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 醴

《西游记》约成书于十六世纪七十年代我国明朝中叶，它和比它先出现的《三国演义》、《水浒传》以及后来的《儒林外史》、《红楼梦》都是我国明清时期最有代表性、最著名的长篇小说。它们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古代小说艺术的光辉成就，成为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所熟悉和喜爱的古典文学作品。关于《西游记》的作者，历来众说不一，历史上也没有留下确实的作者资料。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经胡适《西游记考证》、鲁迅《中国小说史略》集中论定作者为吴承恩，这一说法得到了普遍赞成。

《西游记》虽然是神魔小说，但它也同样反映着一定的社会生活。现实性是这部浪漫主义杰作的重要因素。文学作品的现实性就是文学作品中反映社会生活的内容。但文学作品的现实性并不意味着与社会生活直接划等号，它体现着现实生活的某些抽象化本质，而并非现实生活的原始形态和具体过程。

作品中出自幻想的人物形象和故事情节，仍然离不开现实，它们是以作者对现实所掌握的见闻材料和对生活的感受理解作为创作的基础的，它们或是人间生活的投影，或是某些社会现实的抽象反映。《西游记》成功地在宗教故事的外壳中填充了丰富多彩的现实生活内容。

一.取经目的的功利性

在封建社会，儒家思想一直占着统治地位，儒学价值观基本上代表了中国古代文化的价值观。作为一个封建文人，吴承恩自然也继承了传统的儒家思想。所以，在吴承恩的笔下、取经目的从一心探求佛法演变成了具有强烈的世俗、现实、功利主义色彩。历史上的玄奘是私自外出越境求学佛理，而《西游记》中的唐僧是奉旨出行。唐僧对李世民所说:“贫僧不才，愿效犬马之劳，与陛下求取真经，祈保我王江山永固。”(第十二回)这就点明了唐僧取经的宗旨。

这样，取经人与王权的利益紧紧地捆在了一起。从这个意义上讲，唐僧的取经不仅仅具备探求学理的意义，而是将探求学问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儒学价值观结合起来，将佛学与经世致用结合起来，显示了强烈的现实功利色彩。这也是旧式儒生入世的出发点。

正因为取经的功利目的，吴承恩赋予了唐僧旧式普通知识分子的特征，将唐僧塑造成一个迂腐的封建儒士与虔诚的佛教信徒相结合的形象。

二.以人间模式架构的神魔体系

除了取经目的的现实功利性，《西游记》 还以人间的模式来架构神魔体系，使得艺术形象别具一格。文学是以艺术形象来反映社会生活,表现人对艺术的审美关系。一部优秀的文学作品,总是以生动的艺术形象反映出一定社会的某些内容。《西游记》作为一部优秀的浪漫主义的神魔小说,在人物形象塑造及人物关系等方面同样地表现着时代特色,熔铸着现实生活内容。

《西游记》中的唐僧师徒四人结构完全是按中国家庭模式来安排的。唐僧自然是家长,孙悟空、猪八戒、沙僧,他们以前各不相识,毫无关联,当他们在同一师门后便以兄弟相称,而且按投师门的时间顺序决定弟兄之间的序位。并且中国文化有一个特殊的突出现象就是师徒如父子。如第三十一回孙悟空被唐僧驱逐，后又回来降妖,与妖怪有一段对话:

那怪道:“你好不丈夫啊！既受了师父赶逐,却有甚儿嘴脸,又来见人！”行者道:“你这个泼怪，岂知‘一日为师,终身为父’,‘父子无隔宿之仇’！你伤害了我师父,我怎么不来救他?”

显然，孙悟空是以儿子的身份自居的，吴承恩用了传统的现实的师徒观念来处理唐僧四人的师徒关系。

再者,作者创造了杂糅佛、道与民间传说的神魔体系,符合中国传统文化和心理，并在民间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西游记》的整个神仙系统充满了人间色彩,整个宠大的神祗系统是人世间的摹写,也有—套类似尘世统治机构的命令、宣调、奏议、行赏、责罚的行政手续和管理方式。

三.神魔世界展现的现实社会人情

《西游记》的神魔世界中，作者展现了现实社会人情的真实图景。中国社会自古以来有着以人情为重的独特文化风景,在中国社会中,人情的意义并非一言可概之。古人有训:“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在《西游记》的幻象世界中,照样反映着人间社会的人情泛滥,关系盛行。

作品中，唐太宗“游冥”这一段，在唐太宗弥留之际,魏征却让他尽量宽心，并管保“陛下长生”。只因为魏征与现掌阴府生死薄的丰都判官崔珏“八拜为交相知甚厚”，坚信崔判官看在友情上，“管教魂魄还阳世，定取龙颜转帝都”。于是修书一封给崔珏。果然当崔珏在生死薄上发现唐王寿数已尽时，竟不顾生死之法，私改生死薄，让唐太宗的阳寿平添了二十年。(第十回)就这样，唐太宗在人情的关照下又还魂于阳世。

另有乌鸡国王为钟南一全真道人所迷惑，被推入井中而亡，阴魂不散，欲求唐僧救命复位。唐僧对他说:“你何不在阴司阎王处具告,把你的屈情伸诉。”乌鸡国王回答道:“他的神通广大，宫吏情熟——都城隍与他会酒，海龙王与他有亲;东岳天齐是他的好朋友，十代阎罗是他的异兄弟。因此这般,我也无门投告。”(第三十七回)人情在这里成了纵容包庇罪犯的护身符。这些描写有着深刻的现实基础，是现实社会人们对人情网无可奈何而又投告无门的经历的影射。

黑水河神的遭遇也能说明人情无处不在。黑水河被鳖怪强占，黑水河神无可奈何，只因西海龙王是鳖怪的母舅，西海龙王不仅“不准状子，反而要真河神“让与他住”，是非颠倒，黑白混淆，体现了封建时代家族社会人情为大的真实。

四.反映时代特点的世俗化描写

《西游记》的现实性还表现在作品中具有时代特点的世俗化描写。正如巴赫金所指出的，小说“是世界历史新时代所产生和哺育的唯一种体裁,因此它与这个新时代有着深刻的血缘关系”。吴承恩所处的时代,正是中国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嬗变的开始，社会经济已经出现资本主义的萌芽，作品对明代中叶商品经济的发展也有所描写。

小说描写了不少都市，都市的兴起与繁荣是商品经济时代开始出现的明确信号。取经四众一路经过了许多都市，这些都市实际上正是明中叶商品经济蓬勃发展的城市的缩影。如作品写朱紫国都城是“六街三市货资多，万户千家生意盛。果然是个帝王都会处，天府大京城。绝域梯航至，遐方玉帛盈。”(第六十八回)比丘国也是“酒楼歌馆语声喧，彩铺茶房高挂帘。万户千门生意好，六街三市广财源。买金贩锦人如蚁，夺利争名只为钱。”(第七十八回)

作者不仅写出了生意兴隆，物资交流的热闹与繁荣，写出了商品交换地域日益扩大，还写出了商品经济时代人们价值观念的变化。又如第四十八回,唐僧见到许多人在冰冻的通天河上奔行，不知就里，陈老便对他讲了这些人的目的:“河那边乃西梁女国。这起人都是做买卖的。我这边百钱之物,到那边可值万钱；那边百钱之物,到这边亦可值万钱。利重本轻，所以人们不顾生死而去。常年家有五七人一船,或数十人一船，飘洋而过。见如今河道冻住，故舍命而步行也。”这些描写，写出了明代各地通商、贸易频繁的实况，也写出了人们为了利而铤而走险的冒险精神,这正是商品经济条件下人们思想的反映。

一般的小说史都将《西游记》与稍后出现的世情小说分属为两个阶段。而《西游记》所体现的文化特点和审美理想,都有了新时代的特征。世俗化是宋代以后中国文化的一个基本发展趋向，至《西游记》，世俗化就成了它的一个重要的思想特点。它反映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强烈关注社会和人生现世精神对虚无出世的宗教意识的扬弃。《西游记》也就实现了取经题材由宗教主题向社会主题的转变。于是，对社会现实的直接描写，对人的力量的热情与肯定，成了作品的核心。

总之，《西游记》之所以成其为多姿多彩的有生命力的艺术品，就因为小说包含着丰富的多元的因素，在众多的棱面上映射出众多意象的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