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 波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外国所）

以中国为中心的“朝贡—册封”秩序体系属于历史上形成的一种前近代地区国际体系。英国国际政治理论委员会曾对中国古代的朝贡国际体系进行深入分析。杰费里·哈德逊认为，中国与朝贡国家保持着不平等的关系，但是朝贡对中国来说主要是政治意义，而不是经济利益，出来要求朝贡国定期朝贡和承诺不进攻中国，中国一般不干涉朝贡国家的内政和外交。怀特在《国家体系》一书中，把以中国为中心的朝贡体系称之为“宗主—国家体系”，并认为它同由主权国家所组成的西方国家体系有着很大的区别。布尔在谈到中国古代的朝贡体系时，也明确指出，中国与朝贡国所构成的体系中，只有一个独立政治共同体才拥有主权，因而不具备国家体系得以存在的一个基本前提条件，即同时存在着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主权国家。其实，在布尔和沃特森的理念里，中国古代的春秋战国国家体系比朝贡体系更适合作为英国学派国际体系的分析案例。新近的一些英国学派学者则认为中国古代的朝贡体系是一种地区性的国际体系，有着朝贡的制度性规范，约束着体系内国家的互动关系。

不过，遗憾的是，由于历史文化等原因，英国学派有关中国古代的朝贡分析过于简单，“迄今为止，英国学派学者与其他西方国家关系研究者一样，还是一直无法找到合适的学术范畴来描述古代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地区国际体系，他们总是根据现代主权国家的国际关系概念体系对此加以论述，从而无法准确理解东亚朝贡体系”。本文基于英国学派的国际体系理念，试图跨越学科范围的限定，从历史比较的视角出发，对“朝贡—册封”秩序下的古代东亚国际秩序进行探析，研究东亚历史发展中的连续性和相关性，以此为当今维护东亚地区的和平与发展提供可资借鉴的经验教训，为构建东亚一体化提供了相应的路径支撑。

布罗代尔曾指出：“如果不谈奴隶，不谈附庸性经济，欧洲是不可理解的。同样，如果不谈其国内的未开化民族和国外的藩属，中国也是不可理解的”。要想从根本上理解东亚秩序，就必须了解“朝贡—册封”体制及其赖以存在的观念和理论基础。当前学界在阐释东亚一体化进程以及诸多东亚问题研究时，多半集中在二战后的几十年里，特别是冷战后的十多年，这明显缺乏一种对东亚发展的“历史性”研究。诚如巴里·布赞所言：现有国际关系理论中国际体系的概念化没有一个能够描述和分析国际体系在世界历史的进程中是如何出现和如何演变的。在有关东亚历史的发展动力和历程解释图景中，美国现实主义等国际关系理论模式过去一直占据主导地位，这一研究模式以国家中心，这种历史世界观内容简化，也不符合东亚历史发展的事实。

1 “朝贡—册封”秩序的概念界定

在威斯特伐利亚体系所形成的近代国际关系体系之前，地球上还没有全球性的国际体系，只是存在着相互隔离封闭的区域性国际体体系。在人类基本生活在彼此隔绝的地区中的时候，东亚就是自成体系的世界。约瑟夫·奈认为一个国际性地区就是“因一种地缘关系和一定程度的相互依存性联结到一起的有限数量的国家”。如果按照奈的定义，尽管古代东亚国家是一种王朝国家，非现代意义上的主权独立国家，但是，就地缘关系和相互接触作用性来说，古代东亚地区的确存在一种秩序。这种秩序就是由中国历代中央王朝与周边国家长期外交关系而形成的“朝贡—册封”秩序。古代东亚各国间的政治秩序中，存在着册封体制，它规定着当时的国际关系。朝贡体系就是中国特色的外交哲学，它是一种带有强烈道德色彩的关于东亚国际秩序的安排。

国内学界关于“朝贡—册封”秩序的界定，有着不同的看法。李云泉先生认为：起源于先秦时代的朝贡制度，以四夷藩国的称臣纳贡和作为宗主的中国朝廷的册封赏赐为主要内涵，经过汉唐时期的发展，至明代臻于缜密完善，成为中国历代王朝“羁縻”、“四夷”、“怀柔”远人的重要手段。喻常森先生则认为，基于地缘政治因素和儒家传统文化的影响，古代中国封建统治者创造出一套中外关系体系，这就是所谓的朝贡制度，也叫封贡制度。而海外学者费正清及其他诸多国外学者称其为“华夷体系”，此外也有学者将其称为“天朝礼治体系”而将“朝贡”与“制度”相结合，形成一种带有体系特征的的国际秩序模式，出于西方学者笔下。朝贡制度（tributary system）“这一概念是基于描述的目的由西方发明的”

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势力相对强大的政权，为了保卫其核心地区的政治安全，都或多或少地有自己的朝贡—册封制度。朝贡的范围所包含的具体国家，随着时代的变迁，会有相应的缩小或扩增，但其基本地域并无多大出入。“朝贡—册封”秩序所涵盖的范围主要包括：东边的高句丽、百济、新罗等朝鲜半岛国家、琉球群岛及日本列岛；西边经河西走廊“丝绸之路”的中亚、西亚的爱乌罕、浩罕王国等诸国、南边主要包括安南、缅甸、老挝、柬埔寨，这些国家向中国朝贡，而中国则以宗主国的身份，向这些国家封爵授官制度。

2 英国学派国际体系理论在朝贡体系实践分析

英国学派布尔和沃特森主编的《国际社会扩展》一书，对中国古代的朝贡册封秩序进行分析，认为传统的中国“文明”标准，圣化为儒教学说。“中国古代的天子，按照上天的意旨统治中央王国，在原则上，它涵盖了全世界，既包括文明化的地区，也包括尚未文明化的蛮夷地区”。本书对古代中国为中心所构筑的东亚区域性国际体系的阐释，无意弘扬“中国中心主义”，更不想通过放大“朝贡—册封”秩序来散播中国的自我民族主义大国沙文主义思想，而是本着“实事求是”、“以史为鉴”的原则，回顾历史上存在过的地域性国际关系体系，从中总结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教训，力图探析当下东亚国际秩序的生成机理以及如何去理解世界和中国。诚如宇都宫清吉氏所言：“‘东洋史研究’正是‘我们在东洋历史世界中，为了发展新的人性，寻求无法割断的生命联系的学问。”

古代中国政治哲学的分析单位是“天下”，强调“仁”与“和”，当然这种天下未必就等同于现在意义上的世界。但“天下”的情境绝不是国家本位思想，它的着眼点是化“干戈”为“玉帛”的“仁”、“和”思想，是一种和谐的周边地域性国际秩序构想。有“天下”才有“国”然后才到“家”，即“大道既隐，天下为家”，这是一种世界本位思想。其研究路径是：“天下—国—家”。可见，本体论上中国传统的思维是弱式物质主义；在方法论上，强调的是辩证法的思想，阴阳、矛盾；在认识论强调的大同、和谐，强调的是体系的和平演变。然而西方政治哲学里面，没有“天下”这一层次，其视角没有超越国家本位，研究路径为“个体—共同体—国家”，尽管当前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中的新现实主义、新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强调“体系”，但终究没有脱离国家本位的政治分析单位。建立在国家本位思想上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让当代国际关系理论无法脱离其框定的以主权国家为本位的研究范式窠臼，本质上是以国家去理解世界。任何高于或大于国家的政治单位和政治利益的分析范式仍未产生。

英国学派学者马丁·怀特在《为什么没有国际理论》一文中，认为“国际理论”是关于国家间关系的一种思考传统，它被认为是关于国家思考的“政治思考”的孪生物。因此，国际理论是不存在的。怀特犀利且深邃的认识，切中国际关系研究中国家本位要害，国家视界对于“全球治理”来说，范围过窄，最终演绎出的将是国家利益的争斗和大国权力的转化。这明显缺乏一种对整个世界的思考与责任。当下全球化和各国相互依存的加深，世界已经联为一个整体，日益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攸关性”秩序。全球治理就是要使“无效的世界”通过一种新的模式，变成一种超越脱离国家本位的“世界社会”思维，即从世界整体的角度去理解国家。这里并不是要强调一种颠覆主权国家的普世的革命主义思想，而是认为当前国际关系研究有必要加强对个人、跨国行为体的研究，固然从个别到一般的归纳与从个别到个别的类比是研究国际关系的两种基本方法，同样从一般到个别的演绎也是国际关系理论的一种经典方法。这里的一般就是“天下”、“世界社会”，个别就是主权国家和个人。我们需要用一种世界的眼光与责任来思考单位国家和个人。

英国学派国际体系的概念强调的体系成员之间的互动及其形成的框架范式。这个体系的运行既需要大国的力量均衡，也需要制度性元素的推进。当中国成为一个必须为世界的和平与发展负责任的大国时，在理论上，我们不能只有引进消化吸收，更多的我们还需要去糅合博大的中国历史文化去尝试理论的重塑与创新。在我们贡献世界经济力量的同时，我们的文化，我们的国际关系理论的共享将会成为重要的议题。

中国的发展现在已经成为世界性的热议话题，尤其是习近平总书记有关“一带一路”、人类命运共同体等核心概念的认识，已经成为国际社会的重要讨论议题。就英国学派国际体系扩散的本质内涵来看，无论是中国发展的环境还是崛起的过程，中国的崛起远不同于美、德、日等国的战争崛起模式。在中国军事实力远没有达到区域或世界支配地位的前提下，依凭对内经济建设与对外改革开放的发展战略而实现脱胎换骨式的崛起，这充分反映出当今国际社会的内在运行机理与之前的国际体系是截然不同的。利益分配共同化的加深、规则执行力的提升、规范认同度的增加、价值观念协调度的融合等是现行国际社会的几大核心要素。现行国际社会是秩序与正义的统一体，二者共同运行维系着国际社会的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