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晨钰

台北辛亥路，一幢三层小楼。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这里几乎没变过样。一楼大约有50平方米左右，是客厅。墙上有男家长的画像，还有一幅书法作品“江山入梦”，落款是：胡兰成。

这是朱家的客厅。在台湾，这个“朱家”值得单独拥有一个条目。男主人朱西甯是台湾作家，在张爱玲心中，他“永远是沈从文最好的故事里的小兵”。女主人刘慕沙是当代台湾文坛最多产的日本文学翻译作家之一。他们有三个女儿，朱天文、朱天心和朱天衣都是作家。

作家阿城曾这样形容：“朱家一门两代三人都是好作家，这在世界上是少见的，如果没人能举出另外的例子，我要說这在世界上是仅见的……我有时在朱家坐着，看着他们老少男女，真是目瞪口呆。”

很多人都曾来过朱家客厅。痛失荷西的三毛曾坐在客厅沙发上静静流泪。在朱家姐妹记忆中，她“初看的时候，人很憔悴，讲着话就渐渐眼睛也亮了，肤色也明净了，一派神气飞扬，竟是没有年龄的”。后来，侯孝贤、杨德昌等都曾在这里彻夜聊电影。

从客厅里走出来的朱天文、朱天心姐妹现在早已是文坛名人，甚至有人把她们称为“文学界大小S”。朱天心的丈夫唐诺也是著名作家。即便是第三代谢海盟，也因为参与侯孝贤的电影制作而逐渐为人所知。但，朱家姐妹的父亲朱西甯对很多人来说，却还是个陌生的名字。

2018年10月29日，朱西甯回到了大陆。带他回来的是他在三四十岁时写的小说《铁浆》和《旱魃》。这是台湾作家朱西甯的作品首次在大陆出版。

小说发布会被安排在鼓楼西剧场。剧场有200多个座位，挤挤挨挨坐满了人。红色座椅的头一排坐着编剧史航、学者戴锦华，还有朱天文、朱天心。侯孝贤也来了，他此行是为了拍摄纪录片《他们在岛屿写作——文学朱家》。朱西甯就是主角之一。

朱家的客厅好像瞬间被搬到了北京的这条小胡同里。客人们到了，谈论的主题是家长朱西甯。

这次在大陆出版发行的《铁浆》是朱西甯写于上世纪60年代的短篇小说集，讲述了一群血性汉子在清末民初的山东乡野所经历的抗争与毁灭。《旱魃》则以遥远世界里的华北老黄河为背景，以杂耍班女子佟秋香和土匪头子唐铁脸的爱情故事为主线再现了山东风土。

这让人自然联想到作家莫言。朱西甯祖籍山东临朐，跟莫言的老家高密不过相距百 里。

上世纪80年代，莫言刚发表了小说《红高粱》。一次偶遇作家阿城，他建议莫言：“你一定要读读朱西甯。”莫言问“为什么”，阿城回答：“你读了就清楚了。”十几年后，莫言才真的清楚。2002年，他受邀到台湾，终于有机会读朱西甯的书。读罢几章，就有一种熟悉感。

朱家客厅留影，右一为作家张大春

在给《旱魃》作的序中，他这样写：“当我刚读到三三丛刊版《旱魃》的第十八页，小儿八福对他的母亲说‘林爷爷还讲，哪家坟土要是湿的话，坟里就有旱魃……时，我就猜到了这小说的结局”。在他看来，“我与朱先生使用的小说资源是那样相同”。

这次，纪录片摄制组也拜访了莫言。在镜头下，莫言形容朱西甯是“一个有把握才能的骑手，一边把持着马儿奔驰的标的目的和速度，一边也是不把持的，在把持和不把持之间”。朱天心记得，“撑个样子说了很多以后”，莫言以为摄影机关了，整个人“忽然松开”，笑着指了指姐妹俩：“咱们三个写得都不如朱先生。”

“一眼就看到了张爱玲”

朱西甯的童年是被山东的传说故事“喂”大的。他的爷爷是山东临朐人，曾在德国人家里当长工，跟着主人家信仰了基督教，后来就骑着毛驴四处传教。后来受到当地教会驱逐，不得不一路南下，最终在宿迁落脚。

1926年6月16日，朱西甯就出生在江苏宿迁。他是父母在四十多岁时生下的幺子，上头有两个哥哥和6个姐姐。他们都已经离家在外工作学习。陪着朱西甯的是“像爷爷奶奶一样”的父母。为了让幼子不至于无聊，父母把山东的传说编成故事讲给他听。“他的童年是在如此丰富又如此寂寞的状态中成长的”，朱天心说。后来这些故事悄无声息地走进朱西甯的小说，以至于让莫言读来感到“有太多相同的地方”。

如果不是六姐回乡探亲，朱西甯也许还要跟放羊的孩子在山里蹦跶更久。姐姐不忍看弟弟在乡下就此荒废，把他带去南京上学。这个比朱西甯大6岁的姐姐对朱西甯的影响不止于此。

在朱天心的印象中，这位六姑是个典型的文艺青年，最爱看张爱玲的小说。于是原本爱看老舍的朱西甯也跟着她一道看张爱玲，从此成了“张fan”。

1945年，还在念高中的朱西甯在《万象》杂志上读到了张爱玲的作品。那时候战争如火如荼，不少地方沦为孤岛，仅存的靡艳就在小说里。当时的《万象》中有一批文风大胆的女作家，其中就有张爱玲。正值青春期的高中男生每天带着“读艳情小说的心情看杂志”。各个小说家之间的页码也是隔开的，以便有人经过时赶紧翻页，假装在读正经文学。有人喜欢苏青，有人爱读潘柳黛。朱天文回忆道，父亲朱西甯“一眼就看到了张爱玲”。他后来还写到：“启蒙我和提升我的张爱玲。”

直到后来抗战胜利，一直在外辗转求学的朱西甯回到家人身边，他把所有杂志都随身携带，还把张爱玲“安利”给家人。这么一来，全家人都成了张爱玲的粉丝，甚至还效仿她的穿衣风格。

朱西甯与胡兰成

但张爱玲的文学尚不能抵过朱西甯骨子里的热血。1949年，他追随哥哥和姐姐的脚步，加入军队，跟着国民党到了台湾。随身背包里带了本张爱玲的小说《传奇》。那是他花了三分之一的工资买的。

朱西甯没想到会在台湾呆那么久。

一批还摸不清头脑的少年，就这么稀里糊涂地到了台湾。对很多人来说，这更像一次“夏令营”，还有人此行的目的是“可以吃香蕉吃个过瘾”。直到在台湾结婚生女，朱西甯也没想过要“定居”。他打定主意不买房：“买什么房子，安家落户的，就不打算回去了么？”

妻子刘慕沙后来在《朱西甯·背后的风景》中这样回忆。小两口结婚初期，“以炮弹箱为桌椅、厚纸箱为衣柜”，能端出来招待客人最好的食物是酸菜肉配烙饼。

他们的婚姻也显得“寒碜”。在发布会上，朱天心回忆了父母相识的过程。两个年轻人通信两年，却只见过4次。高中一毕业，刘慕沙就和朱西甯私奔了。她在后来纪念朱西甯的文章中写，自己在私奔时想过要不要带根扁担。在此之前，两人在数百封信件中大谈文学作品，“让你不由不浪漫且悲壮的认为等着你携手一起去开垦的，是一片包括文学生活在内的宽阔荒野”。朱西甯甚至“威胁”她：“当我们有机会成家结婚的时候，你要是跟不上来的话，我会弃你而去的。”听到这里，所有人都笑了，身边有姑娘忍不住嘀咕，朱先生这样的居然还能追到老婆？

事实上，那个私奔的少女刘慕沙既没挑扁担，也忘了偷一根家里的金条，只带了一叠手抄乐谱和网球拍。

上世纪60年代，朱西甯“被迫”买了第一栋房子，因为女儿们实在都长大了。朱天心的丈夫唐诺亲耳听到朱西甯自问“是要安家在这里了吗？”他记得朱西甯的心情非常差。后来，朱西甯在小说《现在几点钟》里这样写：“家不一定都是使你习惯的地方。”

战国时代的血性

1949年，23岁的朱西甯跟着孙立人的部队在台湾南部参加新军训练。

每天训练结束后，朱西甯还要在罩着六十个人的大蚊帐里写小说。一个5瓦灯泡，光亮将将够看清稿纸上的字——《大火炬的爱》。火炬，是新军的标志。

因为这部小说集，朱西甯被称为“军中三剑客”之一。将军孙立人也看到了这本小说，相当赏识朱西甯，决定把他培养成自己的笔杆子。但很快，孙立人自身难保。1955年，蒋介石以孙立人的部下在阅兵时意图发动“兵谏”为由，将孙立人免职并软禁。

朱天文认为，孙立人案是父亲写作的强烈动机，“父亲为此不平，但无法在军中向任何人讲，只得将他的不平之气灌注在了他的‘原乡小说里”。这本小说就是《铁浆》。

1963年，《铁浆》在台湾出版，朱西甯托出版社给张爱玲寄去了一本。两年后，张爱玲回信，信中这样写，“西甯先生：《铁浆》这样富于乡土气氛，与大家不大知道的我们的民族性，例如像战国时代的血性，在我看来是我与多数国人失去的错过的一切，看了不止一遍，尤其喜欢《新坟》。请原谅我不大写信。祝健笔。”

并非所有人都读得懂他的血性。在1994年的一次两岸三地研讨会中，有人把朱西甯的文学主题归结为“怀乡作家的原乡情结”。朱西甯寫了篇名为《岂与夏虫语冰》的文章回应，里面一语道破，《铁浆》写的是“家天下的不得善终”，想说的其实就是他对孙立人案的不平。这番辩白在当时引起哗然，不少人轮番写文章重新解读小说。

这大概是军人的气质，也许亦是山东人血液里的生猛。用史航的话来形容，“山东人的生活就像一个没有王的战国时代……每个人都忠于自己的人格人性所缔造出的东西。”这种“忠诚”让人下笔爽快。朱天文记得父亲写作时，三百字稿纸不打草稿，很少改，整洁得似誊清的稿子，不留存。她和妹妹会随手抓来一叠，订成草稿本做算术、画画。母亲刘慕沙则随手扯几张拿去记账或包糖果饼 干。

在交朋友这件事上，朱西甯也完全忠于自我，用现在的话讲就是“刚”。

朱西甯喜欢张爱玲，想为她写传。1974年，他听说张爱玲的前夫胡兰成人在台湾，抱着不能看到张爱玲，那就见见胡兰成的想法前去拜访。还没说话，他就认定胡兰成“你怎这样聪明，上海话是悄悄头顶，脚底板亦会响”。

当时的胡兰成背着“汉奸”的骂名，无处容身。爱屋及乌的朱西甯把胡兰成接到了自家隔壁，一日三餐仔细照料。一到饭点，朱天心就在家中二楼书房的窗前隔墙喊一嗓子：“胡爷，吃饭啦！”

胡兰成每周末晚开讲易经和禅学，堂下听课的除了朱家父女，还有后来出名的作家郑愁予、痖弦、蒋晓云等。他们称呼胡兰成为“胡爷”“兰师”。在朱天心的印象中，“父亲朱西甯和姐姐朱天文可能是胡爷一生中最认真最乖的学生”。

朱西甯也会邀请自己的朋友来一起听课，得到的回复是“听你个头！你怎么跟汉奸在一起？”从此再不来往。这是胡兰成在台湾难得的快乐时光，他每日写一则文章，三个月集结成《禅是一枝花》，里头提到一位侠士“郭先生”，说的就是朱西甯。两人还商量着办刊物。1977年，朱西甯凑钱创办了《三三集刊》。

朱西甯甚至因为胡兰成得罪了偶像张爱玲。在给张爱玲的信件中，他为胡兰成开脱，还随信寄去了一张全家人和胡兰成的合照。张爱玲没有再回信，这成了两人多年通讯的最后一封信。

1967年，于内湖一村家中留影

一个人的圣经

1989年的一天，朱家客厅一隅，瘦削的朱西甯佝偻着身子写作。满头凌乱白发，就连八哥都会拿来做巢。手里的笔不足20厘米，沿着它，却能一路走回他的山东老家。

这是朱西甯的最后十年。他从楼上的书房搬到了楼下客厅写作，一面应付接电话、收快递之类的琐事，一面扎在他的长篇作品《华太平家传》中。他从80年代初开始写这部作品，故事从清光绪二十六年开始，以华氏一族的百年家史为脉络，讲述山东省乡下在西方文化冲击下发生的种种变化。在第一章里中，朱西甯这样叙述：“眼前这个世代虽则全人类都在抗拒甚至弃绝文字，我可还是坚信文字会比人寿长久。若得忠忠实实记录下我的所有回忆，写成一部我这华太平家传，至少可免白白糟蹋承自天上的恩赐，该是我人生一场唯一的价值奉献了。”

一直到上世纪80年代末，朱西甯在《华太平家传》上耗费了近10年时间，其中八易其稿。第八稿写了33万字，他觉得可以继续写下去了。结果堆在书桌上的稿件被白蚁吃了个空。他把那群蚂蚁称为“天主派来的既严厉又残暴的批驳家”，这是上帝在委婉告诉他“写得不够好，从头来”。

1988年4月，朱西甯带着妻子和大女儿朱天文回到了大陆。他走遍宿迁、南京、徐州等地，一路拜访故人。回来后，他决定再给自己十年，把《华太平家传》写完，像是一次告别。

他给老家的小辈们支付稿费，请他们帮忙把家乡四季的作物生长细节以文字或图像的方式记录下来传送给他。朱西甯写这部小说，无欲无求。有人替他着急，时不时询问写作进度。朱西甯的回答是，这是他“一个人的圣经”，不考虑读者、发表、出版，是“写给上帝看的”。一旁的朱天心简直忍不住要烦躁地说：“这样岂不太抬举上帝了。”

1998年，朱西甯的《华太平家传》手稿写到了1066页，共计55万字。他预计写300万字。这一年他住进了万芳医院1066病房。住了整整50天，朱西甯因肺癌末期去世。

就在他去世两三天后，有领导部门致电朱家，说要给朱西甯颁发奖状。全家人拒绝了：“谢谢不用，因为父亲非常不同意总统的为人处世，而且一直以为文学的成就也不需政治人物來肯定”。即便后来，在工作人员软磨硬泡下收下奖状，随即就被当垃圾回收 了。

张爱玲亲笔信——1965 .10 . 31致朱西甯

也是在这一年，台湾评选了47位对台湾文学有贡献的作者。朱西甯不在其中。上世纪70年代，台湾乡土文学运动兴起，朱西甯因为是“那边的人”而遭到抨击。朱天心认为，“因为台湾政治气候的变化，父亲的作品被有意或无意地遗忘了”。

听到她如此感慨，不知道朱西甯会作何感想。毕竟，在女儿对时事火气十足的时候，他即便同意她的观点，也不过是摇头苦笑。

无论到哪里，朱西甯都像是异乡人。莫言说他在“用语言寻找故乡，用语言创造故乡”。学者戴锦华认为朱西甯是“所谓的怀乡文学”：“但又从一开始就把现代中国文学当中广袤的土地、历史，那种极度赤裸但携带历史传承的东西，带到台湾文学当中。”

他在《铁浆》代序《一点心迹》中说自己就“喜欢这一点点的永恒”。终其一生，从21岁写到生命终结，他所想留下的也许就是“永恒”，哪怕只有一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