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亚仝

（北京市教育学院附属中学，100035）

1 留学经历对郁达夫性格养成的影响

郁达夫本人年幼丧父，成长中缺乏一个稳定可靠的角色，母亲又忙于照顾他们兄弟三人的生活，很少能给他特别的关爱。对于童年时候窘迫受欺的生活状况，以及孤独寂寞的生活状态，郁达夫在他早期的自传中频频提及。在后来的成长经历中，郁达夫早早地离开家庭，在外地求学，其聪颖的天分以及过人的文学天赋，又使得他遭到了周围同学的排挤，在同学中“得了个怪物的称号”，因为“连话也不会说的乡下蠢材，做出文章来竟然会压倒侪辈，必然是怪物无疑了”。来到了日本后，身处陌生的岛国，这种敏感、文静的习气没有得到改善，反而进一步强化了。在青春期到成熟期转变的关键节点上，郁达夫身处异乡，没有可以谈心的朋友，没有可供依靠的亲人，经济上也不甚宽绰，这促进了他性格中消极因素的极端发展。

可以说，郁达夫本人在日本的求学经历，是日本大正年间赴日中国留学生的一个缩影，其笔下描述的受到的屈辱与不公正待遇也是本人性格养成中的真实切片，这为他后来文章和性格中的消极因素受到国人非议提供了一定解答。

2 留学经历提供了文学创作的平台

首先，郁达夫的小说创作的方式方法，和日本“私小说”有千丝万缕的关系。“私小说主要以伤感的笔墨来描绘自己内心的苦恼和隐私，不进行宏大叙事也不在情节上耐心雕琢，企图以真实的经历和情感来影响人、感染人。”无论从文章结构还是从郁达夫自述中看，日本的作家，尤其是以佐藤春夫、葛西善藏、田山花袋为代表的私小说作家，对于其文学创作产生了较为重大的影响。正是在日本，他接受了完整的大学教育，有机会阅读大量英德日法等国文学著作，最终选择了文学创作的道路，并进行了大量的创作实践。

郁达夫对于这一段日本留学经历的感情是复杂的。他对于日本“山川的明丽，生活的刻苦，秩序的井然”在回国多年后仍然念念不忘，而另一方面，他对当时日本社会中对于中国人随处可见的欺负与蔑视，又使得他痛恨日本，发誓再不回到“这岛国上来”，“受她的欺负折辱”。旅居日本时孤独的生活也强化了他本人性格中的消极成分。但是回到国内以后，由于当时军阀混战的现实，郁达夫和中国的大多数社会阶层一样处于颠沛流离之中，生活上反倒不及日本的安定，所以在日本创作时文中“颓废”“零余者”的艺术形象继续延续了下来，甚至更加沉重、更加灰暗，举例来说，国内发表的《春风沉醉的晚上》《薄奠》《南行杂记》等著作，所使用的仍然是在日本发表的文章中的笔法，其基础在于日本留学期间阅读、模仿、创作经历。

3 留学经历促进本我的超越，自我的突破，超我的追求

郁达夫虽然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极深，但并非是传统士大夫那样“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人，对于社会改革的参与比不上鲁迅以及郭沫若、成仿吾等诸多旅日留学生，而他也未像鲁迅笔下“精通时事的人”那样，含混度日、不思进取，彻底地沦于颓废和消沉。郁达夫更像是一个中间派，不能做到鲁迅等人的激进、勇猛，而面对社会不公与黑暗的时候，也不能完全地趋于麻木，总是以其独特的自我剖解的方式予以反抗。对这一点，郁达夫本人也有所察觉，他多次对友人自陈：“我是个文人，不是个战士”，对他当时在社会斗争方面存在的一定的软弱性予以承认。

著名心理学家弗洛伊德创造了精神分析的方法，将人分为“本我”“自我”“超我”三个方面，可以说日本相对现代化的生活，让郁达夫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国内生活中礼教的沉重枷锁，有精神和物质上的充裕去张扬本我。《沉沦》中窥浴、偷听、乃至于“被窝中的犯罪”，都是郁达夫本我驱动之下，对自身生活的真实写照。同时，日本在经历了明治维新后，在大正年间正处于文明开化的最好时期，自由开放的社会环境和都市人文条件，都让郁达夫产生了对自由、人性、爱情的强烈追求，这一切都促进了郁达夫自我的发现、“人的意识”的觉醒，这也是郁达夫能够在五四运动中占据一席之地的原因，因为在标榜人的价值与自由方面，二者是相互契合的。所以郁达夫本质上不同于日本“私小说”作家，而更接近于一位在现实中挖掘自我、拷问真理的作家，事实上他也找出了这个问题的答案——国家，正是国家的悲剧引起了人的悲剧，所以在《沉沦》一文的结尾处，他发出呼告：“祖国啊，你快富起来吧，快强起来吧，你还有许多儿女在那里受苦呢”。以这种思绪作为引子，若干年后，郁达夫正式奔赴抗日救亡的前线，以笔做刃，转变了创作的方向，选择在文艺战线上鼓舞军民的斗志，同时用自己的生命掩护了许多革命人士和爱国华侨。在爱国救亡的道路中，郁达夫不再是一名文人，还是一名战士。在实现超我的过程中，他找到了解决“人之苦闷”的办法，实现了自我的价值。

结语

郁达夫是上个世纪中国文坛上一位著名的人物，他把大胆的自我暴露与自我剖解引入文学创作中来，带给当时文坛极大的震撼。在日本的留学生生涯不仅促进了郁达夫固有的孤独、敏感性格的养成，还为其艺术创作提供了良好的平台和环境，也正是在日本的经历，促使他寻找并发现了一条获得自我解放的道路：将自身与整个民族的兴亡结合起来，走出自我的狭隘圈子，实现了自我觉醒与超我的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