感恩和复仇的思想。质言之，人类社会中的复仇现象根本无法消失，而只能转移。现代法治的监狱、警察甚至军队都在担当着复仇者的角色，所不同的是这些复仇主体是国家机器，具有相对的正义性。代理性执行复仇任务的国家机器体现的是一种国家正义或人类普泛的法理诉求。然而，人类社会中还存在许多未必达到一定强度的复仇冲动，由于这些冲动并未形成事实，很少有人去追究其是否有合法性。受到人性中残忍本能的驱动，不少人会在特别的时间节点怀念、想象甚至实施私人复仇，换言之，人类无法完全脱离私人复仇的本能性冲动。于是，戏剧或竞技体育就担当起了虚拟复仇的任务。人们在戏剧或足球中随时可以找到虚拟式的私人复仇镜像。

2015年欧冠半决赛中巴萨主场3∶0完胜拜仁以后，媒体关注到了内马尔代替巴西队的复仇事宜。由于巴萨阵营中的球员不少来自巴西和阿根廷，因此，这场比赛也就变成了阿根廷人和巴西人完成对德国人复仇的最佳机会。媒体更是对此作出了戏剧性的解读。反转化的剧情经常被媒体渲染为一种高潮或高潮的前奏，充满了十足的戏剧情调。足球的奇特性还包括各种与足球相关的世界纪录。2014年德国进入世界杯4强，本身就创造了一项世界纪录。这里无需诠释复仇主题的合理性，但应看到足球在消解民众的私欲方面的功能十分强大。

2 足球富含人类对原罪的超越性元素

热爱艺术足球的人一直希望艺术足球的执行者永久地保持对非艺术足球的高胜率，然而，代表欧洲主流打法的德国人终于实现了在美洲的土地上夺取世界杯冠军的愿望。德国队代表了欧洲球队，他们主导了这场足以体现欧洲对南美足球的虚拟性的复仇大戏，为此，代表欧洲足球的德国队用了56年的时间。足球是一个场域，在此演戏的人都必须随时为人复仇成功的心理准备。它揭示出宇宙的无常性，也给世界上爱好均衡主义的人一种新的思想源泉。

足球中的敌意看似毫无诗意，却是足球竞技中的不可或缺的元素，它将人的敌意性限定在最大值，同时还对其作出了法制性限定，使得足球竞技保持了相对的平稳度和绝对的均衡感，球员也处于一种相对的安全状态。足球本就是一种以人的兽性主义为基础的竞争性体育项目。绝杀、对峙、羞辱、征服之类的现象都是其中的必备元素，这些在礼俗社会无法正面呈现的社会行为与思想在足球的场域里得以存活。巴萨在2009年获得六冠王后，马德里的报纸并未特别报道。足球的高度对抗性导致了敌对双方的阵营高度对立，但有时也会变成一种内讧。原本支持本队的球员、球迷、媒体也站到球队的对立面，这种高度对立化的情境在本队出现耻辱性失利的前提下显得更为突出。足球就是这样，在一种看似游戏的形态中容纳了人性深处的恶，足球之恶体现在赛场内外，并以一种大众式的表演方式展现给世人。足球由此获得了一种悲情主义的精神品格。

电子竞技在初始发育阶段就受到了世界各国以家长为代表的群体的反对，其中的原因较为复杂，大多数人认为电子竞技有诸多的负面作用，其中包括了成瘾说、暴力说、色情说之类，但主要还体现在游戏中有大量的死亡元素，电子竞技由此而成为一种无良游戏。不少家长担心少年儿童接触此类游戏会心术变坏。无可否认，电子竞技中的死亡主题比比皆是，但这并非电子竞技原罪化的表征。随着电子竞技职业时代的到来，电竞游戏再也不是一种玩物丧志的行为了，而变成了一种新型的职业，而从业者的职业崇高感正在获得全社会的认可，电子游戏中的死亡寓意也逐渐为人接受，其中的道理很简单，因为人总会要告别人世，死亡是人类社会中的任何一个成员都必须面对的课题，而只有游戏才可以消解人类对于死亡的恐惧感。

从游戏学的角度考量，任何一种竞技体育项目都有死亡的隐喻，但是，足球的死亡隐喻十分突出。且以2014年的巴西世界杯为例。2014年阿根廷队与波黑的首场比赛设立在马拉卡纳球场，马拉卡纳球场就成为一种悲剧的生发场域。阿根廷以2∶1苦胜波黑后，巴西媒体对阿根廷做出了感情极为复杂的评述，并对梅西作出了一种巴西式的调侃。游戏的自然性使得阿根廷人在巴西主场的狂喜举动得以实现，但是，游戏的死亡寓意又使得足球竞技的绝对值受到尊重。阿根廷队并非笑到最后的赢家，阿根廷人同样遭受到了类似巴西人一样的痛苦。

当然，足球之美是体现在足球场还是体现在镜像里？足球的终极美学是一种表演还是一种竞争？足球之美是一种英雄崇拜还是自我崇拜？足球动态需要机械复制还是记忆还原？答案并不明确，且一直呈现出一种见仁见智之态。汉斯赞美过体育的现场之美。“观看体育比赛绝对不是知识分子所称的‘精神愉悦，也不是沉迷于对往事的追忆。对于体育来说，回忆是次要的。因为体育运动意味着关注现场赛况，只有在场的状态和眼前的赛况才是最重要的。”[4]汉斯虽然反对体育的回忆之美，却对体育的记忆之美大加赞赏。“但有一点要肯定的就是一些有关体育运动的记忆深藏于我们的脑海当中，而且我认为，他们甚至可以铭刻在我们的血液里。与其说这些记忆在比赛中大多是作为背景存在的，不会通过人们有意唤醒过去而出现，倒不如说，记忆是以一种不可衡量的巨大力量给我们的一种突袭。”[4]汉斯并未在类似记忆、回忆之类的概念中作出穷究，却基本上阐释清楚了足球美学的真意。汉斯显然对回忆之类的举动十分留恋：“经验告诉我们，没有什么比亲临现场或者偶尔在收音机前或是在电视前的感受更强烈（更聚精会神）的了。这些记忆可能在某些比赛时突然冒出，从而增强了它的复杂性，构成了具有优美韵律的乐章，而随着年龄的增长，你对它的感受会与日俱增。当我们回忆今天的比赛时，它就会给我们愈加深刻的印象。”[4]在汉斯看来，最好的足球就是一种值得回忆或正在回忆中的足球。环球电视台资深足球评论员加尔瓦·布埃诺在评论巴西足球时曾说：“他们和足球之间没有那种亲密的感觉。这说明不管是布埃诺还是他的听众都深信不疑的一点是：不管足球起源何处，不管是什么样的比赛，巴西才是足球真正的家，整个国家都在围绕足球编织着一张充满意义和回忆的网。”[5]以回忆来美化足球有其深刻的道理，因为足球的不可预测性很大，而回忆可以过滤掉一些不良的记忆碎片，巩固一下美好的记忆储存。在此意义上看，由回忆或记忆构成的足球同样是一种镜像足球，它是人的大脑合成記忆中图像的产物。于是，一种特别的景象赫然出现，电视足球、网络足球和记忆足球重构了足球的图像成色。足球中的镜像之美因此而显得更为博大，它不仅超越了现场足球的价值，也极有可能会超越表演学意义上的足球美学体系，成为一种构建中的不可预测的新型的足球符号。尼克·霍恩比曾说：“十分希望这本书能解释为什么一个神经正常的人还会这么怀念那种失望的过去。我想任何一个看过阿森纳比赛的人，不管他们追随球队时间的长短，都会怀念海布里的：那两个美丽的装饰艺术派的看台，那条街，以及环绕球场并似乎在掩藏和保护它的那些周遭的房屋……当然，还有属于它们的那些记忆。我们很幸运，因为大部分我们的美好记忆都是近年的，没有太多其他足球队的球迷们可以这么说。”[6]真正的足球美学是一个完整的体系，其中包容性的元素极为复杂，人们在观赏足球之时，仍旧需要很好的动用回忆和记忆之类的心理学因素，借以重组、推演并固化足球的审美品格。

3 足球成为对远古英雄的再现性镜像

游戏的仪式性可以从其和日常生活的差异中看出来。“我们发现游戏随时随地都是一种与‘日常生活有别的、规定得很好的行为性质。我们可以不理睬科学是否成功地把这种性质因素简化为数量因素。在我们看来，科学并没有取得这种成功。无论如何，事关紧要的正是这种性质，这种性质本身最能体现我们称为‘游戏的生活形式的特征。作为一种特殊行为方式的游戏，作为一种‘有意义的形式的游戏，以及作为一种社会功能的游戏，那才是我们的论旨所在。”[7]从人类进化的视野上看，英雄崇拜和性神崇拜具有同等重要的价值，但有时候两者会统一为一体，并融合在相同或近似的文化存在体中。苏格拉底曾说：“每个市民绝不能成为体育的门外汉，应该具有最坚实的身体条件，一旦国家危急便能随时出征，尽自己保卫国家的义务。”[8]雅斯贝斯对此作过深刻的思考：“个人所进行的冒险行动表明何者为群众所不能达到的，以及何者是群众视为英雄行为并且认为如果可能他们自己也愿意去做的事情。登山者、游泳家、飞机驾驶员以及拳击家都是英雄行为的楷模，他们拿自己的生命做赌注。这些人也是牺牲者，他们拿自己的成就供群众观赏，群众因此被激动、被震惊、被满足，并且始终怀着一个隐秘的想望，即他们自己或许也能去做非凡之举。”[9]英雄崇拜现象在艺术的领域一样存在。足球巨星宛如王者，而古典时代的王者则是一种不折不扣的英雄，充满了感性化的英豪气质。从贝利到马拉多纳，从罗纳尔多到诺纳尔迪尼奥，再到21世纪之初的梅西，足球的历史被各類媒体阐释成了英雄的历史。经过媒介组织的仪式释读作用，媒介事件中的主体人物往往会成为媒介英雄。胡伊青加早就认定了游戏的日常性价值。“认为鸟的歌唱、啼鸣、炫耀具有一种超出生理学之外的意义，就像我们认为人的游戏具有那种意义一样，这不是太荒谬了吗？在人的游戏的所有那些较高级的形式中，这种游戏总是属于庆典与仪式的领域，亦即属于神圣的领域。”[7]游戏的日常性看似一种远古人的习俗，其在现代社会中仍旧有其存在的别样形式。丹尼尔·戴扬、伊莱休·卡茨认为：“通过组织者和电视台之间的合作，事件的表现带着仪式性的崇敬，所用语气表达出神圣和敬畏。传达的信息是一种和解，在和解的气氛中参与者和观众被请来共同克服冲突，或者至少使之延续或缩小。几乎所有这些事件都有英雄人物，而围绕他们的进取精神，社会重新统一的主题就产生了。从语用学上讲，事件使巨大的观众群心驰神往。在观看一名奥运会名星或一位宇航员的超人成就时，全国乃至几国，有时全世界都会为之振奋。”[10]荣格派学者约瑟夫·亨德森（Joseph L. Henderson）（1964）认为，世界上各民族的英雄具有同类型的共性。“这些英雄在细节上千差万别，但是越仔细观察，就越能够发现其结构上的相似之处。也就是说，尽管神话由不同的团体或个人所发展，彼此之间没有任何直接的文化联系。但它们已然具有一宗普遍性的模式……”[11]英雄之所以存在于人的潜意识中，有其心理学的固有根源。“亨德森认为，英雄神话能够帮助个人培育我们的自我意识，让他们在长大之后能够处理难题。英雄形象以分离主义与个人主义来帮助人们摆脱父母与监护人的形象，这也就是英雄形象在历史上随处可见，以及地位重要的原因了。”[11]英雄一旦面对媒体，则必然会缔造出大量崇拜英雄的人，英雄自身的感召力十分强劲，英雄的群体构成了人类男性的终极价值谱系。

各种类型的足球运动员都有自己的踢球风格，但在模仿英雄的价值指向上则完全相同，球员便成为一种包含了足球机制、球员本能以及媒介势力的集合体。狄德罗说：“演员靠灵感演戏，决不统一。你不要希望他们前后一致，他们的演技有高有低，忽冷忽热，时好时坏。……可是演员演戏，根据思维、想象、记忆、对人性的研究、对某一理想典范的经常模仿，每次公演，都要统一、相同、永远始终如一地完美……他象一面镜子，永远把对象照出来，照出来的时候，还是同样确切、同样有力、同样真实。”[12]大而言之，竞技体育都在制造英雄，所不同的是英雄的类型。即便同一文化体系的英国和美国也有不同的英雄理念。通常而言，美国人不喜欢英式足球，其中的缘由较为复杂，但是，美国人认为英式足球太像演戏。欧洲和美国的演艺界对表演的方法一直有不同的看法。孙惠柱曾回忆说：“我到美国第一个暑假给英国导演斯蒂夫·珀西当助手排《第十二夜》，他对我说，美国演员只会方法派，怎么演莎士比亚？给我留下深刻印象。”[13]美籍华裔导演王正方和李安对美国的方法派作出了如下评价：有人认为只有那些慧根差的演员，才去学那个什么“方法表演”（method acting）。我们想起纽约电影界盛传的一则故事；霍夫曼（Dustin Hoffman）和劳伦斯·奥利佛合演“Marathon Man”，拍摄地点在纽约。霍夫曼在片中被坏人追杀，没命的奔跑，三十几个小时没睡觉。他为了进入剧情，也就不吃不睡了一天多，面容憔悴的来到现场。天才演员奥利佛见了他大吃一惊，询问：“你怎么了，病了吗？”霍夫曼告诉他这是进入剧情的“方法表演”。老奥利佛却说，身体这么虚弱不能拍戏。霍夫曼问他：“不然我该怎么做？”“老小子”，奥利佛回答：“你就演哪，你演哪！”（Old boy， you act， you act.）[13]。

孙惠柱进而总结了美国人的表演观：“老奥真是深得加里克真传的狄德罗式的理想演员，连霍夫曼这样的美国大演员都要被他暗笑。其实这个例子最重要的启示是，霍夫曼也在极努力地摹仿角色的理想范本—但他不像奥氏那样有召之即来的外在摹仿能力，只能将内在自我照着角色的范本改造后才能演，要更辛苦得多。”[13]在戏剧学的意义体系之内，角色和动作是具有同等价值的两个概念，电视时代到来后，许多学者都认为电视语汇更适合表达角色而非动作。阿瑟·伯格即认为：“每种媒介囿于其性质，无论它传递何种形态或类型的大众艺术，都会受到某种限制。例如，由于电视影像的小屏幕及其特性，电视就不能成为放映大型战争场景的理想媒介。电视是‘特写媒介，更适于表达角色，而不太适宜展示动作。”[11]可以认为，足球运动员从小到大最熟悉的功课便是动作，球员们的动作会通过电视、网络等视觉形象的媒介传达到世界的各个角落，成为人类活力的一种标杆或身体极限的象征物象。

武器崇拜与英雄崇拜的分野在于武器是人的控制对象，它一向缺乏质感、性感以及内在的灵魂。人们可以在大罗、小罗、梅西等人身上看到一种由超强技艺武装的技能，而这种技能又和创世纪时期的毁灭性武器十分相似。于是，足球的镜像开始变得极具复古意味。巨星扮演着古典神话中的人物，其每一次为射门而设计的动作都宛如超人在使用毁灭性武器，巨星在本质上再现了史前人类英豪们的系列性行为。“当我们谈及想象的时候，总是想到戏剧。体育中无疑具有戏剧性，但是体育中的戏剧性不能证明体育就是艺术。体育中的戏剧性是发生在运动员身上的。贝斯特曾假设一个年轻人来详细阐明这个观点，年轻人约翰史密斯，此时他既是足球守门员，又同时是舞台剧哈姆雷特的扮演者。显然，当我们说体育中的戏剧性发生在足球守门员身上时，就是真实地发生在约翰史密斯身上，此时足球守门员与约翰史密斯是可以划等号的；而当我们说戏剧中的戏剧性发生在哈姆雷特身上时，这种戏剧性是发生在由史密斯扮演的哈姆雷特的角色身上，而非约翰史密斯本人。戏剧性以及他的同类在现实生活中被广泛应用，这些现实生活也未必就是艺术。”[14]即便是英雄也会受到时间的考量，神话的价值就在于它忽略了时间的残酷性，而世俗世界中的人都无法经受得起时间的检验。

从终极的意义上考量，人类必须面对生老病死的考验，人类对此从来都无能为力。雅斯贝斯对竞技现象的局限性也有清醒的认知：“即使体育运动给合理化的生活秩序设下了界限，仅仅通过体育，人还是不能赢得自由。仅仅通过保持身体的健康，仅仅通过在生命勇气上的升华，仅仅通过认真地‘参加游戏，他并不能够克服丧失他的自我的危险。”[9]在人类社会中，自由是一个很高的理念，任何一个人都会在生命中的某一个时间段将自由看作是人生的最高目的。但是，人类实现自由则十分艰难，甚至根本无法企及。人类短暂性地实现自由的场域只能是游戏场。胡伊青加更是将游戏看作是一种人和动物共有的本能。“动物和儿童必定游戏，因为它们的本能驱使它们游戏，因为游戏服务于发展它们的身体能力与选择能力。‘本能一词却引入某种未知的性质，同时一开始就假设游戏的有用性也陷入了预期理由（petitio principii）的谬误之中。儿童和动物之所以游戏，是因为它们喜欢玩耍，在这种‘喜欢中就有着它们的自愿。”[7]莫尔特曼曾将世界看作是儿童的戏场。“赫拉克利特（Heraklit）说过：‘人生是游戏的儿童，是棋盘上挪动的棋子，王位属于儿童。世界的起源及这个世界之中万物的秩序，都具有游戏的特征。在戏剧中，上帝和人类把自己全都交给了作为整体的世界。在戏剧中，世界展现自己的美。作为游戏，世界在深渊上方旋转。因此，世界的王国属于儿童。”[15]从生物学的角度看，人类是这个星球上唯一知道自己要死亡的生物，但是，儿童则是个例外，儿童也不知道死亡，因此，莫尔特曼心目中的自由者只能是儿童或者动物，成人的世界里只有信奉某种极端信条的人才可能达到某种程度的自由，而前提是这种信条有足够的能力遮蔽掉死亡的真实性。正因如此，莫尔特曼还将最理想的人生境界视作是一个游戏场域，处于游戏状态的人临时性地找到了所有的意义，全然不管着这种临时性感知的巨大虚伪性。“从现代哲学解释来看，这意味着：世界高深莫测。我们向世界开放，而人类存在的这种开放性同对整体的深不可测性的认识交织在一起。正因为如此，我们才能够表演。只有在游戏中，人才能忍受世界的根本的偶然性并适应这种偶然性。在游戏中，人类展示并保持自己的自由。在游戏中，人类使偶然世界的或然性和他们自己自由的力量变得重要起来。自由王国就是游戏王国。”[15]在莫尔特曼看来，人类所期盼的自由王国只能在这种游戏场中实现。莫尔特曼高度颂扬过游戏的自然性价值，并将其当做一种人类无法挣脱的必然性。“规律的固定性所推行的‘必然性，只是由过去的经验中产生的适应与假定的开放网络，是把握和认识未来可能性的一种方式。形形色色的游戏作為构建更加复杂的生命系统的途径，既包括必然性也包括或然性，既包括规律也包括自由，既包括现实性也包括可能性，既包括过去也包括未来。”[15]在游戏的高度上认知足球的表演内涵更有意味。质言之，足球竞技中的扮演现象比比皆是。巨星扮演着超人，超人可以主宰世界终极命运，一个人可以创造一种遮蔽天灾的环境，自然的镜像和人为的扮演感之间的距离再度消弭，足球终于缔造出一种亦真亦幻的世界。

足球是一种自然游戏。面对人类终极命运的未知性，游戏自然而然地走到了悲剧的境地。在脱离了生存性动机之后，任何一种游戏仅仅具有象征性价值。游戏在失去了实用性意义之后，只能成为人类生活中的一种酒神精神的缔造源头，换言之，现代世界中的游戏仅仅是在扮演一种远古人的生活方式，而其在现时代的价值只能定位到一种醉酒当歌的状态，它沾染了诸多的滑稽性的元素，同时也在终极的意义上逼近悲剧，其中的缘由很简单，处于游戏状态中的人可能是幸福的，但在摆脱了游戏状态后的人则是悲催的。游戏行进到这里，最终只能和人类的戏剧形态达成一种妥协。于是，人们看到一种令人惊叹的一幕，人的醉态更近似游戏形态，也更像一种喜剧形态，而人的清醒状态则近似悲剧。游戏和戏剧最终在此达成一种和解，它揭示出另外的主题。人类的文化诞生于游戏，而人类的终极命运也只能终结于游戏。作为一个寻常物种的人类不可能永存于世，其在未来没有极限，只能是死亡，而超越死亡的手段或许只能是短暂而绚烂的醉感状态。质言之，自然游戏的本质是一种喜剧，而人类的终极命运则是一种悲剧。足球只能在这里找到其终极性的归宿。

4 结语

对于生活在礼法或教化秩序中的人而言，足球可能是极为野蛮的一种存在。足球赛事本身充满了对抗性，而球场中的观众也处于高度对立的状态。足球为此构建出一种敌对性、战斗性和死亡性的寓意空间。足球构成了一种人性恶的大本营。在足球的场域内，类似杀伐、攻克、虐待之类的极端性内涵随处都会展现出来，足球只能缔造一种超危机的事件。足球的终极目的可能是净化人心，但足球的竞赛过程则是一种充满仇恨感的存在物。足球的至高价值体现其本身的虚拟性层面。而超越其虚构层面的元素则是高度的法规监督机制。高度公正的裁决能力是来自欧洲的足球游戏的生命力源泉。在此意义上可以认为，足球很难消亡的原因就体现在它具有了高度发达的法系监督能力。足球的确更像战争，但这种战争具有可控性、游戏性和仪式性。足球从此披上了一种温和的外衣，成为人类值得信赖的观赏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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