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昊

塑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是现实主义文学的创作原则。“‘五四’以来，关于文学作品的典型人物及其塑造，一直是个相当重要的艺术标准，有时甚至是唯一的艺术标准。”①傅修海：《典型/非典型：现代中国文学的形象政治与身份焦虑——以〈阿Q正传〉中“吴妈”形象的再解读为中心》，《文艺评论》2013年第9期。是否塑造了极为典型的人物形象以反映其所代表的阶级或群体的时代命运，成为许多作家乃至批评家衡量作品高下优劣的重要标志。但是对于典型人物的定义和评判标准却相对来说较为模糊，很多着眼于时代背景下的群体命运的作品虽然成功地塑造了典型环境，却未必抓住大环境下的特殊个体的典型特征。本文试图以《林家铺子》为中心加以阐释。

《林家铺子》是茅盾短篇小说的代表作之一，创作于1932年6月，最初发表于同年7月的《申报月刊》第1卷第1期上。茅盾希望通过这部作品表现“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尤其是日本货向农村的倾销所引起的农村中各种矛盾的尖锐化，所造成的农村经济危机”②茅盾：《〈春蚕〉、〈林家铺子〉及农村题材的作品——回忆录［十四］》，《新文学史料》1982年第1期。这样一个大的时代背景，并把小说的主人公林老板刻画成一个勤劳本分、聪明能干的城镇小商人，来表现这一类小商人在“内忧外患”下不可避免的死亡命运。研究者也多把《林家铺子》作为现代文学的一个典型作品进行解读，把林老板作为中国近代社会的一个典型的小商人的形象进行观照。有的文学史把林老板的悲剧称为“具有一定的典型意义”③北京大学等《中国现代文学史》编写组：《中国现代文学史》，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74页。，称“林家铺子的命运典型地表现了当时正处于风雨飘摇中的整个民族工商业的共同的前途”①唐弢：《中国现代文学史简编》（增订版），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40页。。而林老板这一人物形象的典型意义更是被一些文章提到了很高的高度，认为“《林家铺子》有这样强烈的艺术效果，关键和奥秘乃在于塑造出了林老板这一活生生的，有血有肉，有声有泪的典型形象”②雷达：《小说艺术探胜》，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57页。。长期以来，几乎没有人怀疑过这样的论断。但是，什么样的人物才能算是真正的典型人物？林老板是不是城镇小商人的典型？

一

亚里士多德曾说：“诗倾向于表现带普遍性的事，而历史却倾向于记载具体事件。所谓‘带普遍性的事’，指根据可然或必然的原则某一类人可能会说的话或会做的事——诗要表现的就是这种普遍性，虽然其中的人物都有名字。”③亚里士多德：《诗学》，陈中梅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81页。这里已经较早地意识到文学与历史的显著区别在于文学作品中具有表现普遍性的艺术典型，必然性和普遍性是典型得以成立的依据，而特殊性则要求这个典型是“有名字”的个体。茅盾在30年代创作的各类小说，无论是长篇如《子夜》，还是短篇如《春蚕》《林家铺子》等，往往致力于表现广阔时代背景下各类人物的命运，以此揭示民族矛盾、社会矛盾如何与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发生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对典型的塑造也就自然成为茅盾小说创作的潜在动力，因为只有中心人物足够典型，小说所表现的社会阶层才能足够广泛，小说所要挖掘的社会意义才能足够深刻。但是，典型的成立应该满足哪些条件呢？歌德在1824年的《关于艺术的格言和感想》中有一段著名的语录：

诗人究竟为一般而找特殊，还是在特殊中显示出一般，这中间有很大的分别。由前一种程序产生出寓言诗，其中特殊只作为一个例证才有价值。后一种程序才适合诗的本质，它表现出一种特殊，并不想到或明指出一般，谁如果生动地掌握这特殊，他就会同时获得一般而当时却意识不到，或是事后才意识到。④朱光潜：《谈美书简》，北京：北京出版社2004年版，第116、120页。

按照歌德的说法，典型应该是作家在遵循从特殊到一般的创作规律的基础上，对个体专注和生动的表现，对于这个特殊个体可能具备的普遍性是事先无意识的。所谓的典型性应该是作家所关注的艺术形象完全成型后才得以显现出来的内在品质，而并不是作家提前设计好的。这种说法或许有些苛刻，我认为作家在创作之初未必不希望自己笔下的形象成为典型，但无论他的这种目的多么强烈，他也必须在足够了解所关注的特殊对象的基础上，如实地描写其在真实处境中的身体活动和心理活动而暂时忘掉他要实现的最终目的。因为只有这样，作家才能按照特殊个体的自身发展规律安排情节，使个体在看似不具普遍特征的行为意识中最终实现特殊到一般，而不是为了“一己之私”违背特殊个体的特殊性和内在逻辑性，使个体最终落入作家自己想当然的、概念式的一般性中。

与此同时，在文学作品中，典型人物和典型环境往往是分不开的，人物往往是在典型环境的影响和刺激下，展现出其典型性的。恩格斯在《致玛·哈克纳斯的信》中首次提出“要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这也是现实主义作品经常采用的创作手法。朱光潜认为：“环境即是环绕着书中人物而促使他们行动的，环境不是典型的，人物也就不可能是典型的了。”⑤朱光潜：《谈美书简》，北京：北京出版社2004年版，第116、120页。可见，人物所处环境的典型与否也直接关系到人物的典型与否。如果说着眼于表现国家和民族问题的茅盾希望通过他的“社会剖析小说”找出中国社会问题的症结所在，那么表现“一·二八”事变前后这个典型环境中的城镇小商人这类典型人物的时代命运就成为《林家铺子》的创作主旨，这一点从小说原题目是《倒闭》就可以看出来。那么，林家铺子是否是一个典型环境呢？林老板到底是不是典型人物呢？

二

分析林家铺子的典型环境，我认为这环境不仅指的是小说塑造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还应包括围绕中心人物的周围人物。因为这些“配角”的活动起到了传递信息、烘托主题的作用，并和其他固定环境共同促进了小说情节的发展，影响着中心人物的一系列心理反应和行为。

我们来看茅盾为林老板安排的基本环境：（一）地处小镇。这是一个以乌镇为原型的典型的水乡古镇，临近上海，交通便利，经济发达，商业历史悠久，处于城市和农村的中间地带，既有其开放性，亦有一定的封闭性，并可以此观照战争的发展和城市的剧变给农村带来的变化。（二）经营杂货。林家铺子所卖之物既不是米面等生存必需品，亦不是绫罗绸缎等高档消费品，而多是些可买可不买的生活用品，且又多是东洋货——“洋广京货业。如王益茂云升祥、锦华彰、锦和齐等。而以王益茂为最大。惜所售日货居多。盖日货本轻利重。且色样玲珑。易惹人眼。故人喜购之。”①非我：《乌镇各业之概况》，《钱业月报》1922年第2卷第10期。这就为下文抵制日货运动所引发的关于林家铺子的一连串故事埋下了伏笔。（三）时处战争。小说的第三章中，经由林小姐之口，我们知道了“上海打仗了”②茅盾：《林家铺子》，《申报月刊》1932年第1卷第1期。，指的便是“一·二八事变”。小说的时间跨度正好定在这场事变的前后，是小说得以戏剧性地展现各种社会矛盾的重要依据。（四）养有一女。中国传统的性别观对于女儿和儿子的态度往往是不平衡的，而小说对林小姐的性格刻画以及她在矛盾冲突中所起到的作用也突出林老板所处环境的紧张性。上述林老板所处的基本环境无一不是极为特殊的存在，并在一出场便给予小说主人公以强烈的紧张预设，使林老板沉重的压抑感一触即发。

再看周围人物环境：除了林大娘、寿生以及店里的小伙计等铺子里的“相好”，有卜局长、商会长、黑麻子等具有政府背景的压迫者，有上海客人、恒源钱庄、裕昌祥等有业务往来和竞争关系的机构和个人，有朱三太、陈老七、张寡妇等股东债主，还有栗市强盗、拉夫的兵队、东洋兵等潜在或间接威胁。林大娘作为林老板的妻子，看似是一个只会拜佛和“打呃”的多余人，但是在关键的时刻却表现出了比林老板这个一店之主更强的决断力：在林老板眼泪婆娑地被逼跑路之时，林大娘“忽然抑住了呃，抢着叫道：‘你们也去！你，阿秀。放我一个人在这里好了，我拼老命！呃！’”③茅盾：《林家铺子》，《申报月刊》1932年第1卷第1期。而且异常果断地分出了一半的私房钱，又拉着林小姐和寿生的手把两人的终身大事了结，可以说在眨眼间便秒杀了只会抹眼泪和叹气的林老板。虽然林大娘整体上的定位是一个没用的病老太太，但在关键时刻能够止住“打呃”并展现未曾有过的决断力，看似反常却比从始至终一直在叹气的林老板更符合人物的内在逻辑。寿生几乎就是林老板身边的军师加警卫员，内可出谋划策，外可跑腿要账，同时兼具独立开店和破产清算等多种能力，对付三番两次陷害自己老板得手的同行劲敌依然显得游刃有余、进退有度。这样的伙计早已把店主林老板秒杀得体无完肤，但他却忠心耿耿地愿意跟随一个注定破产的老板，的确也是极为特殊的一个人物形象，愈加凸显出林老板完全“扶不起来”的懦弱无能。而从未正式登场亮相的黑麻子和卜局长，虽然对林家铺子造成的直接伤害最大，却始终没有从背后走出来，反而造成了一种意想不到的紧张效果，让林老板始终提心吊胆、如履薄冰。其他人物也在时局的变动中从正面和侧面给林老板施压，促使“林家铺子”一步步走向倒闭。这些人物都在自己的角色设定上，给予不同类型的压力和张力，构建起了林家铺子周围密不透风的封锁线，并在林家人“希望—失望”的反复挣扎后，给其绝望一击。应该说，围绕林老板所展开的环境是极为典型的，这不仅仅体现在这种环境的特殊复杂性上，也体现在环境中种种矛盾的普遍性上，有些已经不仅仅是乌镇可能面对的紧张环境，而且是整个中国可能面对的紧张环境。

当然，小说里塑造的这个小镇的环境未必是真实的，亦有评论者对茅盾小说里描绘的政治环境和经济现象的真实性进行了详细的考证和反驳。例如茅盾精心设置的黑麻子和卜局长这两个人物形象，就是为了突出国民党政权的腐败，将林家铺子倒闭的主要原因归结于政治体制问题。但是，“到了一九三四年，建立省党部的省份也不到百分之四十，而县设党部者更是只有百分之十七，即使是国民党党务基础较好的长江中下游省份，‘县党部亦未能普遍建立’。至于县以下的乡镇社会，在抗战爆发前国民党组织基本上都没有涉足”①宋剑华：《“乌镇”上的政治经济学——论茅盾〈林家铺子〉里的艺术辩证法》，《东吴学术》2017年第3期。。再比如：“朱三太、陈老七和张寡妇三人，在林家铺子里存有七百元钱，但那不是债务而是参股，因为‘林家铺子’并非银行或‘钱庄’；既然要参股‘分红’，就必须去共同承担风险，这是一个最起码的经济学常识，我们不能将‘参股’和‘放债’混为一谈。”②宋剑华：《“乌镇”上的政治经济学——论茅盾〈林家铺子〉里的艺术辩证法》，《东吴学术》2017年第3期。这些实证式的考证可以说明小说里的这个小镇在现实世界的确是不存在的，但也不能就此说明这个小镇不是典型环境，因为真实和典型并不是对等的关系。国民党的压迫可能还没有渗透到镇上，但在城市里是可能存在的；小商铺的股东可能不会像债主一样去讨要分红，但逼债的债主却是很有可能大范围存在的。文学作品有可能丧失局部的真实性，却未必会丧失全部的真实性。只要这样的现象是有存在可能的，不管它们发生在哪个层次上，小说环境的典型性就不会受损。

三

林家铺子的典型环境从外在条件上使作为小说中心人物的林老板具备了成为典型的潜质，但不能断定林老板就是典型人物。我认为人物的设定是否符合自身属性，是人物成为典型的首要条件。作家塑造人物，总会择取现实生活中的原型，使小说中的人物具有很强的现实可感性。虽然小说人物从根本上来说是虚构的，是有别于真实人物的，但小说人物若要成为典型形象，就必须符合自身属性的设定。即小说中的个体可以不是真实的个体，但这个个体所属的类别必须是具有广泛意义上的真实的类别。就《林家铺子》来说，林老板这个城镇小商人形象是作家虚构出来的，但是这类小商人在现实生活中能找到大量原型。因为只有这样，林老板才具有了典型性，文学作品才能通过虚构的典型将艺术和现实连接起来。鲁迅在塑造人物形象时就说他“没有专用过一个人，往往嘴在浙江，脸在北京，衣服在山西，是一个拼凑起来的脚色”③鲁迅：《鲁迅全集》第四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27页。。作家专门选用浙江的“嘴”、北京的“脸”以及山西的“衣服”，正是发现了它们所呈现出来的鲜明个性背后的类型价值。

茅盾设定的林老板是小镇上的一个小商人，经营着从祖上传下来的百货小店，无不良嗜好，对人谦和有礼，做事精细勤快。作家给出的这些人物基本特点无疑将林老板指向了一个正面形象。然而商人在中国古代一直是一个地位极低的阶层，位于“士农工商”的最末一位。而且“儒家主张安贫乐道，认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在这种思想影响下形成了一种观念，商人不劳作靠贩卖货物获利是一种‘偷奸取巧’的行为”①陈承镶等主编：《商人学》，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7页。。因此，商人在文学作品中的形象也往往比较糟糕。“在中国文学表现商人的历史上，不管是什么时代的文学，都不能彻底摆脱对于商人的偏见，把商人作为真正的正面英雄来表现。”②邵毅平：《中国文学中的商人世界》，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25、526页。即便是“《金瓶梅》这部大致用商人阶层的观点写成的长篇巨著，尽管成功塑造了西门庆这么一个典型的商人形象，但是至少其表面的声音却仍是否定性的”③邵毅平：《中国文学中的商人世界》，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25、526页。。可见，茅盾塑造的商人形象是对传统文学里商人形象的一定程度上的的反拨。但是传统文学至少抓住了商人的最基本的特征，即“获利性”。商人作为通过买进卖出赚取中间差价的一种职业，“获利”是其存在的根本，即便是再不济的商人，也至少不能入不敷出。我们再看林老板，不仅人品了得，还是做生意的“好手”，在被朱三太催账之余，还“异想天开地打算拉回几文来”④茅盾：《林家铺子》，《申报月刊》1932年第1卷第1期。，向朱三太兜售一系列生活用品。这个情节也经常被人们用来证明林老板的“聪明能干”。但是“聪明能干”的林老板并没有做成这笔不合时宜的生意，而且除了实心眼地真的“照本出售”“大放盘”以及对所有的欠账都“不便拖欠”，几乎就没有做成一笔真正赚钱的买卖。唯一有可能改变林家铺子命运的“一元货”还是伙计寿生出的主意，而“聪明能干”的林老板愣是听了几遍还没明白过来。这样的人物形象刻画除了将林老板展现得无比纯良可爱，实在是没有显示出他任何做生意的聪明能干。不仅不能干，在明知道“这铺子早已没有自己的资本”⑤茅盾：《林家铺子》，《申报月刊》1932年第1卷第1期。的绝境下，林老板除了硬着头皮苦苦撑着，就是“看着桥下的浑水，几乎想纵身一跳完事”⑥茅盾：《林家铺子》，《申报月刊》1932年第1卷第1期。，完全没有想到自己的利益，其契约精神和责任心着实“感人”。即便最后的跑路也是在万般无奈之下又由“精明的”寿生指点后才悲壮地离去。可以说，茅盾笔下的林老板是个好人，但他已经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商人了，因为商人基本的“获利性”在林老板身上已经荡然无存。

当然，林老板的形象塑造还是较为成功的，尤其是突出他谨小慎微的小商人个性和委曲求全的小人物处境上，显示出茅盾极为成熟的创作技巧和创作功力。但是如果一个人物形象不能首先体现出他所存在的根本属性，即便细枝末节处理得再精致，依然不能说明他是自身所代表的那一类人物的典型。文学的虚构性可以允许林老板这样的“好商人”存在于作品中，用以寄托善良人们的美好愿望，并把所有的矛头都无情地对准万恶的外部世界，从林老板面对上海客人催账的表现上，可以看出作家是如何苦心孤诣地在制造这样一个“好商人典型”：“林先生嘴里应酬着，一边看看女儿，又听听老婆的打呃，心里一阵一阵酸上来，想起他的一生简直毫无幸福，然而又不知道坑害他到这地步的，究竟是谁。”⑦茅盾：《林家铺子》，《申报月刊》1932年第1卷第1期。而上海客人的话或许也是茅盾对林老板的定义——“林老板，你是个好人。一点嗜好都没有，做生意很巴结认真。放在二十年前，你怕不发财么？可是现今时势不同，捐税重，开销大，生意又清，混得过也还是你的本事。”⑧茅盾：《林家铺子》，《申报月刊》1932年第1卷第1期。茅盾主观地拔高林老板这个小商人的人品，并把林家铺子的倒闭归咎于“时势”“捐税”“开销”和“生意”等外部环境，却不知典型人物往往就是在典型环境中方才显示出其作为一种典型所具有的独一无二的品质。历经考验的林老板身上非但没有体现出生意人应该富有的精明算计和百折不挠，反而“纯良”得近乎“懦弱”，反倒是手下的伙计看起来更像一个合格的小商人，这就有点过犹不及了。当然，我也无意纠缠这样的个例是否真实存在，但是由于林老板所承载的商人属性的不成立，使得林老板通往典型商人形象的道路也关闭了。也就是说，林老板可以成为一个典型的小人物，而并不是一个典型的小商人。最后，林老板还是可以生动地存在于《林家铺子》以及读者的心目中，但是他已经不能作为典型代表小商人这个群体了，因为大部分小商人还是会把“获利”放在第一位的。

四

《林家铺子》中的环境是典型环境，但是林老板却并不是典型意义上的小商人形象。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形呢？茅盾在其返乡的回忆中提到：“我想：要是今年秋收不熟，那么，这镇上的小商人将怎么办呢？他们是时代转变中的不幸者，但他们又是彻头彻尾的封建制度的拥护者；虽然他们深受军阀的剥削，钱庄老板的压迫，可是他们唯一的希望就是把身受的剥削都如数转嫁到农民身上……我觉得他们是比之农民更没有出路。”①茅盾：《半个月的印象——故乡杂记之三》，《现代》1932年第1卷第4期。但是如果仔细分析林老板的原型人，即那个不务正业只关心“国家大事”的“两脚新闻报”，我们会发现茅盾并没有如实地刻画其笔下的杂货店店主。被称为“两脚新闻报”的杂货店老板，“三十年来，从他的父亲到他手里，这铺子始终是不死不活，若有若无”，②茅盾：《半个月的印象——故乡杂记之三》，《现代》1932年第1卷第4期。而且他“并不招呼店里的事情”③茅盾：《半个月的印象——故乡杂记之三》，《现代》1932年第1卷第4期。。这个形象都与那个虽然无能却兢兢业业的林老板相去甚远，作家想要表现的小商人的“转嫁剥削”也并没有在作品中有效地体现出来。茅盾未必不想刻画出一个真正精明的小老板形象，但结果却是事与愿违，这有可能是因为他在过分追求小商人在恶劣环境中难以生存的文学效果时无意中阉割了林老板的经商能力。然而我们因为主观上接受了茅盾关于时代背景及社会矛盾的研判，也就自然地接受了林家铺子的倒闭完全归咎于外部环境的观点，于是很容易就忽略掉林老板是不是典型人物、能否承担起“揭示了乡镇商业破产的深广的社会原因”④严家炎主编：《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上册，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第338页。的重任这一重要细节。这样的做法使得林老板的形象与时代脱离，形成了穿越时代的小人物的永恒悲剧，却失掉了其作为民国时期一个江南城镇小商人的精明算计的本质属性，最终造成了林老板的“非典型性”。然而这却也成为《林家铺子》在历史的长河中不断被争论甚至批判以及重评的主要原因，无论是从阶级对立的角度批判林老板，还是从审美的角度认可林老板，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林家铺子》的经典化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