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晗　卢嘉杰

摘要：数字传播时代，阅读的介质、时间、环境、内容等均发生了显著变化。通过一项历时三年的城市阅读调查，笔者发现数字鸿沟的理论假设在全民阅读领域呈现出多样化、复杂化的特点。教育程度的高低影响居民的阅读量、阅读率和阅读时长，但大中专教育程度的居民阅读期刊的比率最高，大中专和高中及以下教育程度的居民报刊阅读量超过了本科及以上教育程度的人群；经济发达区域居民在纸质图书、电子图书和期刊的阅读量和纸质图书阅读率、阅读时长方面均超过了经济欠发达区域，但经济欠发达区域居民在报纸、期刊阅读率和报纸、期刊、数字阅读时长等方面反超了经济发达区域；硬件设施数量逐步向数字化馆藏转型，但居民在阅读率、阅读量、数字化阅读时长方面持续增长，全民阅读对于硬件设施的依赖逐步减少。据此，本文提出了数字时代全民阅读城市建设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数字鸿沟；全民阅读；调查；城市

当今世界，提升基于国民阅读率和阅读水平的“国民阅读力”成为各国软实力建设的重要途径。据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统计，2016年我国国民人均图书阅读量为7.86本，其中纸质图书阅读量4.65本，电子书阅读量为3.21本，这一数字远远低于以色列（64本）、俄罗斯（55本）、美国（50本）、日本（40本），甚至少于韩国（11本）。另一方面，数字阅读率迅速增长，2014年我国国民数字阅读率首次突破50%，2015年增长至64%，2016年达到68.2%。

全民阅读城市的建设从阅读主体、阅读推广、阅读机制、公共文化等方面展开，一个主要目的是实现全民阅读率的提升。发达国家的全民阅读城市建设已经形成包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倡导、政府战略主导、民问组织实践、出版与媒体机构宣传、图书馆及公共文化服务系统配合在内的推广体系。我国的全民阅读活动自2006年11个部委联合发出倡议书以来，内容资源不断丰富，政府投入持续增加，国民阅读率连年提高。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全民阅读，倡导全民阅读被写入党的十八大报告和连续三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全民阅读“十三五”时期发展规划》也于2016年正式发布。全民阅读工程被列为“十三五”时期文化重大工程之一，全民阅读已提升到国家战略高度。但目前全民阅读率与理想状态颇有差距，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国家财政对相关工作支持力度不够，另一方面是全民的阅读意识仍旧淡薄，现有场馆及各类机构并没有真正发挥实效（方文国，2015）。

一、研究问题：城市阅读推广的数字鸿沟

普遍的研究认为，伴随互联网和新媒体技术的发展，处于不同社会经济水平的个体、家庭、企业和地理区域之间，在ICT（信息通信技术）的使用机会和许多活动中的互联网应用能力方面会存在隔阂，数字鸿沟不仅反映了社会不平等，甚至加剧了社会不平等（陈力丹，2015）。数字鸿沟是多维度现象，其影响因素主要包括收入水平、受教育程度、年龄、地理区域、社会参与意识等，已有的实证研究多从技术接受模型（TAM）的维度，发展出信息通信和互联网接入程度（第一代数字鸿沟）、使用水平（第二代数字鸿沟）、知识获取（第三代数字鸿沟）（闫慧，2012）等方面的差别。

那么，数字鸿沟在数字时代的阅读领域是否存在？表现形式有哪些？哪些因素会影响全民阅读中数字鸿沟的形成？在全民阅读和城市文化建设中，强化相关因素对阅读行为的带动能否促进数字鸿沟的弥合？为了更直接地观察生活在城市中的人们阅读情况的发展变化，笔者所在的城市深圳开展了一项持续的阅读调查研究。

深圳是改革开放的“一夜新城”，同时也是我国首个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授予“全球阅读典范城市”的城市。近40年来，深圳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增长与城市发展速度，但由于“二线关”的行政设置和历史、文化等原因，关内、关外的城市区域在人口结构、经济总量和文化设施方面差异显著。人口结构方面，总体上呈现一边是知识技术型人才，另一边是劳务型打工者，即两头大中间小的“哑铃型”；经济发展方面，据深圳统计年鉴，深圳关内的各区（南山、福田、罗湖）2017年的国内生产总值为10470亿元人民币，接近关外7个区（龙岗、宝安、龙华、光明、盐田、坪山、大鹏）的总和（11721亿元）；文化设施接入方面，近年来虽不断加大对公共文化设施的投入，但空间分布呈现出集中程度高、区际差异大，以特区内为核心、特区外为边缘地带的分布格局（魏宗财，2007）。因此，以深圳市关内、关外区域为观察对象符合数字鸿沟理论的基本假设。

二、研究方法：数据统计与问卷调查相结合

为持续性观测深圳城市阅读建设与推进工作，洞察读者阅读习惯和需求变化，自2014年起，深圳大学传媒与文化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展开了对全民阅读情况的追踪调查。从阅读的本质出发，将阅读定义为“读者通过印刷或电子媒介传播的图文读物和有声读物获得意义的行为”，概念内涵界定读者通过阅读材料获得意义，区别于一般娱乐游戏等行为，概念外延涵盖纸质、电子化的书籍、报刊、网络的文章作品。

调查包括影响居民阅读行为的硬件条件、软性措施和阅读行为数据。其中阅读设施建设、阅读资源供给、阅读组织保障、财政保障等基本条件来自政府、协会、第三方机构的基本建设统计数据，主要反映政府为阅读所投入的基本环境条件建设，同时也是城市居民阅读活动开展的物质基础、文化基础和社会制度基础，是城市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城市居民閱读行为调查数据主要反映城市居民阅读行为的广度和深度以及阅读观念，这一部分主要通过以科学的抽样方法对居民进行调查获取。

问卷调查以深圳市常住人口为统计基础，以行政管理的最小单位——街道办为观测点，每年在深圳10个区的40个街道随机、有效访问不少于1000位在深圳生活工作满一年及以上的居民。样本年龄分布参照深圳市该年龄段人口总体分布，年龄介于18—70岁之问，男女各占一半。在实施过程中，各项数据收集以及问卷调查的指标、口径来源保持一致，样本个数、样本分布、访问时间和访问地点尽量相同，以保证研究结果的科学性和有效性。

三、研究发现：教育程度、地理区域、硬件设施对全民阅读的影响

在数字阅读迅速崛起的背景下，人们的阅读条件、阅读行为和认知均发生了变化，深圳全民阅读调查共涉及23项指标和46个具体测评内容，笔者统计分析了2014年至2016年居民阅读行为和阅读设施、阅读环境的调查数据，获得以下发现：

1.教育程度与阅读率、阅读量、阅读时长呈正相关

根据一般统计规则，结合深圳市人口特点，将教育程度划分为高中及PAT，大中专、本科及以上三类人群进行统计。2016年的数据分析结果如下，除大中专居民的期刊阅读稍高外，样本总体遵循受教育程度高则包含读书、读报、读期刊和数字化阅读在内的各类阅读的周阅读率高，受教育程度低则各类阅读的周阅读率低的规律。

在阅读量方面，本科及以上人群的年度阅读量最高，大中专其次，高中及以下最低。但在报刊阅读量方面，呈现出大中专人群最高、高中及以下其次、本科及以上最低的特点。此外，受教育程度不同的各类人群数字阅读量最高，其次是纸质图书阅读量的特点。

在阅读时长方面，本科及以上居民的日均各类阅读时长最高，其次是大中专，高中及以下最低。但在日均阅读报纸方面，高中及以下教育程度的居民实现了反超，大中专教育程度的居民也高出本科及以上教育程度居民。在数字阅读时长方面，数字阅读时长接近纸质图书阅读时长。

2.地理区域与阅读量呈正相关，与阅读率、阅读时长呈负相关

如前所述，由于深圳“二线关”的行政设置，关内3个行政区域与关外7个行政区域在经济发展水平、人口组成结构和公共文化设施等方面存在一定差距。课题组在进行阅读追踪调查时对关内和关外居民的阅读行为进行了统计。对2016年的数据进行分析，结果如下：

关内外居民在每周阅读率方面，显示出复杂多样的特点，在读书率这一指标上，地理区域与居民阅读量呈正相关，读报率和读期刊率呈负相关，也就是说经济欠发达区域，居民的读报和读期刊的频率较高。

在年閱读量方面，地理区域的影响呈正相关，即经济较发达区域的居民，在纸质图书、电子图书和报刊的阅读量方面高于经济欠发达区域。

日均阅读时长的统计显示，地理区域对居民阅读图书的时长呈相关关系，对数字阅读、报纸和期刊阅读时长的影响为负相关关系。

3.硬件设施数量与阅读率、阅读量、数字化阅读时长呈负相关

图书馆曾是人们阅读的主要场所和书刊信息来源，从封建社会周朝时期以官办为主的藏书楼，到近代资本主义制度和大工业生产下冲破特权阶级后出现的公共图书馆，再到二战以后电子计算机技术普及的现代图书馆体系，虽然信息的资源范围、载体类型、用户数量、技术类型、馆际协作等不断提升，但图书馆作为信息资源体系的中心地位不曾改变，人们信息检索、获取和使用需求对图书馆的依赖程度从未降低，这一状况从20世纪60年代一直延续到近年来数字阅读兴起。

观察近三年的统计数据，我们发现随着数字阅读习惯的逐渐普及，一方面是公共图书馆在经历向数字图书馆的转型，馆藏电子图书量稳步增加，并向中心图书馆集中，实体图书馆的建设步伐在放缓。另—方面，读者对图书馆的依赖在减少，居民每周图书阅读率、年均图书阅读量和日均数字化阅读时长三年来均在增长。据统计，深圳市民的家庭平均藏书量2016年增至人均11.07本，图书消费支出为年均289.79元。

四、研究结论：数字时代全民阅读城市建设亟待创新

语言文字、文化知识、传播媒介的生命并不在于文字知识媒介本身，而在于人们阅读的需要。全民阅读城市建设既需要关注数字技术对人们社会文化生活带来的变化，又要摆脱实现数字化变革后的媒介控制。一个合理的转向是从阅读的本质出发，即以媒介使用与心理认知的读者立场来考察新的媒介形式下数字阅读的新特征、新规律。

1.重视阅读行为心理研究

阅读不仅是为了获取知识和净化灵魂，当阅读成为多数人习惯的时候，就形成了不同阶层大众的文化底蕴，并会成为一个民族思想发展的奠基石（苏尔坎普，1947）。读者是出版行为的终极指向，读者从出版物中捕获的信息、知识以及阅读经验是出版物传播效果的有效证实，因而成为出版行为价值评判的重要指标（李频，2017）。与国内研究关注“人们为何进行数字阅读”不同，国外的数字阅读研究转向对媒介使用心理过程和加工机制的研究。20世纪80年代，传播学研究者们开始超越“刺激反应”两个变量的关系，尝试建立人类认知系统的媒介信息加工模型，逐步打开媒介效果研究的“黑箱”（Miller，2003）。

作为国民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全民阅读建设和出版产业转型实现长效发展，需要深入研究人们的阅读心理与认知行为。各种数字阅读设备和网络阅读平台虽能记录用户点击、购买、浏览、评价等数字阅读行为数据，但仍无法知晓真正的阅读体验和心理认知，采用质化与量化相结合的研究导向，引入更为科学的心理学和社会学研究方法，加大投入，支持第三方独立机构深入开展阅读研究。

2.加速传统阅读空间转型

由于传统阅读形态的变化，城市阅读空间的功能不断扩展、业态逐渐丰富、体系日趋完善，形成了以诚品、方所为代表的集书店、生活、咖啡、展览、时尚等混业经营为一体的商业空间，以新华书店、西西弗为代表的全国连锁大众或精品书店，以深圳雅昌文化艺术中心、苏州钟书阁为代表的书籍美学体验空间等，最大程度地发现和满足着城市居民多样化、动态性、体验式的阅读需求。

相比之下，公共阅读场所如图书馆、传统书店、社区书屋却与城市居民日益疏离，公共图书馆的资料检索、图书借阅、读者沙龙等功能逐渐被数字化的方式所挤压。作为全民阅读主要力量的图书馆应结合不同居民群体的阅读心理与行为特点，大力推动成年人阅读、儿童阅读、老年阅读和弱势群体阅读，尝试“图书馆+互联网”“图书馆+亲子阅读中心”“图书馆+益民服务”“图书馆+知识树”等模式，建立区域图书馆数据联盟，创新阅读推广活动形式。

3.扶持新型阅读平台发展

根据新闻出版研究院第十四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2016年我国国民上网率为73.8%，超过七成（72.6%）的国民通过手机上网，手机接触时长增长显著，人均每天微信阅读时长已达26分钟。继文学书、大众书、电子书、有声书之后，移动阅读的内容和形式不断丰富，在安卓软件中搜索，可获得超过140个不同的阅读类APP。近来又发展出社交阅读甚至沉浸式阅读等新形式，虽然市场上新平台层出不穷，但功能界面雷同、用户体验不佳、盈利模式不清等问题困扰着移动阅读产品的市场发展。

建议出版企业加快落实《关于推动传统出版和新兴出版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有关部门要鼓励一批坚持正确导向、提供优质内容、掌握科技优势、创新生产方式、广受用户欢迎的移动阅读平台脱颖而出。坚持行政推动和发挥市场作用相结合，探索以资本为纽带的出版融合发展之路，支持传统出版单位控股或参股互联网企业、科技企业，对创新经营管理机制的传统出版企业给予资金支持、技术扶持和人才补贴。

4.建立数字阅读分级系统

数字阅读不一定带来阅读效果与认知能力的下降。国外研究者多采取“顺势而为”的研究策略，通过认知心理学的研究方法，证实数字阅读可能产生出新的行为与认知方式。比如网络阅读表面上杂乱无章、不成系统，众多看似没有关联的因素却能产生巨大的创造性；电子阅读不仅没有影响学生的整体阅读理解，反而提升了阅读策略；“数字原生代”青年依赖数字技术的行为会影响其阅读习惯，进而影响思维模式和社会决策，甚至导致其大脑组织结构发生改变（Maryanne Wolf，2007）。

数字阅读碎片化、互动化、娱乐化的特点形成了去中心化的信息生成和传播模式，在改变社会认知整体趋同性的同时消解了传统媒体对社会话语的主导权。数字阅读始终是分散的个体行为，尽管受到文化教育、社会环境等外部因素的影响，“读与不读”“读什么”“怎么读”一系列行为暗含十分复杂的心理动因与认知决策机制，研究不同群体的数字阅读心理与行为，尝试建立数字阅读分级管理系统，对于转型期的中国社会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