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　玮

先秦时期，口头和书面是两种并存的文学创作方式和传播方式。口头叙事，指的是一种“经由口头传达的、信息提供者亦不能核实其来源或早先作者的、对某一事件的描述”，①Axel Olrik.Principles for Oral Narrative Research,Bloomington:Indiana Vniversity Press,1992,p.1.就是以口头形式创作和传播的叙事方式，是人们叙述事件和表达思想的方式。口头叙事是瞬时的，先秦时期原生态的口语不可能留存至今，对于先秦时期口头叙事的探索，实质是通过书面文字所保留下来的口头内容。《国风》是民间口头歌谣的记载，《论语》是孔门弟子记录当时的口语，《易经》中的彖辞和象辞记录下来的俗谚，都是接近口语的作品。②王力：《汉语史稿》，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23页。史传文学是中国古代文学浩荡长河中的璀璨支流，在形成文本之前是口诵的形式，③徐中舒、徐北文、赵逵夫、王靖宇、叶舒宪、伏俊琏、罗军凤、徐刚、林岗以及史嘉伯（David Schaberg）、柯马丁（Mar⁃tin Kern）等多位学者都曾撰文叙述先秦史传作品的口头传统。虽然早已著于竹帛，但其中还保留着大量口头的痕迹，体现在产生语境、传播方式、结构特征、叙事手法、语言特征和美学特征等多个方面。从语言特征来看，韵语、语气词、方言词是最能体现口头叙事特征的词汇，对三者的分析也是还原先秦史传的口头叙事形式。

一、韵语

鲁迅在《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中指出，歌吟源于劳动，“因劳动时，一面工作，一面唱歌，可以忘却劳苦，所以从单纯的呼叫发展开去，直到发挥自己的心意和感情，并偕有自然的韵调”。①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第310页。《淮南子》言：“今夫举大木者，前呼‘邪许’，后亦应之，此举重劝力之歌。”②何宁：《淮南子集释》，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第831页。人类早期的口头叙事，无论是神话还是史诗，能够流传至今的长篇内容大多是韵文形式。因为韵文一般具有固定的结构形式，韵律协调，字数整齐，便于记忆，也便于口口相传。《荷马史诗》采用六音步诗行，有很强的节奏感。苏美尔史诗《恩美卡与阿拉塔之王》韵散结合，韵式复杂。藏族史诗《格萨尔》和蒙古族史诗《江格尔》都是韵散结合，柯尔克孜族史诗《玛纳斯》则全部是韵语，具有较强的节奏感。《格萨尔》在60万行以上，《江格尔》《玛纳斯》也都体制宏大。讲诵艺人很多不识字，甚至还有盲人，他们却能演唱几十部史诗，就是因为韵语为他们记忆提供了捷径。

阮元在《文言说》中言：“古人以简策传事者少，以口舌传事者多；以目治事者少，以口耳治事者多。故同为一言，转相告语，必有愆误，是必寡其词、协其音以文其言，使人易于记诵，无能增改，且无方言俗语杂于其间，始能达意，始能行远。”③阮元：《揅经室集》，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第606页。韵语有相对整齐的句式，方便记忆，更适宜口头诵说。先秦时期一些应用性文字多是韵语，就是为了方便记忆。《易经》中卦辞多为韵语。早期的兵书也多是韵文形式，“类似诗歌的韵语，以适应军事指挥员记忆诵读的需要”。④钮国平、王福成：《〈孙子〉释义附韵读》，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94页。格言式的韵语，便于将士背诵，以便作战时灵活运用。长沙马王堆出土的帛书《相马经》描绘马的外貌和体格，多用四言韵语。睡虎地秦简《为吏之道》中也多用韵语，与《老子》中韵语的用法接近。先秦史传中，韵语多是在人物的对话中出现，这也正是反映了史传文学在书面记载中保存了口头叙事的痕迹。

《尚书》中有韵语出现，《洪范》全篇用韵，《皋陶谟》的后半部分用韵。《国语·越语》记范蠡与勾践讨论攻打吴国的战略，用四言韵语“臣闻之，得时无怠，时不再来。天予不取，反为之灾”。⑤徐元诰：《国语集解》，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576页。此段又见于马王堆出土的黄老帛书，说明此段韵语在当时流传较广。《逸周书》的写作年代不统一，其中有一些篇章就是韵语。《师旷见太子晋》有一定的故事性，带有民间传说的色彩。对话部分通篇押韵，有较整齐的四言句。《武寤》全文共18句，除最后3句外，其余皆有韵。《时训》结构整齐押韵，仿佛歌谣一般，以重复性的套语串联，显然是为了方便农民依节气来耕种劳作，容易记忆。

《晏子春秋》中有韵语的篇章较多，据笔者统计，其中有20篇都出现了韵语。《内篇问上·景公问天下之所以存亡，晏子对以六说》以诎、卑、危为韵，从、穷为韵，利、得为韵，馁、义、灭为韵。《内篇问下·晋叔向问齐国若何，晏子对以齐德衰民归田氏》中叔向的一段陈述为四言韵语，以行、长、望为韵，毙、侈为韵，尤、仇为韵，隶、依为韵，优、有为韵。押韵方式有句句押韵，有隔句押韵。一些学者甚至将韵语较多的篇章看作俗赋。⑥赵逵夫：《赋体溯源与先秦赋述论》（下），《辽东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4期。《景公问天下有极大极细晏子对》篇以家、故、辱、者、与为韵，皆鱼部字（辱为屋部，与鱼通叶），其问答形式就与宋玉的《大言赋》《小言赋》的形式十分相似，实际可以看作一篇“大小言赋”。⑦伏俊琏：《淳于髡及其论辩体杂赋》，《齐鲁学刊》2010年第2期。敦煌俗赋《晏子赋》的内容也是在《晏子春秋·杂下·晏子使楚》的基础上演变而来的，通篇采用人物对话形式，反复辩难，以韵语为主，有夸张和想象，风格诙谐幽默，语言口语化，具有明显的口诵特征，实际是以娱乐为主的讲唱技艺的脚本。从《晏子春秋》到敦煌《晏子赋》，无论内容还是形式，都是先秦口头叙事逐渐向专业化、表演性的讲唱文学的过渡。

口头叙事的内容转瞬即逝，具有一次性和不可重复性。先秦时期的历史材料的传播者，除了史官，还有瞽蒙一类的盲人，他们参加国家重大典礼，弹奏乐器，也常作为历史顾问和政治顾问，多伴随在君王身边，讲诵历史故事。他们虽然目盲，却能够演奏音乐，记忆冗长的历史故事，当然有赖于强大的记忆力。除此以外还有很多辅助记忆的手段，包括程式化的重复、套语的使用、乐器的辅助，还包括韵语。上古中国“听觉范式”早于“视觉范式”，①王小盾：《上古中国人的用耳之道——兼论若干音乐学概念和哲学概念的起源》，《中国社会科学》2017第4期。传递于口耳间的口头叙事则首先要着眼于“音”。韵语产生之初就是为了口头叙事时方便记忆，准确传播信息。仪式性的场合中，韵语形式的歌谣形式整饬，朗朗上口，形成了固定的韵文体。祀神是人类早期最重要的事情，所以祭祀的仪式非常隆重。祭祀仪式中祝祷神灵要用“乐语”，这些“乐语”祝辞节奏铿锵，韵语和谐。娱神和娱人是联系在一起的，所以娱人的仪式也大量使用韵语。从早期的二言到四言，韵文的体量不断扩充，形式逐渐完善和发展。早在文字产生之前，韵语为记忆而生，而在文字产生之后，韵语仍然广泛活跃于口头叙事中，虽然在后来的发展中，其叙事功能逐渐被更多形式的文体所消解，但对后世的诗歌样式发展产生重要影响。今天我们所见史传中的韵语，虽然是口头叙事的记录，但并非简单的口语记录，而是经过加工和提升的语言形式。

二、语气词

先秦最常用的句尾语气词有“也”“矣”“哉”“乎”“已”“焉”“邪”“夫”“耳”“与”“尔”“兮”等。这些语气词可以表示三类语气——陈述、疑问和感叹，有时也可以两个或三个词连用。先秦史传文学的语言风格各不相同。《春秋》记事，一般多是提纲挈领的简要叙述，很少有语气词。《尚书》多是记言，展现人物的对话，十分生动地还原了人物对话的场景。有学者认为《尚书》之所以难懂，是因为“用的大都是当时的口语”。②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68页。鲁迅也曾说：“书经有那么难读，似乎正可以作为照写口语的证据。”③鲁迅：《门外文谈》，《且介亭杂文》，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88页。

《尚书》为表现人物对话的真实感，使用了大量的语气词，主要有“哉”“呜呼”“俞”“咨”等。根据笔者统计，《尚书》语气词的出现频率，为“哉”115次、“呜呼”83次、“俞”20次、“咨”18次、“嗟”8次、“都”7次、“矣”7次、“乎”6次、“焉”4次、“其”2次、“噫”1次。“哉”在西周金文中就作为句末语助词用于感叹句中。《尚书》中有放在句中的。《牧誓》：“勖哉夫子。”④孔安国传、孔颖达等疏：《尚书正义》，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286页。也有置于句尾的。一般表示感叹语气，也有祈使之意，但在之后不如《尚书》中使用这么普遍。“呜呼”是表示感叹的发语词，在铜器铭文中就已经使用。禹鼎有“呜呼哀哉”。《尚书》中通常表示赞颂、感叹等情感。“俞”一般多置于句首，有时和“咨”连用，《舜典》：“帝曰：‘俞，咨！益，汝作朕虞。’”⑤孔安国传、孔颖达等疏：《尚书正义》，第77页。表示犹言然哉。“嗟”就是引起人注意的叹词。《费誓》：“公曰：‘嗟！人无哗，听命。’”孔注：“叹而敕之，使无喧哗，欲其静听誓命。”⑥孔安国传、孔颖达等疏：《尚书正义》，第562页。即是在正式场合讲话前引起人注意的语气词。“都”也是叹词，《尚书》中一般放在句首。“矣”基本用在陈述句中，表示陈述的语气，有时在祈使句、感叹句中也会使用，在金文中没有，在《尚书》《左传》中就比较多了。“乎”有置于句中的，也有置于句尾的。“帝曰：‘吁！嚣讼可乎？’”⑦孔安国传、孔颖达等疏：《尚书正义》，第40页。此句表示疑问语气。“郁陶乎予心，颜厚有忸怩。”⑧孔安国传、孔颖达等疏：《尚书正义》，第180页。用在形容词之后，补充音节。“焉”可以用在句尾，表示肯定或惊叹的语气。《牧誓》：“今日之事，不愆于六步、七步，乃止齐焉。”①孔安国传、孔颖达等疏：《尚书正义》，第286页。也可以用在句中，用作词语的后缀。“其”多表达希望、命令等语气。《尧典》：“帝曰：‘我其试哉！’”②孔安国传、孔颖达等疏：《尚书正义》，第46页。《尚书》中使用“噫”的只有1处。《金滕》：“对曰：‘信。噫！公命我勿敢言。’”③孔安国传、孔颖达等疏：《尚书正义》，第467页。之后使用慢慢增多。

《尚书》的记言可以分为两种类型。④于雪棠：《先秦两汉文体研究》，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42页。一种是先以文字书写，再以口头讲诵。如《说命上》：“王庸作书以诰曰。”《金滕》：“史乃册祝曰。”“王与大夫尽弁以启金滕之书，乃得周公所自以为功代武王之说……王执书以泣。”⑤孔安国传、孔颖达等疏：《尚书正义》，第331页。另一种是先以口头讲诵，再以文字追记下来。《西伯戡黎》：“西伯既戡黎，祖伊恐，奔告于王。曰……”《牧誓》：“时甲子昧爽，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誓。”⑥孔安国传、孔颖达等疏：《尚书正义》，第282页。虽然我们现在看到的《尚书》是结集成册的经典之作，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它口头叙事的状态曾经存在过。《尚书》中无论是先有底本再口述，还是先口述再记录的内容，都应纳入口头叙事的研究范围。

《尚书》中的文体多源于仪式，具有实用功能。早期的仪式往往需要口头宣读或诵说一些内容，甚至会现场口头创作，而这些“仪式性、口头性的行为往往会通过书于竹帛或琢于盘铭的方式保存下来”，⑦吴承学、李冠兰：《命篇与命体——兼论古代文体的发生》，《中国社会科学》2015年第1期。以记言为主，尽可能保留对话者的语言，尽量还原说话场景。刘起釪言：“由《周书》各篇来看，不是史官代王宣王命而是史官记录王的言论，沿用了殷人代宣王命的词语，是表示所记为王的原话。”⑧刘起釪：《尚书学史》，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492页。《伊训》是伊尹在祭祀先王的仪式中所说的训诫之语，开篇就呈现出一种仪式感：“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伊尹祠于先王。奉嗣王祗见厥祖，侯、甸群后咸在，百官緫己以听冢宰。伊尹乃明言烈祖之成德，以训于王。”⑨孔安国传、孔颖达等疏：《尚书正义》，第202页。伊尹祭祀先王，诸侯都在祭祀行列，百官率领自己的官员，听从太宰伊尹的命令。伊尹讲述汤祖的功德，教导太甲。整个场合肃穆庄严，充满仪式感。《顾命》是成王的遗言遗训，同样也具有真实的现场感，“惟四月哉生魄，王不怿。甲子，王乃洮颒水。相被冕服，凭玉几。乃同召太保奭、芮伯、彤伯、毕公、卫侯、毛公、师氏、虎臣、百尹、御事”。⑩孔安国传、孔颖达等疏：《尚书正义》，第494页。描述了在四月甲子这一天，成王病重，洗漱之后，召见大臣，殷切嘱托大臣辅佐康王，成就周室大业。将口头训诫以书面形式记载下来时，有意模仿言者说话的语气，尽量还原说话的语境，使文字记载具有真实的现场感，从而获得神圣感。对话式论说形式更能表现对话者的情感，增强作品的感染力和文章的生动性，具有真实感。在《秦誓》当中，有“公曰：‘嗟！我士，听无哗！予誓告汝群言之首。’”⑪孔安国传、孔颖达等疏：《尚书正义》，第567页。也就是说“各位将士不要喧哗，听我来说！”这样口语化的开场白完全就是再现了君主讲话时的场景。

《尧典》《皋陶谟》均有“曰若稽古”一词。段玉裁言：“‘帝尧言放勋’，此本纪记事体之祖也。‘皋陶曰允迪厥德，谟明粥谐’，此记言之体也。皆以曰若稽古先之。夏史所作，故皆云稽古也。今谓‘曰若稽古’四字，无异于竺典之‘如是我闻’。”⑫曾运乾：《尚书正读》，上海：华东师范大学，2011年，第34页。裘锡圭《史墙盘铭解释》指出，“曰若稽古”是“周人叙述古事时用的一种老套头”。⑬裘锡圭：《史墙盘铭解释》，《文物》1978年第3期。顾颉刚、刘起釪的《尚书校释译论》说，“曰若稽古”是史官追述古事的开头用语。⑭顾颉刚、刘起釪：《尚书校释译论》，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第6页。的确如此，“曰若稽古”，表示此后的话乃是引用早前的历史传说，相当于民间故事讲述时经常以“很久很久以前”开头，是程式化的套语，也是口头叙事的典型特征。

诗歌中的语气词和散文中的语气词具有不同的功能。诗歌中的语气词，大多是协调节奏，即使删掉，也不影响诗句的意义表达和结构关系，而史传作品中的语气词“去之则言语不足，加之则章句获全”。①刘知几：《史通》，浦起龙通释，吕思勉评，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114页。口语具有即时性、随意性，多使用语气词，或停顿、或疑问、或假设、或推测、或命令、或惊讶。《尚书》中大量语气词的使用，还原了说话的场景，充满仪式感和真实感，使人物话语具有权威性，正是史传口头叙事特征的体现。

三、方言词

由于各种自然地理条件、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因素的作用，形成了以地域为单位的方言。先秦时期雅言和方言并存，虽然周天子不遗余力地统一文字，推广雅言，但方言还是普遍存在的。汉应劭《风俗通义·序》载：“周秦常以岁八月遣轩之使，求异代方言，还籍奏之，藏于秘室。及嬴氏之亡，遗脱漏弃，无见之者。”②应劭：《风俗通义》，王利器注，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第1页。可见在先秦时期还有专门搜集方言之制度。每年八月，统治者派使臣到各地采集方言，层层递交，最后集中送呈天子。所谓“楚夏音殊，南北语异”。孟子言“齐东野人语”。赵歧注：“东野，东作田野之人所言耳。咸丘蒙，齐人也，故闻齐野人之言。”③赵歧注、孙奭疏：《孟子注疏》，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253页。孟子所指的“齐东野人语”，就是齐方言。《吕氏春秋》记载吴国和齐国习俗不同，方言不通，多有不便，但吴国与越国习俗相近，方言也相通：“夫齐之与吴也，习俗不同，言语不通，我得其地不能处，得其民不得使。夫吴之与越也，接土邻境，壤交道属，习俗同，言语通，我得其地能处之，得其民能使之。”④许维遹：《吕氏春秋集释》，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628页。西汉末年，扬雄跋山涉水搜集各地方言，“常把三寸弱翰，赉油素四尺，以问其异语”，编纂《方言》一书，“采集先代绝言，异国殊语”，⑤《刘歆与扬雄书》，钱绎：《方言笺疏》，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502页。第一次以个人之力进行全国性的方言调查研究，记录了方言的状况。《尔雅》成书于战国末年，“释古今之异言，通方俗之殊语”，⑥郭璞、邢昺：《尔雅注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13页。也记录了大量的方言词。

《公羊传》成书于战国后期，很长时间内是由师生口头授受。何休《春秋公羊传·序》唐徐彦疏引戴宏序说：“子夏传与公羊高，高传与其子平，平传与其子地，地传与其子敢，敢传与其子寿。至汉景帝时，寿乃共弟子齐人胡毋子都著于竹帛。”⑦公羊寿传、何休解诂、徐彦疏：《春秋公羊传注疏》，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页。是言公羊高受业于子夏，传承此书，以口耳相传为主。班固《汉书·艺文志》载：“公羊子，齐人。”⑧班固：《汉书》，颜师古注，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1713页。又言：“及末世口说流行，故有公羊、谷梁、邹、夹之传。”⑨班固：《汉书》，第1715页。《公羊传·隐公二年》：“纪子帛者何？无闻焉耳。”何休注：“春秋有改周受命之制，孔子畏时远害，又知秦将燔《诗》《书》，其说口授相传，至汉公羊氏及弟子胡毋生等，乃始记于竹帛，故有所失也。”⑩公羊寿传、何休解诂、徐彦疏：《春秋公羊传注疏》，第34页。《公羊传》是对《春秋》的解释和阐述，除了来自于历史上流传下来的史料，大多是来自口耳相传的民间叙事。除了内容有口耳相传的故事，《公羊传》的产生和传播也是通过口语。

《公羊传》中多处记载齐鲁方言，何休训释中23次说到“齐人语”，明确注明是齐方言。隐公元年（公元前722年）：“母欲立之，己杀之，如勿与而已矣。”注：“如即不如，齐人语也。”⑪公羊寿传、何休解诂、徐彦疏：《春秋公羊传注疏》，第7页。桓公七年（公元前705年）：“焚之者何？樵之也。”注：“樵，薪也。以樵烧之故，因谓之樵之。樵之，齐人语。”⑫公羊寿传、何休解诂、徐彦疏：《春秋公羊传注疏》，第89页。庄公十二年（公元前682年）：“怒，搏闵公，绝其脰。”注：“脰，颈也。齐人语。”①公羊寿传、何休解诂、徐彦疏：《春秋公羊传注疏》，第149页。另外还注解了“关西语”“鲁人语”“宋鲁间语”“关东语”“冀州以北语”。僖公十六年（公元前644年）：“是月者何？仅逮是月也。”“是月边也。鲁人语也。”②公羊寿传、何休解诂、徐彦疏：《春秋公羊传注疏》，第233页。成公十五年（公元前576年）：“鲁人徐伤归父之无后也”。“徐者，皆共之辞也，关东语。”③公羊寿传、何休解诂、徐彦疏：《春秋公羊传注疏》，第398页。虽然这些方言都是何休在注解中记录的，但实际上记录的是战国末年至西汉初年的方言词汇。《公羊传》乃经师口口相授，汉代经师多齐鲁间人，所以经师相传的内容很多都有齐鲁方言。何休发掘了《公羊传》所保留下来的齐鲁方言，对我们研究早期方言和口语有极大贡献，也从词汇的角度确立了《公羊传》的口头叙事特征。另外，《国语》也出现了少量的方言词，尤以海岱方言词最多，④陈长书：《〈国语〉词汇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第58—59页。这是编者身份的体现，也是其口诵特征的体现。史传中大量方言词的出现，说明史传作品早期多用来讲述，也是口头叙事特征的直接体现。

方言自古以来就流传于口头，是最广大的人群所使用的口语，实际上，地域内部通行的口语词汇很多都是方言词。先秦、汉魏晋、唐宋、明清方言都是语言发展过程中的重要阶段，中国古代方言由此一以贯之。先秦时期的方言区域划分不像今天这样严格，对方言的了解还处于直觉、感性的阶段。这时期，方言广泛流传于口头，文献记载中的方言较零散，多出现在口语场景中。《论语·述而》载：“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⑤何晏注、邢昺疏：《论语注疏》，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91页。刘宝楠引《论语骈枝》言：“夫子生长于鲁，不能不鲁语，惟诵《诗》、读《书》、执礼，必正言其音，所以重先王之训典，谨末学之流失。”⑥刘宝楠：《论语正义》，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269页。根据文献记载，我们可以推断孔子在日常生活中讲鲁语，而在诵读诗书时则用雅言，说明方言多用于口语。而另一方面，方言的差异很大程度上体现在语音方面，同一个词，在不同方言体系中有不同的发音。早期方言被文字记载，在书面文献中不断流传。我们现在所见史传中所记载的方言，也是为了还原说话场景，更真实地表达思想内容。

结　语

文化类型发生巨变往往是细水长流的漫长过程，口语与书面语的分离由来已久。王力说古代汉语有两个系统：“一个是以先秦口语为基础而形成的上古汉语书面语言以及后来历代作家仿古的作品中的语言，也就是通常所谓的文言；一个是唐宋以来以北方话为基础而形成的古白话。”⑦王力：《古代汉语》，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第1页。周祖谟说春秋战国和汉代的书面语都是在口语的基础上形成的。⑧周祖谟：《从文学语言的概念论汉语的雅言、文言、古文等问题》，《北京大学学报》1956年第1期。徐时仪认为：“大致说来，先秦到西汉的文献语言基本与口语一致，东汉以后逐渐形成言、文分离的局面。”⑨徐时仪：《汉语白话发展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20页。实际上，汉语自古就有两种形式，一种用于口语，另一种用于阅读。口语是语言的自然形式，书面语不仅仅是口语的原生形态的记录，而且是口语的经过提炼加工的书面形式。柏拉图在《裴多篇》中说，文字没有人情味，装腔作势，它是一种物品，并且损害了人的记忆力，削弱了脑力，文字没办法像口语一样呼应。虽然这是比较极端的看法，但事实上，这些的确都是书面文字的缺陷。口语传递出喜悦、愤怒、悲伤、失落的情绪，是最直接的表达，口语中特有的音调、重音、节奏、语速、停顿、音量等，也是书面语所不及的。尽管书面语也可以利用一些符号来弥补，但仍然不如口语表现得那么直观、强烈，“古人声音之传，胜于文字”。⑩章学诚著、叶瑛校注：《文史通义校注·诗教下》，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78页。

韵语、语气词、方言词都是典型的口语词汇，在先秦史传中的记录，并非简单的口语词汇记载，也是在先秦史传中所体现出的口头叙事的语言特征。韵语是为了记诵之便，无论是祭祀诵诗，还是民间歌谣，都有大量韵语，发展到韵文的形式，整齐的句式、有节奏的韵律、程式化的结构，就是为口头创作和传播而来的，也是口头叙事的典型特征。先秦语气词数量众多，除了在史传中出现，在诗歌中也经常出现，补足音节、抒发情感。方言词的记载，是先秦对于语言多样化的思索，说明当时已经对方言有意识地搜集和记录。方言词展现了口头叙事的生动性、生活性，口头叙事中的方言词汇，更贴近生活。

先秦史传文学是口头叙事的产物，经过了记录—整理—重述—改写的过程，口头的内容逐渐固定成册。不可否认的是，在史传的产生和传播过程中，口头叙事是具有巨大意义的，但长期以来对早期经典的认识一直囿于书写视域。对先秦口头叙事的研究，并不应局限于文字产生前的神话传说，而应将文字时代的口头叙事制度下产生的口述内容都纳入研究范围，不仅包括口头叙述的内容，还包括口头叙述的方式、制度，以及以文字记载下来的口述文本。从口头叙事形式来看，按照是否和律演唱可以分为讲（不和律）、诵（和律不唱）、歌（和律演唱）三大类。每一类形式都有固定的官员来执行，分工明确。我们可以想见，口头叙事在先秦确实是有特定的制度。早期的口头叙事内容后来多是通过子书、史书、诗歌等作品流传下来，不独立记载，但我们依然可以从中找到口头叙事的痕迹。史官在记录、编纂历史时，本可以将口头叙事的内容删改为古奥严肃的话语，可他们却保留了韵语、语气词、方言词这样一些口语词，逼真地还原说话的场景，让我们得以看到鲜活的历史，能够触摸到真实的历史，这是对历史的尊重，也是还原历史事实。口头叙事与书面的不同之处在于讲述者和受众均同时在场，口头叙事的内容是共享的、开放的，但是语言的环境是相对封闭的、固定的。而今天从词汇的角度来讨论史传的口头叙事，也是希望还原当时的语境，还原先秦的口头叙事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