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国情怀与近代中国体育展开的历史语境:以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为中心(1937-1945)*
2018-11-27陈明辉莫智群史亚楠
运动精品 2018年4期
陈明辉莫智群史亚楠
救国情怀与近代中国体育展开的历史语境:以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为中心(1937-1945)*
陈明辉1莫智群1史亚楠2
(1.武汉体育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9; 2.华中师范大学,湖北 武汉 430079)
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于1941年内迁重庆后,继续高举体育救国的大旗。一方面,为了配合抗战建国的总体要求,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工作的开展处处体现出浓厚的爱国主义色彩和民族主义情怀,畅言以体育来救国;另一方面,在国民体育严重落后的时代背景下,救国情怀也成为近代中国体育事业发展的价值基础和推动力量。“以体育来救国”和“因救国而体育”成为近代中国“体育救国”思潮的两个方面,二者互为对照,互为促进。构成进入中国近代体育发展历程的历史语境。这一语境,正是认识和理解近代以来中国体育发展的一个入手和逻辑起点。
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救国情怀;历史语境
20世纪30年代以降外侮日亟,民族危亡。为救亡图存,社会各界从各自立场出发,提出“经济救国”、“教育救国”、“摩托救国”等主张。体育界亦从体育视角出发,疾呼“体育救国”。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以下简称“中华体协”)会长王正廷曾言,“救国之道,经纬多端,而行健自强,体育为亟[1]。”作为全国体育总枢纽的中华体协亦千方百计地发展体育事业,践行体育救国。卢沟桥事变后,张伯苓等中华体协主要领导成员大都内迁重庆。总干事沈嗣良等虽留守上海,但囿于时局、人手、经费等因,会务几停滞。直至1941年2月21日,张伯苓等内迁重庆的中华体协董事们召开董事会,讨论战时体育发展方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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