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家》杂志要我说说教师培养方面的话题，盛情难却。作为一个老教育工作者，我想就我的经历谈谈这方面的感想。

我为什么要当老师？

1954年，我上初中一年级的时候，学习了一篇关于詹天佑的课文，我被这位伟大的爱国主义者的事迹深深地感动，立志要当一名詹天佑这样的人物，为中国的铁路事业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做一名铁道专家的理想一直伴我从初中一年级到高中三年级。谁也不会想到，在高三，也就是1960年3月，一堂物理课彻底改变了我当时的理想，改变我当时理想的人就是我高三的班主任孙钟道老师。

1960年3月，我就读于上海中学高三（6）班。孙钟道老师是上海市的劳动模范、物理教学名师，也是我们的班主任，那天他来给我们上物理课，按照当时的教学要求，老师先提问，之后给我们回答问题的同学打分，回答问题的过程也是复习上一堂课内容的过程，然后是讲新课。可是那天，孙老师提出的问题有一个同学怎么也没有回答出来，经孙老师启发后还是没有回答出来。这时我们敬爱的孙钟道老师突然语调变了，他说了下面一段话：“同学们，你们马上要毕业了，马上要离开上中，将到全国各地的高校去深造，若干年以后你们将走上各自的工作岗位，那时候当我听到来自全国各地的捷报的时候，说你们这个人表现很好，那个人表现很出色，那个人表现很突出，这是我当人民教师的最大的欣慰，最大的幸福，也是最大的荣光。如果哪天从哪个角落传来，咱班有人做了对不起党、对不起国家、对不起人民的事，这将是我此生最大的惭愧、最大的不安。”忍泪说到这儿，孙老师已经激动得说不下去了，他拿着板擦转身去擦黑板，想掩饰一下自己激动的心情，可是黑板在下课时已经被我们擦得干干净净。他转过身来，含着眼泪艰难地说：“如果我们班的学生出了问题，这将是我此生最大的耻辱。”我们全班同学都为当时的情景所感动，所震惊。我可能是最受启发、最受教育、最为感动的一员。我被老师执着的教育情怀打动的同时，也从老师的话语中第一次领悟到学为人师的价值。

高中二年级，我母亲得了重病，我的情绪十分低落也无心念书。刚好兰州铁路专科学校到上海免试招一批优秀的插班生，我报名后很快被录取，该学校承诺每月给我22元的助学金。我认为12元钱能供我生活，剩下的10元钱可以寄给母亲尽孝。孙钟道老师知道此事后，三次找我谈话，反复对我讲忠与孝两者的关系，并强调忠和孝有时难以两全。他鼓励我应把目光指向上海交通大学或当时最好的铁道学院——唐山铁道学院（即如今的西南交通大学），将来做一名中国现代的詹天佑。正是这几次谈话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尽管当时我已获得学校的甲等助学金10元零5毛钱，但孙钟道老师还帮我申请了每月2元的生活补助，到高三孙老师又从学校额外的申请了1元钱给我买高考复习资料。

就是那一次3月份的物理课，我有感于孙钟道老师的教诲，想起老师平日里对自己的默默关爱，我一改先前做铁道专家的理想，立志做一个像孙钟道老师那样高尚的人民教师。因为在孙老师身上，我看到一个人民教师在学生成长中的作用，我对比了铁道工程师和人民教师的异同点，我决心改志愿，决定要做一名像我班主任孙钟道老师那样的人民教师，做一名教育家。所以后来我把23个高考志愿全部填了师范院校，最终以优异的成绩被第一志愿——北京师范大学首届心理学专业录取。为什么选择了心理学呢？当时我并不知道什么是心理学，只是懵懂地认为：培养人必须从心灵入手。

我讲这段经历是想说我们教师不要小看了自己，我们的言行可以影响和改变一个学生，进而能影响社会，改变世界，我们的责任无比重大。

教育是我一生的事业

教师是我一辈子的职业，教育是我一生的事业。

1960—1965年，我在北师大度过了五年的求学时光，我和当时所有的同学一样，等着顺利毕业后服从国家的工作分配，为建设社会主义贡献自己的才智。但1965年，由于特殊原因中国的心理学研究被批为“九分无用，一分（对外国心理学）歪曲”。于是，我们1965届北师大心理学毕业生未如愿等来国家的分配。当时的北京市委书记兼市长彭真同志说过，有些分不出去的学生，留下来在北京做刘少奇同志倡导的“半工半读”，也就是现在的职高。于是我先做了一年“半工半读”，但是后来半工半读教育无疾而终。几经波折，1967年我被分配到北京市雅宝路中学任教。这是一所新建校，学校的硬件设施受到了极大破坏，正常教学秩序没有建立起来，学生无心学习，还时常发生各种打架斗殴事件。当时，学生确实很不好管，打架斗殴实在是太正常不过的事，甚至有不少学生因为打架性质恶劣、情节严重，还进过公安局。但我对教师职业没有后悔后退过，始终坚持我的信念“忠诚党的教育事业”。我从来不歧视有问题的学生，而是热爱他们，想改变他们。我是北师大的毕业生，我必须坚持以师德为先的要求，而师德中的师爱，应该是师德的灵魂，应该是师德建设的重中之重。因此我热爱每一个学生。

在那样特殊的年代，我一度冒着自己被撤职的风险保护了一名学生，他叫王建清，一个普通警察的儿子。中学毕业后，在东北军垦农场八年，因工作出色入了党。1977年回到了北京，从一个泥水匠一直做到了东城区的副区长，还担任了新奥集团的总裁，也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场馆建设的总指挥。2004年他带着26位学生到北师大来看我，他激动不已地谈起了往事，我却已经忘了。我们班的其他学生也纷纷谈起我当时是如何热爱学生、保护学生的。

1978年12月，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为标志，开启了改革开放新的伟大征程，社会各项事业逐渐步入正轨。这一年，北师大的心理学专业也开始恢复招生，但受历史与现实多种因素的制约，心理学专业的建设仍然是困难重重，最主要是师资力量的严重不足。于是北师大心理专业的领导找到我，想让我回母校担负起建设心理学科的重任。

那时，我已经在中学长期主持教育教学工作了，我能舍得离开中小学吗？但来动员我的是我的同班同学，也是我们心理学专业的支部书记赵中天同志，他对我说，“你是党用人民助学金培养出来的心理学工作者，你应当归队，回来搞心理学是党的事业需要。”就这样我回到了北师大，开始为1978级、1979级心理学专业的本科生讲授发展心理学，1986年从讲师被破格评为正教授，1989年我成为博士研究生导师。

无论是中学教师还是大学教授，我们当今最主要的任务就是做“四有好老师”，而做“四有好老师”的核心要素是要有理想信念。理想信念是师德之魂。魂者，精神也。师德，首先要有魂，要有一个指导和决定作用的因素，这就是理想信念。今天尽管我年事已高，但是我仍然坚守自己的理想信念。我不仅把从事教育看成是一种职业，它更是一项事业。师德建设中教师理想信念的核心是责任担当，至少具体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担负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二是忠诚党和人民的教育事业；三是落实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要求；四是全心全意为学生服务，乃至为人民服务。师德高尚了，也就会把教育看作事业了。

我教的学生都“回来了”

从1985年开始，我担任博士研究生副导师，1989年我正式成为博士研究生导师。到现在为止，我独立或与人合作培养了88位博士研究生。我的博士研究生中间，有49位和我一样担任了博士研究生导师。我的教育理念是培养出超越自己、值得自己崇拜的学生。有人问我，你的学生和你比怎么样，我回答他们早已超过我了，值得我崇拜。比如有人创建了认知神经科学与学习国家重点实验室，有人开启了中国航天心理学的研究，有人敢于深入探索创新拔尖人才的心理特征，等等。

有人问我的学生有什么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思想进步，忠于党，忠于国家。比如我的学生辛涛教授，现在已是著名的心理学教授，他在美国拿第二博士学位时，妻子已经怀孕，但他执意要让妻子回国生孩子，生一个中国的孩子。

第二，业务过硬。目前我的学生中有四名长江学者。心理学专业大部分在师范院校，而师范院校中接近二分之一的学术带头人是我的学生。

第三，综合能力强。他们中的学者能够在学术上做出成绩；搞行政工作的，能够出色地完成党交给他们的任务；从商的，也能成为出色的企业家。

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中期，我大力支持学生出国联合培养，在当时普遍出去就不愿回来的背景下，我的16位学生竟然有15位回国。当时很多人不相信，究竟林崇德有什么魅力能让他学生放弃国外的优厚待遇而按时回国呢？一定是他的学生在国外没有好好努力，混不下去了才选择回来。当时教育部的一位副处长、中国教育学会的一位副处长以及中国教育报的一名记者采访了我，我说：我没什么好谈的，你问我的学生去。当他们问我的学生时，我的学生们谈了以国家为重的道理，同时另一个原因是为我们老师回来的。后来他们又找到我，让我谈谈经验，我说我没有任何经验，人心换人心、八两换半斤，我作为一个人民教师仅仅是作了点感情投资，什么叫感情投资，无非就是关爱学生罢了。这就是《中国教育报》的《他像一块磁铁》一文的来源。

有很多老师对我说，幼儿园的孩子们需要师爱，小学的孩子需要师爱，中学那些叛逆不听话的需要师爱，大学的学生还需要什么师爱呢？我认为师爱不同于父爱，不同于母爱，不同于情爱，它是我们教育学生的感情基础，一旦学生接受了教师的爱，就会亲其师而信其道，教育就完善实施了它的功能要求。所以大学老师一定也要有师爱。

我关心学生的帽子，也就是什么时候能拿到学士学位，什么时候能拿到硕士学位，什么时候能拿到博士学位；我关心学生的位子，即他们毕业以后到中小学，什么时候能够成为特级教师，到大学做老师什么时候可以评为副教授、教授，做行政工作怎么能够做好一名出色的公务员；我关心学生的内子与外子，也就是关心学生的妻子或丈夫；我关心学生的孩子，他们的孩子上学情况怎么样，甚至于小饭桌的问题；我关心学生的票子，也就是经济基础；我关心学生的台子，我不仅仅关心学生在读期间的学习与生活，而且还关心他们毕业以后的发展，这就是关心他们的台子，作为一个老教师，我们就要关心他们发展的平台，帮助他们搞好学科建设，给他扶一程，带一程，让他们的事业有更大发展。”

仁爱之心是师德之源。教育是“仁而爱人”的事业，所以仁爱之心是师德之源泉。对学生要有爱，爱字当头才能培养优秀学生。师爱是教育的感情基础，没有爱就没有教育。师爱是教师的一种情感，又是教师的一种美德，也是教师的一种奉献。有爱才有责任，仁爱之心才能发挥教书育人、立德树人的功能。师爱的形式可概括为两种，可以表现在“生死时”，更多的表现在“细微中”。

最后，我把我们北京师范大学的校训“学为人师，行为世范”送给现在的、未来的老师，作为我们教育人的共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