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慧娟

（太原师范学院地理科学学院，山西 太原）

秦汉时期，出于政治、军事方面的考量，中央政府曾采取并实行了一项以关中地区为主，“依托关中、控驭关东”的政策，今姑且称之为“关中本位制”。而关于这项制度，前人已经做了一些研究，如辛德勇先生《汉武帝“广关”与西汉前期地域控制的变迁》一文[1]，在研究汉武帝“广关”的同时，已然将“关中本位”的概念提出，但是文章主要是着眼于“广关”的地缘政治和军事地理意义，并未就“关中本位”的具体内容多事申说，因此针对这项政策的缘起和实行，还有进一步充实和挖掘的必要。另外，陈伟、孙家洲、胡方、梁万斌等人的研究亦对这项政策有所涉及[2]，其或是从军事战争方面、或是从地域控制方面、甚至是从马政和民族心理方面分析了“关中本位”政策实施的必要性以及重要作用。但是上述研究皆是从一个或几个侧面涉及，未能将“关中本位”作为一项完整的制度进行研究，对其背后动因的探索亦稍显不足，而一项制度的产生、实行、消亡必然存在一个动态的过程，笔者认为完整的复原其整个过程，并探讨背后的动因，以及该项制度对于整个国家政治、经济、军事、社会、文化等各方面的影响，是十分必要的，有鉴于此，草成是篇，不当之处还望方家不吝赐教。

1 “四塞之国”的关中

“山东出相，山西出将”乃是一句古谚，出自《汉书·赵充国传》[3]，其亦见于《后汉书·虞诩传》，作“关西出将，关东出相”[4]，“山”想必是崤山，而“关”自然是指函谷关，崤山与函谷关将当时的国家分为东、西两大区域，其西便是“山西”、“关西”，又称“关中”、“关内”[5]，其东便是“山东”、“关东”，亦称“关外”。而巧合的是，崤山与函谷关大致位于我国二级阶梯和三级阶梯的连接处，关西（山西）地区大致位于二级阶梯，而关东（山东）大致居于三级阶梯[6]，这在自然地理上或许是一种巧合，但是在秦汉时期的政治生活中，这两大区域的差异可谓泾渭分明。“关西（山西）”亦可称作“关中”，其作为京畿重地，在政治、经济、军事各个方面均局尊居上，而“关东（山东）”一地始终处于被遏制、被掠夺的状态，而这种局面的形成不仅出自自然地理因素，更是具有深刻的历史、政治原因。

秦王政二十六年（前221年），秦剪除六国、一统天下，而回顾秦国统一天下的过程，从地理意义上讲，便是依托关中、征服关东。众所周知，秦人起源于西方，大致位于今甘肃天水一带，之后一直向东发展，版图最大时甚至到达了黄河一线，与晋国“以河为界”，之后“国家内忧，未遑外事”[7]，河西地复为三晋所夺。到了秦孝公时，任用商鞅进行变法，其中有一项举措是：

并诸小乡聚，集为大县，县一令，四十一县。[8]

这四十一个县想必就是当时秦国的绝大部分领土，而其地域范围大致是今天的关中平原大部以及甘肃天水的部分地区。之后，秦国东征西讨，最终剪灭六国、一统天下，而以这四十一个县为核心的区域逐渐演变成为秦国乃至秦朝的腹心之地。

商鞅变法后，自魏国得上郡、自义渠得北地，又得秦岭以南的汉中、巴、蜀，甚至向东取得了三晋和楚国的大片土地，迄至秦始皇即位，秦之土地已经远较变法时广阔，所谓“当是之时，秦地已并巴、蜀、汉中，越宛有郢，置南郡矣；北收上郡以东，有河东、太原、上党郡；东至荥阳，灭二周，置三川郡”[9]，可见，这时秦已据有函谷关以西的全部土地以及关东的部分郡县。但需要指出的是，上述土地的获取均以商鞅变法之“四十一县”为基础，上郡、北地、汉中、巴、蜀后得，必较“四十一县”为卑，当然，以进入版图的先后来审视尊卑是片面的，但是上郡、北地位于今黄土高原地区，土地贫瘠、人口稀少、经济落后，自然不比土地肥沃、经济发达的“四十一县”；而汉中、巴、蜀位于秦岭以南，与“四十一县”距离遥远，且有秦岭这座高大的山脉阻隔，在当时的条件下，是很难形成一个统一的整体的。而函谷关以东的河东、太原、南郡等地本为六国故土，系秦暴力掠夺而来，反抗情绪强烈，自然无法成为秦之核心区域。

商鞅变法之“四十一县”所在区域，大致与今天陕西的关中平原重合，而关中平原山河四塞、易守难攻，且土地肥沃、经济发达，恰可成为秦之核心区。苏秦曾经这样称誉秦地，其文曰：

秦四塞之国，被山带渭，东有关河，西有汉中，南有巴蜀，北有代马，此天府也。[10]

“山”或指今之秦岭，或指古之崤山，“渭”自然是渭河，“关”当指函谷关，“河”想必是黄河，这个所谓“四塞之国”显然是指今之关中平原。另外，张仪亦曾赞誉秦地之险固，其说辞与苏秦相类，所谓“秦地半天下，兵敌四国，被险带河，四塞以为固”[11]，“秦地半天下”是表明秦国版图的广大，其时秦已北收上郡，南有汉中、巴、蜀，诚可谓广大，但是“被险带河，四塞以为固”仍然是在描述关中平原的险要。而“四塞以为固”一语亦出自范睢之口，曰“大王之国，四塞以为固，北有甘泉、谷口，南带泾、渭，右陇、蜀，左关、阪，……此王者之地也”[12]，此前秦军已攻克楚都郢，设置南郡，并领有黔中、巫郡等地，其版图绝不仅仅局限于关中平原，但是范睢口中的“大王之国”仍然是指关中平原。

在战国后期，函谷关的东、西两侧已经形成了截然不同的两大板块，西侧是秦国，其以关中平原为核心，北有上郡、北地、陇西，南有汉中、巴、蜀；函谷关以东主要是韩、魏、赵、燕、齐、楚这六个诸侯国，而秦国在军事上占据优势，向东进攻六国，函谷关以东的太原、河东、南郡等地可视作秦国领土向东的延伸。然则关中平原局尊居上，上郡、北地、陇西次之，汉中、巴、蜀又次，关东地区最次。

2 秦之“关中本位制”

秦始皇二十六年（前221年）初并天下，这既是秦国对于天下的统一，也是关中对于关东的统一，秦人正是依托关中，征服了关东，从这个角度来讲，关中可以视作秦人的“本土”，而关东在秦人看来不啻是“占领区”。在秦始皇统一天下之后，六国故土虽然均已入秦，但是由于多年的战争和对峙，关东地区的反抗情绪还是十分强烈的，而秦政权为了控驭该地，只得仰赖其“本土”关中，然则在秦政权的各项制度设计中，“关中”一地居尊居上是毫无疑问的。

始皇统一天下之后，曾经销毁武器，以示和平，所谓“收天下兵，聚之咸阳，销以为锺鐻”[13]，又“堕坏城郭，决通川防，夷去险阻”[14]，其中“收天下兵”似乎意味着普天之下的武器都被收缴销毁了，而“堕坏城郭”、“夷去险阻”指向不详，未审所在，而唐张守节《正义》认为“堕坏城郭”是“始皇毁坼关东诸侯旧城郭”[15]，其实汉人主父偃说的更为清晰：

及至秦王，蚕食天下，并吞战国，称号曰皇帝，主海内之政，坏诸侯之城，销其兵，铸以为锺虡，示不复用。[16]

“坏诸侯之城”之“诸侯”系关东六国无疑，“销其兵”之“其”指代“诸侯”，亦为六国，然则始皇帝销禁武器、夷平险隘的主要对象是关东地区。而与之相对的关中地区，却是另外一番景象，“缮津关，据险塞，修甲兵而守之”[17]，“津”主要指山陕之间北南流向的黄河，睡虎地秦简有“河禁”制度[18]；“关”包括函谷关、临晋关、武关等，而首当其冲的便是函谷关。可见在武备方面，始皇帝针对关中、关东两大区域采取了截然不同的政策，“秦王之心，自以为关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孙帝王万世之业也”[19]，然则关中系秦之根本重地已不言自明。

终秦一代，关中都是重兵把守的区域，仅首都咸阳就至少有五万士卒守卫[20]；而在秦末镇压农民起义时，“关中卒发东击盗者毋已”[21]，这又从一个侧面证明关中一地的军队不在少数；又战国晚期秦军伐楚，“王翦将兵六十万人，始皇自送至灞上”[22]，可见关中在短时间内可集结六十万军队，这其中固然有来自北方的边防军，但是关中一地驻有重兵自然无可争议，而考虑到秦政权“依托关中，控驭关东”的策略，这种驻军态势在后来恐怕没有大的变化。而除了关中平原之外，以上郡为核心的北部边防区亦驻有重兵，所谓“蒙恬将三十万众北逐戎狄”、“暴师於外十馀年，居上郡”[23]，关中平原系秦之核心区，而上郡位于其正北方，是防御匈奴南下的屏障，因此该地驻有重兵，且均为秦之亲子弟[24]。相比之下，关东地区的北部边防就虚弱了很多，文献于此鲜有记载，唯一有价值的就是“发闾左適戍渔阳，九百人屯大泽乡。陈胜、吴广皆次当行”[25]，渔阳位于北部边防，旧属燕地，而陈胜、吴广皆为楚人，由楚戍燕本来就路途遥远，且此次征发为“適戍”，也就是以谪遣戍，是一种针对平民布衣的惩罚性发遣，其战斗力自然不能高估。除了谪戍渔阳之外，秦朝还曾发遣谪卒征讨岭南，其文曰：

三十三年，发诸尝逋亡人、赘婿、贾人略取陆梁地，为桂林、象郡、南海，以適遣戍。[26]

逋亡人、赘婿、贾人或是曾经触犯过法律，或是身份地位不高的人，以之谪戍，可见陆梁洵非要地，而包括渔阳在内的关东北部边防亦难比上郡、九原、云中等处[27]。

可见，秦朝的国防重心在于关中，尤其是关中平原和上郡等地，而当时的人员、物资流动亦以此地为流向。如秦始皇二十六年（前221年），“徙天下豪富於咸阳十二万户”[28]；三十三年（前214年），略取“河南地”，“徙谪，实之初县”[29]；三十五年（前212年），“徙三万家丽邑，五万家云阳”[30]；三十六年（前211年），“迁北河榆中三万家”[31]；而“咸阳”、“河南地”、“丽邑”、“云阳”、“北河榆中”均位于大关中地区。除了徙民之外，力役的重心也在关中，蒙恬击败匈奴夺取“河南地”之后，曾经征发大量男丁从事防守、建筑、转输，主父偃称“发天下丁男以守北河”[32]；司马迁曾由直道南下，查看了沿途的长城、直道建设，发出了“固轻百姓力矣”的感慨[33]；另外，又征发“隐宫徒刑者七十馀万人，乃分作阿房宫，或作丽山”[34]，而后来的淮南王黥布就曾作为刑徒在骊山服役[35]，汉高祖刘邦于秦时为亭长，亦曾“为县送徒郦山”[36]。如此一来，关中地区的人口数量有了显著增加，而其中军队、官僚所占比例自然较高，口粮因此愈形紧张，于是秦政权将关东地区的粮食大量漕运至关中，所谓“关东漕粟从渭中上”[37]，漕粮首先运至敖仓，然后逆黄河而上，经过砥柱山，进入渭河，最后到达咸阳[38]。更有甚者，“使天下蜚刍免粟，起於黄、腄、琅邪负海之郡，转输北河”[39]，黄、腄即黄县、腄县，与琅邪郡均在今山东省，“北河”当指阴山以南由西向东流去的黄河，由山东运粮至内蒙，其间艰辛可想而知。

嬴秦一代，关中是全国的政治、军事、经济重心，而此地亦是秦之“本土”，其对“占领区”的人群更多的是猜忌、凌辱，而这种心态由来已久，秦相李斯有《谏逐客书》一篇传世[40]，其缘由便是秦政府驱逐诸侯人，所谓“诸侯人来事秦者，大抵为其主游间於秦耳，请一切逐客”[41]，李斯系楚上蔡人，亦在被逐之列，于是上书，秦王虽然最终采纳了李斯的主张，但起初却是赞成逐客的，可见秦王对于来自关东的诸侯人是存有戒心的，而后来经历了荆轲、高渐离的行刺之后，嬴政“终身不复近诸侯之人”[42]。至于李斯，虽然使秦王收回了“逐客”的成命，但是日后仍被猜忌，宦官赵高曾向二世进谗道：

丞相长男李由为三川守，楚盗陈胜等皆丞相傍县之子，以故楚盗公行，过三川，城守不肯击。[43]

赵高认为丞相李斯系楚人，而陈胜等辈亦楚人，其桑梓亦相近，以故李斯长子李由，虽身为三川郡守而不击楚盗，李斯的籍贯竟能成为被猜忌的理由，而“二世以为然”[44]，可见秦人对于来自关东的客卿是不信任的[45]。这是秦国高层对于客卿的态度，而秦之基层吏卒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诸侯吏卒异时故繇使屯戍过秦中，秦中吏卒遇之多无状，……[46]

秦一统天下之后，曾征发关东地区的壮丁赴关中劳作，而关中的秦吏卒对待这些壮丁的态度相当恶劣。而之后，以项羽为首的关东义军对待秦军俘虏的态度几乎如出一辙，“乘胜多奴虏使之，轻折辱秦吏卒”[47]。

秦国经过激烈而残酷的战争，最终一统天下，而秦人以胜利者的姿态对待六国故人，从而导致虽然均在秦版图内，但是关东与关中几乎是两个世界。两大区域的制度政策，包括政治、经济、军事各个方面都是区别对待的，而关中一地显然居尊居上。需要指出的是，在秦朝灭亡之后，西汉政权仍然奉行这项政策。

3 西汉的继承与发展

秦统一天下之后，始终对关东地区存有戒心，而之后爆发的农民起义完全印证了秦人的假想，陈胜、吴广和刘邦、项羽均来自关东，所谓“自关以东，大氐尽畔秦吏应诸侯”、“关东群盗并起”、“山东豪俊遂并起”[48]，最终秦朝在农民起义的浪潮中灭亡，历史进入了楚汉相争阶段。巧合的是，刘邦与秦人几乎如出一辙，也是依托关中，征服了关东。

刘邦最初被分封在汉中，领有汉中、巴、蜀三郡，之后他越过秦岭，回师关中，汉二年（前206 年），在抚平三秦之后，他设置了陇西、北地、上郡、渭南、河上、中地郡，其中陇西、北地、上郡系秦之旧规，渭南、河上、中地郡系分秦内史地而成，加上之前的汉中、巴、蜀，整个大关中地区皆在刘邦的掌握当中，以关中制关东的态势再次呈现出来。而之后战争的走向与结果亦印证了“以关中制关东”策略的正确，关中平原易守难攻、经济富庶，有了关中就有了一个稳定的后方，所谓：

汉王与诸侯击楚，何守关中，侍太子，治栎阳。……关中事计户口转漕给军，汉王数失军遁去，何常兴关中卒，辄补缺。[49]

刘邦在成皋、荥阳等地与楚军征战，而萧何留守关中，负责后勤工作，利用关中一地的人口、粮食有力地支持了前方的作战，并最终促成刘邦一统天下。从这一点上来讲，刘邦打败项羽与秦始皇一统天下的战略是一致的，那就是依托关中、征服关东。

楚汉战争结束之后，西汉王朝正式建立，而因为种种原因，刘邦在关东地区封建有楚、梁、淮南、赵等众多诸侯国，以致汉中央政府直辖的区域主要分布于国家的西部地区：

汉独有三河、东郡、颍川、南阳，自江陵以西至蜀，北自云中至陇西，与内史凡十五郡……[50]

关于这十五郡，学术界争议颇多，至今尚未获定论[51]，但这不妨碍本文的写作，三河自然是河南、河东、河内，而南阳、南郡位于河南之南，东郡和颍川位置偏东，而东郡尤其偏东，以上诸郡加上最北的云中均位于关外；至于关内，陇西、北地、上郡、内史、汉中、巴、蜀属汉，然则在汉中央政府直辖区域内关外部分占有很大的比例，但这仍无法改变关中一地居尊居上的实际，关外部分更像是关内部分的向东延伸。娄敬曾经说过：

夫秦地被山带河，四塞以为固，卒然有急，百万之众可具也。因秦之故，资甚美膏腴之地，此所谓天府者也。陛下入关而都之，山东虽乱，秦之故地可全而有也。夫与人鬥，不搤其亢，拊其背，未能全其胜也。今陛下入关而都，案秦之故地，此亦搤天下之亢而拊其背也。[52]

秦地山河四塞、易守难攻，而且经济发达、人口众多，占据此地，进可以敲扑天下；退一步讲，即使关东乱了，但是关中地区仍可“全而有也”。这是娄敬游说刘邦的说辞，也是对秦人依托关中、控驭关东策略的总结和升华，而这项战略不仅为刘邦所采纳，更是贯彻到了西汉一代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各个方面，并对国家的形态与走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大关中为西汉中央政府直接管辖的区域，而大关东则主要为诸侯国分布地区，两者之间的猜忌、摩擦，甚至战争贯穿于整个西汉一代，而中央政府始终谋求控制、削弱诸侯国，因此依托关中、控驭关东的战略在西汉时期运用的更加淋漓尽致。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津关令》中有这样一条法令，其文曰：

禁民勿得私买马以出扜〈扞〉关、郧关、函谷[关]、武关及诸河塞津关。[53]

扜＜扞＞关又名捍关、江关，在巴郡鱼复县，即今重庆奉节县；郧关在汉中郡长利县，即今湖北省十堰市郧阳区；函谷关在内史弘农县，即今河南省灵宝县；武关亦在内史，于今为陕西省商南县；而“诸河塞津关”想必是指山陕之间，尤其是今韩城至潼关一线南流黄河上的关塞、渡口。然则从山陕黄河一线往南，经过函谷关、武关、郧关、扜＜扞＞关，便构成了一道大的界线，此线以西即为关中，以东即为关东。普通民众不可私自购买马匹出关，也就是说如果没有政府的许可，马匹不可以私自从关中进入关东，这是吕后二年（前186年）的法律条文，而汉景帝中元四年（前146年）更是明确宣布“禁马高五尺九寸以上，齿未平，不得出关”[54]，身躯高大且年齿较轻的马匹不能去到关东，这显然是不想增强关东的军事实力。

马在古代是一种重要的战略资源，汉武帝就曾经鼓励天下养马，用以伐胡，并且积极引进大宛的优质马种。而西汉中央政府为了保证对于关东军事优势，因此严厉控制马匹的流向，吴楚七国之乱时“吴多步兵”、“汉多车骑”的情况亦从一个侧面展现了马禁制度的效果[55]。

关隘、津渡的存在，限制了马匹等军备物资的流动，同时也限制了人员的流动，按，人员的往来必须用“传”出入，否则按“越塞阑关”论，将被处以“黥为城旦舂”、“斩左止（趾）为城旦”等刑罚[56]。而这种用“传”出入的制度，早在战国晚期就开始实行了，孟尝君逃离秦国的时候，便是“更封传，变名姓以出关”[57]，之后的秦朝和西汉继承了这项制度。人员往来须用“传”出入，这一方面可以限制盗贼流窜，维护国家安定；另一方面可以限制人口流动，保证关中的人口数量。关于前者，有这样一个例子，汉武帝天汉二年（前99年），曾下诏关都尉，“今豪杰多远交，依东方群盗。其谨察出入者”[58]，这显然是为了切断关中与关东群盗之间的联络，维护国家尤其是关中地区的稳定。关于后者，张家山汉简中有这样一条史料，曰：

律所以禁从诸侯来诱，令它国毋得取（娶）它国人也。阑虽不故来，而实诱汉民之齐国，即从诸侯来诱也，何解？[59]

阑是齐国人，想娶一个汉女子为妻，但他们在出函谷关时被截获，以上是有司诘责阑的话语，“禁从诸侯来诱”显示当时不允许诸侯人等来关中诱惑平民，“诱汉民之齐国”的行为违反了当时的禁令，而这条禁令显然是为了阻止关中人前往关东，从而维持关中地区的人口数量。

西汉政府一方面阻止民众前往关东，一方面又将关东民众迁至关中，从而保证关中地区的人口数量。“汉兴，立都长安，徙齐诸田，楚昭、屈、景及诸功臣家于长陵。后世世徙吏二千石、高訾富人及豪桀并兼之家于诸陵。盖亦以强干弱支，非独为奉山园也”[60]，西汉建立之后，政府采取强制措施，迁徙齐地、楚地的大姓望族来到长陵；之后的文、景、武诸帝亦采用相同手段，将官吏、富人、大族迁徙至诸陵邑，美其名曰“奉山园”，实则是“强干弱支”，而关于这一点，娄敬说的更为清楚：

今陛下虽都关中，实少人。北近胡寇，东有六国之族，宗彊，一日有变，陛下亦未得高枕而卧也。臣愿陛下徙齐诸田，楚昭、屈、景，燕、赵、韩、魏后，及豪桀名家居关中。无事，可以备胡；诸侯有变，亦足率以东伐。此彊本弱末之术也。[61]

刘邦在定都关中之后，其威胁主要来自关东和匈奴，而关中一地少人，于是迁徙关东人口尤其是世家望族以实关中，这一方面可以增加关中的人口，另一方面可以削弱关东的抵抗力量，同时也可以防备匈奴，直可谓一举数得。

4 “关中本位制”的终结

关禁制度至迟在战国末年就已出现，之后一直延续至秦朝、西汉，在这漫长的岁月中，这项制度始终被严格执行，但其间亦有过松动。汉文帝十二年（前168年）三月，“除关无用传”[62]，亦即关东与关中之间的人员、物资可以自由往来，政府不再管制，这也就是为后来所称颂的“通关梁，不异远方”[63]。

但是在吴楚七国之乱平息之后，汉景帝“复置诸关用传出入”[64]，稍后，更是“禁马高五尺九寸以上，齿未平，不得出关”[65]，身材较为高大且年齿较轻的马不得出关，显然是不想增强关东的军事实力。到了汉昭帝时期，关禁制度再次松动，始元五年（前82年）“罢天下亭母马及马弩关”[66]，按，汉武帝时期曾经鼓励天下养马，以征讨匈奴，而昭帝罢弃了这项举措，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放开了关禁，允许马匹、弓弩出关，但是用“传”出入的制度一直持续了下去。王莽时期，关禁制度仍然存在，但是后来赤眉、绿林起义军进入关中，天下扰攘，关禁制度名存实亡。

东汉建立之后，光武帝建武九年（公元33年），“省关都尉”[67]，十九年（公元43年），“复置函谷关都尉”[68]，按，东汉定鼎洛阳，“关中本位制”对于东汉朝廷已经失去意义，因此，无论是罢关都尉，还是置关都尉，都不是基于这项制度的考虑，前者是为了节约行政成本，而后者是出自保障首都洛阳安全的考虑。因此，光武帝定都洛阳，就标志着“关中本位制”的终结，而这项制度的终结亦对东汉一代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例如，西北边防的空虚以及整个北部边疆的收缩，当然这些内容已经不属于本文讨论的范畴。

“关中本位制”的核心是“依托关中，控驭关东”，而究其实质，是国与国之间的矛盾、中央与地方的矛盾在地理平面上的投射与反应。这项制度始自战国末年，贯穿于嬴秦、西汉两代，体现在王朝政策的各个方面，对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均产生了深远影响。而除了军事防守态势、军队驻屯区域、劳动力流动方向、粮食流通政策、粮食价格、流民流动方向、盐铁官分布之外，诸侯王国与侯国的分布变迁，尤其是“关中无侯国”、关内侯与列侯的区别、“推恩令”、“左官律”等内容[69]，亦可纳入本文的讨论中来，但是鉴于学界已有较多研究，这里就不再赘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