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做喜玛拉雅美术馆馆长的最大收获是尝试建立起与政府资助之间的互动关系。政府对美术馆的支持力度在加大，如果我不做这个馆长的话，还不会想着实际地去操作这个事。2017年美术馆申请到了浦东文化基金的两个项目资助，还有浦东文化艺术指导中心的公共教育合作资金，接着就是国家艺术基金对喜玛拉雅美术馆的资助。然后到了今年年初的“造像深处”展风波[1]，这些政府资助引起了“政府文化基金如何向民间机构资助”的讨论。在公共文化建设如此迅速的今天，一切像是从无到有。以前我们是抱怨什么都没有，现在应该是发愁，有了以后如何去管理，包括政府管理和机构自我管理。

1999年，我就在《江苏画刊》发表文章，提出在国际交往过程中建立国家艺术基金会的重要性。那是从本土艺术的自主性角度来论述的，如果没有必要的公共资助，中国的非营利艺术就无法自主发展和自主推广。到了2013年，我又写了《如何建立真正的非营利艺术中心》，发表在《新民晚报》上，强调非营利艺术中心在艺术管理体系中的重要性。所以当国家艺术基金已经成立，非营利的概念也被大家所接受，特别是政府美术馆的某些非营利举措，比如取消门票等，已经将非营利这个概念推向了整个社会。民营美术馆也能得到政府文化基金的资助，这就是近年来中国非营利美术馆建设的成果。不过，我提出的“如何建立真正的非营利艺术中心”的话题还没有推进——文化政策如何对待民营美术馆与非营利艺术中心这两个不同的领域，还有待新的制度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