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 艳 景先平

托尼·莫里森是美国历史上首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黑人女作家。她的小说关注黑人的生活和情感，简短却饱含诗意。正如她的获奖理由所言：莫里森以丰富的想象力，细腻的笔触，独特的叙事技巧“……从一个侧面将美国社会生活中的一个重要现实描摹得栩栩如生。”[1]摘冠十年后， 托尼.莫里森的第八部小说《爱》问世。该小说延续了莫里森对爱这一人类基本情感在历史、种族、性别等因素作用下的关注，并将此主题与叙事的空间形式结合起来，采用以非线性的叙事语言、并置的文本结构、读者的心理空间构建为代表的空间叙事策略使小说在形式和内容上达到了有机统一。本文将以约瑟夫·弗兰克（Joseph Frank）的《现代小说中的空间形式》一书为参照，探讨莫里森是如何将作家个人的文学政治观融入空间叙事结构，并深化“爱”这一主题。

约瑟夫·弗兰克是正式关注小说空间问题的第一人，他的《现代小说中的空间形式》分析了福楼拜、普鲁斯特和乔伊斯等现代作家运用空间并置打破时间流的写作技巧，创造性地提出了“空间形式”（spatial form）这一极具活力的概念。空间形式是一种隐喻的表达，指叙事结构中对时间性因素如线性顺序、因果关系的舍弃，转而采用共时性的空间叙述方式，其核心围绕着语言的空间形式、故事的物理空间和读者的心理空间三个方面。

首先，在语言上，现代小说的空间形式表现为作家有意消除文本的线性序列与因果关系，强调文本的同在性与文字的上下文反应参照，突出作品自身的文本属性。“在空间形式的类型中，事件的选择以及分布都是趋向于主观随意： 重要的是组合成的整体，而不是组成它的过程。”[2]莫里森在《爱》的创作中延续了打破时间流的叙事手法，拒绝按照线性顺序布置故事脉络，而是刻意将其零散地放置于各个人物的“子叙事”中。米切尔森曾评述说：在现代小说的空间形式中，叙述的进展包括对一副略微静止的图画的显露。[2]纵览全书，《爱》中出现了多个叙事视角，辗转于第一人称或第三人称，人物内聚焦或事件外聚焦，过去时或现在时，匠心独具地将故事情节隐藏在人物的观察和意识流式的思考中。一如弗兰克所言：“小说的空间形式体现为所有实际背景必须通过各个片段来重新构建，这些片段有时相隔数百页，散布在书中各处……”,[2]读者必须从碎片式的讲述中不断发现新的事实，通过上下文反应参照和反复阅读，将杂乱无章的细节重组为有机的空间图案。在《爱》的第一章“画像”中，莫里森如图般呈现出该章的主要人物朱尼尔，并将她对柯西家几位女性间微妙关系的初印象同她们生活的空间“莫纳克街一号”联系起来：“和楼下的厨房一样，这个房间太亮了，像百货商场。……她觉得这两个女人各自生活在聚光灯下，被她们之间的黑暗分开，抑或相连。”[3]对静态的物理空间的描述折射出的正是柯西家的性别问题：长期生活在父权阴影下的女性们“都以为自己是那个被取代的人。”[3]她们因爱而聚，也因爱而恨，本应惺惺相惜的爱情和亲情幻化为以争夺在大家长柯西心中的位置为目的的长久怨恨。

其次，就故事的物理空间，即文本结构而言，具有空间意识的现代主义作家总是通过“并置”（juxtaposition）这种手段来打破叙事的时间顺序，从而使文学作品获得空间艺术效果。在空间形式的小说叙述中，“叙述的时间流被终止了：注意力在有限的时间范围内被固定在诸种联系的交互作用之中。这些联系游离叙述过程之外而被并置着”。[2]并置叙事在空间形式上体现为各个子叙事的“橘瓣”式排列，“橘瓣”是个形象的比喻，它表明并置的故事情节是向心而不是离心的，一个橘子由许多的瓣组成，它们都相互紧挨着，具有同等的价值，“……但是它们并不向外趋向于空间，而是趋向于中间，趋向于白色坚韧的茎……”[2]换言之，小说中并置或并列的故事情节不能零散地组合在一起，而必须集中在相同的主题、人物或情感上。主题-并置，即所谓的橘瓣式的空间形式在《爱》中体现为以不同女性角色与柯西间关系定位命名的各个子叙事章节，如“朋友”、“恩人”、“情人”、“丈夫”、“监护人”、“父亲”等都分别讲述了几位女性的个人经历，但她们彼此分离，却又彼此联系。首先，她们都围绕着与大家长柯西的爱恨纠葛这一隐性主题构成一副完整的画面；其次，各个子叙事在不同的时间点上被统一在柯西酒店和莫纳克街一号两个空间场所中构建出一个完整的空间效果。学者龙迪勇在其专著《空间叙事学》中，将主题-并置叙事分为两类：一类是具有“显在”主题的，各个子叙事作为论据存在的“论说性”叙事；另一类是具有“隐在”主题或观点，但“其主题或观点只有在对各个‘子叙事’进行认真解读和比较的基础上，才能概括出来”的主题-并置叙事。”[4]通读全书，细心的读者不难发现：小说探讨了各种形式的“爱”，但为何除了在故事结局，留心临死之际说出的那句“爱。真的。”[3]整部作品在前文中对“爱”只字未提？托尼.莫里森在访谈中曾说：小说的手稿中多次提到“爱”，但在修改小说时，她“刻意去掉了手稿里所有的‘爱’字”，[5]直到故事末尾借留心之口道出了那个所有故事人物讳而不言的字眼，而她也最终决定采用编辑的建议，以“爱”命名这部小说。以笔者之见，小说以“爱”为题，但书中的女性角色无一不认为自己是那个“被取代的人”，被爱抛弃的人，爱的缺失带来了对爱的强烈渴望，也造成她们对爱字的讳莫如深。早在1977年的访谈中，莫里森就曾说过爱是她的基本主题：“我写爱或它的缺失”，[6]“……因为爱中同样会包含恨”。“我很关心性爱和其它方式的爱以何种方式变成背叛。芸芸众生为什么到头来会毁了自己非常想要保护的东西？显然，关键在于要努力去爱。”[7]托尼.莫里森将作家的文学关注与隐性主题-并置叙事的文本空间结构巧妙地统一起来，言不可言之所言。

最后，在读者层次，现代小说的空间形式表现为文本与读者的交互过程和开放式的结局。“空间形式这种较为开放的想象力把沉重的负担加给了读者，那种被描绘的世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没有完成的（没有组织起来的），它需要读者的合作和参与，需要读者的阐释。”[2]根植于美国文学和非裔文学传统，托尼.莫里森在小说创作中体现出强烈的读者意识。她认为创作与阅读是作家与读者之间、读者与文本之间的互动交流，它们共同构成了完整的艺术审美过程。莫里森对《爱》中的故事情节进行了模糊化、碎片化处理，始终将读者置于疑问的漩涡中，但又时时周到地为读者提供各种暗示与线索，邀请他们参与情节的还原和构建。例如，第二章“朋友”的叙事者就柯西的死因做了含蓄的隐射：“……说他心脏病突发，但他捂着的明明不是胸，而是胃。”之后，叙事者欲言又止，并未对此谜团做更深入的探究，直到故事结尾处潜入L的意识：“解决办法只有一个。毛地黄起作用很快，如果你知道怎么弄的话，而且痛苦不会持续很久。”[3]究竟是旧病复发还是蓄意谋杀？莫里森不愿给读者明确的答复，她更希望读者自己去小说中寻找必要的线索，并让读者回答为什么那些细节能够起到重要的证明作用。正是在这样的过程中，读者参与阅读的积极性被调动起来。莫里森在与克莉斯汀娜·戴维斯的访谈中说：“在一部小说中，一些悬而未决的东西总比一个清楚的解答更加有趣，我不想轻易地给一些复杂的问题做简单的回答。”[7]此外，莫里森在小说末尾为罗门和朱妮尔这对年轻恋人的关系设置了开放式的结局，从而将更多的猜想和评判让渡给读者，为小说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多种可能性。莫里森在访谈中表示：“口头传统中你不让故事结束——你在结尾处留有一点点信息以及你的一点点寓意……于是读者或听众仍在故事之中，你也就不得不思考”。[7]在托尼·莫里森看来，文本‘制作者’的创造性当然应该尊重，可‘拼贴者’的创造性也不应忽视：“给读者留下位置和空间，……准许我的读者进来并亲身经历，和我一起来讲述这个故事。……与读者保持这种联系是衡量我能力的一个尺度。”[8]托尼·莫里森推崇的参与式阅读，毋庸置疑是弗兰克描述的典型的空间阅读形式。

综上所述，托尼·莫里森将叙事的空间形式与创作主题有机结合，通过讲述《爱》的故事引领读者更深入地探寻人物的内心世界和个人诉求，理性地思考黑人民权运动以后，民族内部尚未解决的性别问题。作者在高度关注文本的阅读魅力和艺术张力的同时，提倡以爱疗“伤”，以黑人间的两性之爱，同性间的手足之爱化解民族内部恩怨与纷争，实现黑人社区的和谐与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