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丽

众所周知，知识经济相对于农业经济和工业经济等概念，意味着一种全新的经济形态，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以下简称OECD）几乎最早高度概括和应用了这一概念，其内涵一是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这是一种建立在知识的生产、分配和使用基础之上的全新经济活动形态；二是与后工业社会相雷同，是继农业社会、工业社会之后的社会发展的新型阶段。丹尼尔·贝尔在1973年提出“知识社会”的概念；1982年奈斯比特在《第三次浪潮》中广泛应用“资讯经济”和“信息经济”等提法和概念，都与知识经济的主张遥相呼应，他们呼吁对社会发展的动力系统进行重新认识和辨析，对以信息和知识为动力的新经济进行认真思考和理解。

相比其它社会组织，一流大学拥有培养人才和传承知识的优势，更能体会到知识经济所带来的发展诉求和机遇，因此，一流大学所从事的科技创新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加靠近直接的生产力，为提高生产力做出贡献。一流大学只有在知识经济中才能名符其实演变成经济动力站，走向社会中心，而且在提高社会地位的同时亦被赋予新时代使命——以人才创新、知识创新和科技创新等途径为构建经济增长的新动力系统做出重要贡献，继而成为构建创新驱动型国家的生力军。例如，美国的纽约、芝加哥等先进的大城市以知识经济为主体的第三产业对该市的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都高于80%。[1]显然，影响一国的经济和发展的关键因素均聚集在知识和人才这两条主线上。有学者称21世纪激烈的国际竞争实际上就是人才竞争，是优秀人才和智力的争夺战。因此，各国政府高度关注通过人力资源开发和教育发展等途径提升综合国力。从上个世纪80年代末至本世纪前10年，各国政府纷纷出台人力资源建设战略规划，其中资助和提升世界一流大学竞争力的规划尤为显著。因而，资助和建设一流大学是为我国进入21世纪准备优秀人才的重要途径。

一、一流大学的内涵

什么是一流大学？近些年来，“知识经济与高等教育”是高教界研讨的热门话题之一。其中，一流大学的特殊使命、如何走向知识经济中心、一流大学在知识经济中提升地位的缘由及对高等教育改革的影响等问题构成学界研讨的焦点。讨论的结果是，人们对于一流大学的使命、地位、功用及工作任务在普遍意义上达成共识：即一流大学在知识经济中将担负特殊使命，因其拥有的人才和科技优势走向社会的中心，其中的知识、人才和智力是高等教育在知识经济中提升自身地位的主要理由，一流大学通过培养创新性人才将在知识经济中发挥更好、更大的作用。关于知识经济对高等教育改革产生的关键影响等问题，有学者提出“变革应是高等教育与知识经济的相互规定”，因此，提出要认真研究知识经济在其培育、发展过程中对高等教育的影响，高等教育应该采取的改革策略，以创造更为广阔的生存空间。[2]1998年召开的北京大学百年校庆和两院院士大会上，与会代表一致认为，国家创新能力的基础在人才。知识经济实质是一种人才智力的经济，一流大学的核心工作任务就是培养创新型人才。

总之，创新大学即一流大学的创新禀赋，作为一国高等教育的顶层架构，创新型大学构成国家创新体系的核心组织。知识创新对一流大学而言就是生命线，其培养的高质量的创新人才和科技创新成果，是构建一国科技发展水平和自主创新力的生力军，进而为知识经济的发展提供足够的基础支撑。

除此之外，有学者就一流大学的国际化水准给出相应的定义，即“世界一流大学应是学校实力、社会贡献及国际声誉的一个综合概念”“国际上属世界一流大学概念下的应有一批大学，世界一流大学应是一个群体概念”。进而对一流大学的共同本质进行了概括包括：“要有一批一流学科，培养高层次创造性人才，出高水平原创性科研成果，拥有一支高素质师资队伍，以及充足的办学经费”“为所在国家和民族作出突出贡献是一流大学的基本特征” 。[3]有学者进一步指出，领先的大学靠什么？必须有两个力量，一个是硬的实力，一个是软的实力。在这个时代什么样的力量才是最好的力量？软的力量像知识、观念、心态、态度、信息；硬的实力，像技术等创造有形财富的工艺过程，主要从伟大的大学里产生，因为伟大的大学对知识创新的边界几乎是无限的。英语中有个概念就是“可持续的创造力和可持续的学术创新”。[4]

围绕如何评价一流大学的难题，引发学界更多的探讨。其中的普遍共识集中在：即每所一流大学地位的确定都是与它为世界文明作出的贡献和在各自国情制约下的重大贡献相关的，从德国的柏林大学、美国的威斯康星大学到英国的沃里克大学，它们的成功都充分证明了这一点。为数众多的争论显著倾向于对大学功能及功能延伸进行的多方面探讨，实质上为建设一流大学树立了多元整合的文化导向。比如，如何对一流大学的创新力和学术声誉进行评估等问题一直是大学评价的难题，关键在于此类指标内含文化旨趣，如学术声誉是典型的学术文化指标，知识创新力则是数量/规模指标与效益/文化指标的综合性的、更倾向于文化属性的基本指标。按现在流行的排行榜指标结构和算法，多数排行榜对知识创新力进行完全数据化评价，如在《科学》等国际权威和核心期刊发表的学术论文篇数、被三大索引系统文摘索引的论文篇数、诺贝尔奖获得人数、科研经费总额、国家重点实验室数、院士人数等均为知识创新力的关键量化指标。但是，大学创新力的文化内涵是一类无法完全用数据化处理和量化评价的要素，如果将上述所有指标的达成等同于大学创新力的文化成就，就如同有位学者所说的，那完全是“一厢情愿”的认定。事实确非如此。大学创新力的文化内涵中重要构成包括大学形象、美誉度及其对民族文化的重要贡献等指标，显然完全依靠大量数字和数据是无法获得适当评价的。套用一句俗语“幸福不是毛毛雨，不会自己从天下掉下来”，即大学规划中如果从未重视如何塑造和树立大学的公众形象，如何获得公共舆论持续的信任和支持，那么属于一流大学的形象美誉度和学术声望不会像毛毛雨那样自动落在那些不重视文化建设的大学头上。

综上，参照众多学者就一流大学的内涵给出的定义和研讨，笔者运用关键要素分析法，认为一流大学的内涵可界定如下：关键要素包括可持续发展的知识创新力、培养适用的一流创新型人才，拥有最优秀的教师和学生群体，拥有享誉全球的学术声望，及对世界文明和民族文化作出重要贡献等。在一个知识经济时代，一流大学作为国家创新系统的核心组织为构建创新型国家提供优秀一流人才和科研成果的支撑。

二、反思一流大学的沿革及其创新

在这里，笔者援引古希腊先贤的一句名言“人啊，认识你自己”提出对一流大学建设之至关重要的社会诉求——“大学，认识你自己”。从内涵上讲，反思灵魂是通向认识世界和宇宙之真理的通径。

（一）古代大学——从事慎思冥想的修道院

我国古代先贤甚至在更早的时候就提出了“大学”这一著名概念，“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上述引文出自我国古代典籍《大学》，大学是《礼记》中的一篇。宋代学者朱熹在《大学章句·序》中开宗明义，诠释“大学之道”，鲜明提出了大学的教育目标和教育目的。上述概念的主要内容是：大学之道就是倡明人类固有之美德；在于亲民，在这里作新民讲，就是所谓化民成俗，移风易俗，使民众追求新的精神、新风貌；最终目标在于对至高至善境界的追求。在追求理想的人的一生过程中，一个社会精英应历经修身（即个人修养）、齐家、治国、平天下等各种社会价值准则的历练，最终脱颖而出，其中个人修养是最根本的要素。明代大哲学家王阳明更是推崇“向心求索”“对内求索”，将其称为通向“天人合一”至高精神境界的唯一途径。

《大学》中所谓“大学之道”，不同于西方传统上的大学概念和大学理念，更不能与现在的大学院校和机构完全等同。虽然其中的内在关联是显而易见的，都将个体人格的完善发展和无止境地追求宇宙之真理视为大学精髓。从理念上讲，我国的大学之道更为宽泛，为宇宙世界之道。而西方传统的大学理念侧重诠释大学机构和组织制度的精神气质和价值体系。

（二）近代大学——研究高深学问的象牙塔

我国近代著名资产阶级革命家、教育家蔡元培先生给大学下的定义是“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5]美国高等教育专家、教育史学家布鲁贝克将大学视为那些代表着由对高级知识水平的社会兴趣与教育期待所唤起的、象征达到知识边界的最高智力活动。“每一个较大规模的现代社会，无论它的政治、经济或宗教制度是什么类型的，都需要建立一个机构来传递深奥的知识，分析批判现存的知识，并探索新的学问领域。换言之，凡是需要人们进行理智分析、鉴别、阐述或关注的地方，那里就会有大学。”[6]另一位著名校长阿什比则敏锐地指出，并非每个人都适合于大学这种训练的，而那些胜任这种训练的人必然能够发现这种训练，否则，社会之所取得的新发现和明智判断的“绢细的智慧溪流”将会干涸。[7]

大学在近代学者那里显然首先作为社会革新的代表，是一类取代古代大学的新事物。新大学倡导实证科学、从事关注现实需求的科学研究取代古代大学风行的空疏无用的形而上学争论；新大学为各行业培养急需的众多高级专业人才，显而易见，此类多元教育目标成功取代了只培养少量博学专才的古代大学之单一目标。但是，近代大学规模毕竟无法与现代版“巨型大学”相提并论，经典的精英高等教育观念在近代大学风行一时，例如英国的大学校长阿什比提出“谁受益谁进大学”，即受益原则支配了整个精英高等教育的时代。

（三）多元化巨型大学——致力于构建国际化都市的核心区域

20世纪80年代以来，大众化高等教育在全球范围内扩展，多元化巨型大学成为现代大学一种为人熟知的存在形式，之所以前无古人，是因为它是大众化时代的新事物，具有多方面的当代特征，比之旧大学，几个正在上升的新功能吸引更多的关注。如在教育目标和人才标准方面，强调一流大学应该培养出既会做事又会做人的科学家、工程师和各类专家，即具备宽阔知识基础的创新型人才更受欢迎。在课程设置方面，大学生及其家长急切要求大学课程不断提高其社会适用度和促进就业的功能。在学制改革方面，方便转换专业及拓宽专业口径的学分互换是受到大学生欢迎的变革方向。在大学生行为指导方面，对大学生的专业选择进行行为指导的需求不断提高。在各国政府面临财政危机和紧缩银根的形势下，一流大学签订国际合作的合同数量及留学生经济都在不断增长的势头尚未受到实质性影响，当代的一流大学如巴黎大学的留学生数占在校生的一半以上，被世人比作名符其实的一座国际化大都市。

此外，在知识经济的深刻影响下，以知识的生产、传播和创新为己任的现代大学面临着产业化挑战，包括学习企业经营、构建资本机制及打造与地方和企业界建立的多种产业联合等。综观全球高等教育就像一个巨型企业。“在高等教育这个巨型企业内部，虽然精确的成本核算——因知识贡献的复杂性的存在——是不可能达到的，但是，依据自身优势降低成本和追逐高收益等价格行为渐趋融入大学科技园的经营命题，包括凭借大学优势的人才、科技专利、基础设施和教育资源建立跨学科的联合科技攻关，以及泛校际的经济联盟，对供销统合及价格机制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8]由此可见，大学产业化被普遍认为是依据知识经济需求不断进行内部的适应性改革的必然产物，市场规则和行为评价对于知识贡献和创新而言是一类不能够完全适用的评价体系，这意味着现代大学还未在研究及消除传统和现代的隔膜中获得重生。因此，缓和传统与现代的矛盾和缩短之间的距离是一流大学在人才培养、课程设置、科技联合攻关、评价标准及振兴地区经济等方面进行全方位改革的重点发展任务。

综上，现代大学与传统大学产生分垒的基础界限更加清晰可见，即精英与大众、自主与市场、开放与封闭。传统大学包括古代和近代大学均是自治程度较高的封闭组织，被称为精英大学，它为少数上层群体服务；而现代大学和多元巨型大学均是组织机制上增加了多样性的开放组织，进一步走向大众化、国际化、产业化的同时，大学自治及其它自主权在不同程度上受到削弱。然而，无论是老一流还是新一流大学，都以为社会培养适用的创新人才为历史使命，以传承知识作为大学创新力的基本源泉。

三、创新大学与创新型城市——一流大学的创新禀赋

富于个性特色的创新大学不一定是一所一流大学，但是，一流大学首先是一所创新大学，其意味着一流大学固有的创新禀赋，是为一流大学持续带来学术声誉和发展机遇的源泉。相关创新大学发展的途径和环境是引发学界争论和关注的热点。在第三届中外大学校长论坛上，英国剑桥大学副校长莱斯利（Ian Leslie）提出一流大学的研究重点在于对“临界质量”（Critical Mass）这个概念进行建构和重新诠释，其核心内容“即在一个地区内，所有的智力资本（Intellectual Capital）都为临界质量服务，无论这种资本存在于大学、研究机构、产业还是非政府组织。”[9]

由此可见，一所创新大学和一群创新大学的崛起离不开制度环境的支持，更离不开政府、企业界及社会组织的财政扶持和大力资助。就科技专利及收益分配颁布相关法令，例如，对所创办的科研企业机构实施免税或减税政策，旨在促进科学理论转化为应用技术（科技转化）的同时，鼓励和集聚来自社会各界及政府的科研资助，使得创新大学获得可持续创新的强大的财政资助。此外，一流大学准入质量标准及创新评价形成一流大学建设中新的难题和重点任务，上文所述的临界质量即一流大学的最低质量标准，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准入资格，虽然众说纷纭，但是，在一流大学须为一国的科技创新作出显著贡献这一观点上大都存在着共识：即作为一流大学的创新禀赋，关键指培养创新人才、培育创新产业、具有联合科技攻关的创新能力和优势，尤其在帮助本地区经济研究、拉动城市知识经济增长及扩大地区就业等方面做出显著贡献，因此形成创新型城市的动力站和生力军。

所谓创新型城市的概念源自城市竞争力及创新驱动型城市的研究。从1989年起美国一家名为《幸福》杂志对全美60个最大城市进行评价和排名，每年的评价焦点都有变化。在1993年是关于最适合知识工人居住的城市排名。此类排名及评价基于知识经济对城市增长产生的深刻影响，在相关创新驱动型城市的界定上形成某种程度上的共识：即当知识创新为城市经济增长作出的贡献达到增长总量的80%以上的城市均视之为“创新型城市”或称“创新驱动型城市”。[10]值得关注的是，在近年各国政府财政收缩和国际经济不景气的氛围中，硅谷座落的圣他克拉拉山谷为核心的区域经济无疑成为获得持续增长的明星，不仅为扩大就业、提高当地居民的个人收益作出贡献，而且，在创新驱动型城市中是当之无愧的领头羊。

此外，以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为中心的海湾地区为例，创新大学所从事的科技创新，通过扩大就业和拉动内需等途径，为该地区和城市居民的平均收入的增长及区域经济繁荣作出显著贡献，此类贡献显然与更广意义上的间接贡献——知识贡献更为契合，形成一类“创新大学的经济影响”，逐渐成为区域经济乃至创新驱动型国家不可或缺的基础支撑。

综上，创新大学的关键特征表现为引领社会和文化方向，构建有利于风险资本投资的机制，意味着高等院校通过运用较高的社会影响力和人才智力、科技专利资源集中等优势，发展成为对创新型城市和创新型国家的科技创新、产业技术升级、扩大就业和引领文化的贡献力最大的一类“引领型大学”，即以振兴民族经济和文化为己任的一流大学。

注释：

[1][8]张丽.现代大学管理制度比较及变革研究[M].天津：天津教育出版社，2014:243.

[2]陈祖兴.知识经济与高等教育文集[C].福州：福建省高等教育学会，1998.

[3]王大中.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战略思考与实践[J].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03,(3):3.

[4]丁学良.什么是一流大学[J].中国大学教学，2002,(4):41.

[5]潘懋元,刘海峰.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高等教育[Z].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3:825.

[6][7]约翰.布鲁贝克.高等教育哲学[M].郑继伟，等译.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87:12.

[9]教育部中外大学校长论坛领导小组.中外大学校长论坛文集[C].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245.

[10]张丽.科教兴国视域中人力资源强市发展研究[M].天津：天津教育出版社，2015: 1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