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 涛

（兰州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工业革命自18世纪60年代开始，全球的工业不断迅猛发展，人类创造出了比以往古代社会还要多的财富。但是在经济迅猛发展的同时，全球的生态问题也渐趋严峻。资源短缺、土地退化、沙漠化、水土流失、森林减少等都成了当今社会各国政府所不得不面对的全球性问题。而这些生态环境问题反过来制约着经济的发展。人类为了一味的追求经济社会的发展和物质财富的创造，对于地球生态造成了无法磨灭的损害，短期来看，经济社会的发展是显而易见、突飞猛进的，但反而言之，类似于以往不计对环境的破坏与能源的消耗的发展模式，必然是无法长久的。引用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所说的一句话：“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1]近些年来，在全球各地因为环境问题所导致的灾害不在少数，我们一般将其称之为生态灾难。“生态灾难（ecodisaster）是指特殊干扰事件引起的生态性结构损毁与功能丧失，进而造成对相关生命的伤害，冲击与灭亡等灾难。灾难幅度有大有小，大型生态灾难所涵盖的时空尺度大，伤害范围广，复原时间长。”[2]位于美国的南太平洋垃圾带，用一个直观的数据来说明的话，它的大小与美国最大的德克萨斯州两倍面积相当，令人触目惊心。

1 全球生态问题的历史性因素

十九世纪，恩格斯就对于生态环境的问题提出了自己的思考：“美索不达米亚、希腊、小亚细亚以及其他各地的居民，为了得到耕地，毁灭了森林，但是他们做梦也想不到，这些地方今天竟因此而成为不毛之地，因为他们使这些地方失去了森林，也失去了水分的积聚中心和贮存库.阿尔卑斯山的意大利人，当他们在山南坡把在山北坡得到精心保护的那一种枞树林砍光用尽时，没有预料到，这样一来，他们就把本地区的高山畜牧业的根基给毁掉了；他们更没有预料到，他们这样做，竟使山泉在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内枯竭了，同时在雨季又使更加凶猛的洪水倾泻到平原上。”自然界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家园，对于自然界的破坏，最终会迎来自然界狂风暴雨般的报复。

自然先于人的存在而存在，人类是自然界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虽然人来源于自然，却又无时无刻不在遭受自然环境的制约。早在原始社会，人类生产力水平极为低下，对自然界的依赖相当严重，用一句谚语来说，就是“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由于早期原始社会的生活来源主要以采集为主，而女性又在采集业中占据了相当重要的地位，因此早期原始社会是以母系氏族社会为主的，当然，这也从侧面反映出了对于自然环境的依赖。

父系氏族社会形成的原因其实也大同小异。在新石器时代，随着生产力发展，人类制造出了农业工具，农业在人类生产资料的来源中占据了绝大多数，又因男性先天于生理上与女性的不同，男性变为整个社会的主要劳动力，父系社会逐渐代替母系社会。由此可见，无论人类的生存抑或是社会的发展与完善，离不开对于自然环境的依赖。

但是在工业革命开始的近一百年时间，人对于自然界的依赖似乎发生了变化。资本主义制度一切以利益为前提，资本家必然要求利润最大化。他们贪婪的攫取无产阶级的劳动力，自然资源与生态环境也无从幸免。而因为殖民主义的盛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无休止的破坏其殖民地的生态环境，以求得本国的经济发展，导致了生态问题的全球化。不可否认，资本主义对于整个世界经济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但我们也需要反思，这些国家对于全球生态环境的破坏同样也是不可估量的，这些影响时至今日依然存在。

2 中国共产党对于生态文明建设的早期探索

中国共产党对于生态文明建设的思想并不是突如其来，而是一脉相承的。毛泽东作为共产党的第一代领导人，对于生态文明的早期发展做出了应有的贡献。早在1928年土地革命时期，毛泽东就在革命区江西永新倡导老百姓植树造林。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由于连年战乱与饥荒所导致的林木种植面积大面积减少，中国将植树造林这一措施作为了一个当时的重要任务。而在之后所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暂行纲要》《关于在全国大规模造林的指示》等一系列政策以及于1973年我国召开了第一次环境保护会议，均彰显出了早期中国共产党对于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视。

在改革开放以后，对于生态的保护更多的提出了许多具体方案与措施。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我们国家将建设的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了，随着经济的飞速进步，我们本国的环境问题也不断显现。资源短缺、部分地区环境污染严重，人口过多都成了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但社会对于生态环境的保护，无法仅仅靠一些法律法规来进行，这样必将使经济建设掣肘，而使我们国家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重心发生偏移。于是邓小平在1988年创造性的提出了一个观点：“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3]

中国在改革开放初期，经济的发展主要依靠第二产业。众所周知，工业的发展势必要消耗资源、排放废气废料。只有发展科学技术，才能在中国的经济发展中降低能源消耗，提供有效的处理污染技术以及预防并减轻相应的污染问题，才能减轻发展与治理之间的矛盾。

3 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提出

随着国内各项产业的发展，我国不断加快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步伐，而这样也意味着我国的生态文明建设又有了新的挑战与要求。由于能源的逐渐枯竭与对未来永续发展的考量，党中央于1992年《中国环境与发展十大对策》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战略要求。

可持续发展认识到了自然资源有限性，必须对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加以限制于它的再生速率之内，才能实现地球资源利用的可持续性。我国是一个资源大国，各项自然资源在全世界的排名都居于前几位。然而因为人口众多，自然资源的分布很不平衡，为了协调发展，南水北调、西气东输等工程不断建立起来。资本主义国家在资本的原始积累当中消耗了大量的资源，不顾一切的追求最大利润，对于自然界的破坏相当巨大，发展到如今，环境问题爆发出来，治理费用远超当时所获得的利润，目光短浅是导致这一结果的重要原因。但是因为早期的经济积累，现如今的资本主义通过经济转型，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将原有的高污染产业全都向其他发展中国家进行转移，使得本国的生态环境不断改善，其它发展中国家经济看似也飞速发展。然而这种发展归根结底是一种生态侵略，看起来仿佛是互利双赢，但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所造成的损害其实是难以估量的。

我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只有依靠自己，才能逐步建立起保护生态环境的发展模式与体系。我们必须将可持续发展战略与生态文明建设统一起来，才能使人和自然界更加友好的相处，使我们国家可以持续性的发展。

我国在早期经济发展中，主要以粗放型经济发展为主，创造相同GDP的能耗值是发达国家的几十倍，甚至上百倍。秉承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原则，不断创新发展科技，大力推进新能源的使用与采集技术，新材料的制造以及生态产业的发展势在必行。因此党的十六大中明确提出了：“走出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路子”[4]的要求，为我们以后经济的发展指明了道路。前车之鉴后事之师，我们不会像别国一样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不能将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对立起来，只有转变新型工业模式，我们的建设之路才会越走越宽。

4 当代中国对于生态文明建设的进一步发展

自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继承与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内容，创造性的形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促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飞跃。其中包含许多有关生态文明建设的新思想，值得我们借鉴学习。

生态文明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应有之义。在十九大报告中提出：“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奋斗。” 环境就是民生，青山就是美丽，蓝天也是幸福。进入新时代，我们既要创造更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也要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持之以恒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认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人与自然之间是生命共同体的关系，唇齿相依。人类只有尊重自然规律，才能在发展过程中少走弯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当代社会发展变得更加多元化，生态不仅仅是自然财富，同样它也是社会财富与经济财富。生态经济近年来不断发展，已经成为我国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生态文明建设并不是高高在上，而是与老百姓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2016年北京市的数据来看：“北京全市PM2.5年平均浓度为73微克/立方米，此数据超过了国家标准1.09倍。2016年，北京全年累计启动重污染预警17次，分布于36天，其中有6天重污染红色预警。”[5]雾霾对人们的出行已经造成乐相当大的不便，具有很大的安全隐患。但是生态污染，不仅影响着人们的生存环境，同样也严重影响着人民的身体健康。一份来自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报告称，PM2.5每立方米的浓度上升20毫克，将会导致中国和印度约34万人死亡。“老百姓过去‘盼温饱’，现在‘盼环保’；过去‘求生存’，现在‘求生态’”。[6]要实现人民幸福，改善环境问题迫在眉睫。

我国为了改善生态环境，做出了一系列努力。在经济发展上，改变原有的矿藏经营模式；提高森林覆盖率，发展森林经济；进一步提升能源利用率，增加资源利用效率，而最终的目的是构建出一个经济、社会、生态一体化发展的系统。

为了保证生态文明建设顺利进行，我国建立起来了一系列的“生态红线”。其中包括了18亿亩“耕地红线”、37.4亿亩“森林红线”、8亿亩“湿地红线”，这些“生态红线”的设立，以数据来更加精确的警醒生态安全的重要性。习近平强调，保障生态安全，首当其冲要严守一个个“生态红线”。“生态红线，是国家生态安全的底线和生命线，这个红线不能突破，一旦突破必将危及生态安全、人民生产生活和国家可持续发展。”[7]

在治理环境污染时，要牢牢把握协调发展的方法，万万不可顾此失彼。大自然是一个互相依存和影响的系统，单单为了治理一方面必然无法攻成，要深刻领会唯物辩证的方法，了解事物是普遍联系的这一基本规律，才能真正将我国的环境问题更好地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