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工业大学商学院 安徽马鞍山243002）

一、引言

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的新时代。经济高质量发展，就是市场所提供的高质量消费品能够很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发展，创新是其第一动力。创新需要有形资产、人力资源和研究发展的持续投资，经济高质量发展要求创新投资调整投入方向，由原来的增加物质投入转为对创新环节和要素的投入，生产出更多高质量的产品与服务。创新投入是风险投资，建立健全践行高质量发展理念的创新投资的激励机制，实现创新投资的风险与收益的均衡，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课题。

二、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的微观基础

熊彼特认为，创新是把过去没有的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新组合”引进生产体系中，其本质是发明的商业性应用，包括三大类五种情形。三大类包括技术创新、市场创新与组织创新，五种情形涵盖新产品、新的生产方式、新市场、新产品或新材料的新来源、旧组织的变革或新组织的建立。熊彼特的创新概念主要指与技术相关的创新，是一个经济学概念。其后国内外诸多学者在此基础上作了更多的研究，形成了关于创新的狭义理解。

狭义的创新概念远不能反映创新的真正内涵，彼得·德鲁克（2007）认为“创新并非必须在技术方面”，“创新就是赋予资源以新的财富创造能力的行动”，“凡是能改变已有资源的财富创造潜力的行为，都是创新”。Damanpour（1991）认为技术创新是指产品或生产技术的创新，管理创新是指组织系统中管理因素如人力资源、奖惩制度、管理流程以及组织架构等的创新。Wolfe（1994）提出了定义创新的四种取向：产品取向、过程取向、产品及过程取向以及多元取向。成思危（2007）认为创新包括三个类型：技术创新、管理创新和制度创新。随着国内外学者进一步深入与广泛的研究，创新的概念进一步丰富和发展，涵盖技术创新、制度创新、组织创新、知识创新、管理创新，等等，构成了一个广义创新的概念框架。

各种创新活动交互作用，知识创新是技术创新的基础、源泉，技术创新为知识创新提供必要的资金和技术支持并拓展知识创新的空间范围，制度创新为知识创新和技术创新提供政府支持与产权保护等方面激励，知识创新和技术创新是制度创新的原始动力。制度创新直接驱动管理创新，管理创新促进或阻碍制度创新的实现。管理创新与技术创新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管理创新提供了技术创新所需要的动力和组织保障，技术创新提供了管理创新的技术需求。各种创新活动共同构成了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微观创新驱动基础。

企业通过创新，在生产要素、生产技术以及生产条件方面形成新组合，生产新产品，开辟新市场，在提高要素边际生产率的同时驱动生产要素向创新产业聚集，促进新兴产业的形成并淘汰落后产能，实现结构优化。新产品、新产业、新市场的形成推动与之对应的监督与激励机制建立与完善并形成新制度、新约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微观基础是高质量的产品和服务，高质量产品在一定的制度保障条件下，通过技术创新、经营模式创新与管理创新，经由市场自由竞争机制，吸引资源与要素不断流入，驱动投入产出效率、消费结构和产品标准水平持续提升，实现宏观经济高质量发展（任保平、甘海霞，2016）。

三、创新投资

任何投资都需要价值补偿与收益，创新投资也不例外。由于创新投资是风险投资，其价值补偿与收益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创新研究、开发与应用三阶段的风险是不同的，相应的价值补偿与收益的风险差异也较大。

在创新的前端，与市场越远，信息越是不完全。研发人员的技术水平、新思想能否转化为新技术与新产品、新技术和新产品能否产业化都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创新的风险特征决定了其经常变动创新方向和技术路线，创新方向与技术的调整使得原有的研发投入成为沉淀成本。斯蒂格利茨（1998）指出：“在研究开发上的支出不仅属于固定成本，而且属于沉淀成本，一旦支出了这笔费用就无法再收回了”，“这种高额的、固定的沉淀成本对于新厂商的进入构成了一种天然屏障”。创新投资为长期投资，整个创新过程需要不断地注入大量资金，沉淀成本的存在使得创新投资难以实现价值补偿，这必然会影响其创新能力。越是处于创新前端的投入，价值补偿的难度越大，周期越长。

创新前端的不确定性及由此产生的风险，使得风险规避者更注重短期投资比如现有生产经营活动，银行等金融机构及风险投资公司也是风险厌恶者。即使是在创新前端的产学研合作组织，其也风险厌恶者，为规避创新风险，其研究侧重于创造出新思想新发现，不愿意进入孵化新技术生产新产品形成新产业阶段，这是我国当前专利很多但转化为新技术生产新产品形成新产业很少的根本原因。创新阶段的后端，创新企业可采用多方面来源的新技术，可以是研发阶段的成果，可以直接引进和购买新技术，也可以是企业自身的技术改造，这些与市场近，信息较为完全，风险小。越是在创新后端的投入，价值补偿越快，投资周期越短。

在谈到创新收益的时候不得不提及创新的外部性问题。企业的研发活动经由知识溢出，对其他企业的生产具有正的外部性（Arrow，1962）。创新投资获得新的知识，转为新技术新产品乃至新产业，在获利的同时，创新知识容易通过专利的申请、新产品的生产与销售、员工的流动等渠道为其他企业获得并应用。知识的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决定了知识溢出效应特性，知识的可积累性使得知识具有报酬递增的特性，知识溢出提高资本的边际生产率，从而造成创新投资的社会报酬率高于私人报酬率，其正外部性在有利于促进社会福利增长的同时损害了创新者的利益，创新者的私人边际收益远低于社会使用创新知识的边际收益，企业家的创新激励受到了打击，导致创新供给不足。当创新知识是完全溢出的，创新者将失去创新动力而选择等待其他创新者的创新成果溢出（Romer，2001）。

创新载体（创新计划项目）与创新成果（知识、人才、专利、技术、产品、产业）等都具有外部性。政府创新计划项目服务于广大民众，具有公共品属性，因而具有较强的外部性（姜念云，2005）。创新成果除了前面涉及到的知识、专利、技术、产品与产业外，与创新有关的创新人才也是创新成果之一。创新人才的流动，其拥有的隐性知识会使新组织受益，因此创新人才具有外部性。

创新投资的风险与外部性导致创新投资不足，企业出于生存与发展的需要往往专注于现有生产与经营，在研发能力与研发信息不对称的双重约束下，企业不可避免地在低端产业重复投资，陷入R＆D投资加速化陷阱，导致产能过剩。

针对创新投资的风险性与外部性，要作相应的制度安排来激励创新，鼓励不同的创新投入主体进入不同的创新阶段。风险投资家或创业投资家具有专业化优势、业务量大、业务范围广、风险管控能力强，可鼓励他们进入创新的前两个阶段，创新知识、孵化新技术、创建新企业。制造型企业更关注产品与生产技术，可鼓励他们进入孵化新技术的创新领域，这不仅可以确定技术创新的方向，还可以引导创新行为，以实现本企业的长期发展。当前我国创新投入不足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缺乏风险资本进入创新前两个阶段，原因在于缺少风险投资的保险机制。从政府层面来看可以考虑对进入创新前两个阶段的风险资本进行贴息贷款、财政补贴以达到引导的目的，从市场层面来看，完善创业板市场和股权交易市场为风险资本的进退提供安全通道，完善期货市场和保险市场以分担风险资本的风险。

四、创新激励

创新激励受到企业外部因素如政策、市场、技术、资源以及企业内部因素如获取利润与降低成本等诸多因素的交互影响。

（一）政策环境因素。创新政策通过创新环境因素如交易成本、信息与资源等影响创新主体的创新意愿与创新能力。综合各国实践，创新政策体系包括财政、金融、政府采购、知识产权保护、人力资本、开放、基础设施等方面的政策。财政金融政策支助企业研发，政府采购在为创新产品提供市场的同时可降低创新行为的决策风险与技术风险，知识产权保护政策为创新激励提供保障，人力资本政策保证了企业的创新能力，开放政策可使创新主体获得技术外溢，基础设施政策在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同时为企业提供了研究、验证与应用平台。创新政策终结目的在于为创新主体提供财力支持、提升其创新意愿、降低创新风险，并为其利益提供保障。企业通过对创新政策环境的分析，结合自身的资源与能力情况，作出最有利的创新决策。

（二）市场环境因素。只有生产出满足消费者需求的消费品的创新才能真正地促进企业与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创新具有新颖、开放和连续性的特征，不同企业创新的新颖、开放和连续性的差异性体现为企业的市场竞争力，故市场环境因素对创新企业尤为重要。M.I.Kamien&N.L.Schwartz（1975）研究认为垄断程度越高、垄断力量越强的创新越不易被模仿。在垄断统治条件下因竞争不足或不存在竞争，创新和模仿将进行得迟缓。在完全竞争市场条件下，因规模、资源、技术与市场等原因，企业创新动力依然不足。最有利于创新激励的是介于垄断和完全竞争之间的垄断竞争市场结构。不管是垄断利润引诱的垄断推动创新还是迫于竞争对手威胁的竞争推动创新，都能够推动创新活动持续不断。因此创新企业必须关注市场竞争态势、竞争环境构成、客户需求定位等因素，以求在标准制定、竞争合作、市场反应与降低成本等方面获得竞争优势。

（三）技术因素。技术创新是企业创新的核心，经营模式与管理创新对技术创新起支撑和保障作用。技术环境因素涵盖企业产品与服务的技术水平、行业技术标准及其发展阶段、不同技术在市场中的需求情况等信息，企业通过对技术环境因素分析确定本企业的技术差距并调整技术创新策略以求得竞争优势。E.Mansfield（1985）认为，影响新技术推广速度的基本经济因素有新技术的市场供给、新技术的投入大小及投入产出比、投入资金的可获得性，一般来说，市场上新技术的供给多、投资成本低、利润率高的技术推广快且成功率高。

（四）资源禀赋。 RichardHicks（1932）诱致性创新假说认为要素价格变动或市场需求变动会诱致技术创新，原因在于企业可通过创新替代稀缺资源。资源禀赋变动诱致性假说（Hayami，Y.and Ruttan，V.W.，1970）主要针对的是农业生产技术，强调要素价格对技术创新的诱导。市场需求诱致性假说认为与一种商品相关的技术在给定其他条件下，其可获得性是对该商品的市场需求的函数，强调产品市场需求对技术创新的诱导作用。依据诱致性技术创新假说，在竞争性市场环境下，技术变迁的有效路径会因要素禀赋的不同而出现差异，资源稀缺成为技术创新的激励因素。在知识经济时代，社会资源对于技术创新的边际贡献日益增长，物质资源和人力资源不再是技术创新激励的全部因素。 Landry、Amara&Lamari（2000）的研究认为，在技术创新的决策阶段，社会资源起着非常重要甚至是关键性的作用。在社会资源激励创新的研究中，社会资源一般被分为结构性与认识性两类社会资源，结构性社会资源包括网络、关系和参与资源，认识性社会资源则涵养规范、价值、态度和信仰等。

（五）企业内部因素。企业要实现创新，必须充分发挥自身资源优势，降低创新应用成本。在资源配置方面，应明确具有创新竞争力的资源，据此选择适合自身的创新路径，做好自身资源的配置和组织建设。在创新应用成本方面，P.David（1969，1975）的技术创新与企业规模“起始点”理论认为，企业使用某种新技术的最小规模是使用新技术后所能节省的成本等于使用新技术所花费的年均成本。企业利用新技术的规模起始点越小，则投资越少。降低企业规模的起始点以便利用更多新技术的途径通常有降低新技术设备的折旧率、降低资本成本、降低劳动力成本以及降低新技术设备的采购成本等。

五、践行高质量发展理念，完善创新投资的激励制度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高质量发展阶段。推动经济向高质量发展，必须调整与加大自主创新投入，完善相关制度，为高质量产品与服务创造生存土壤与拓展空间，使经济体系效率与效益更高、提供更多就业、环境更加友好，更多提升人民生活品质。创新投入需要激励，构建提升创新投入的激励制度，有利于营造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制度环境。创新投资激励制度的构建与完善可以考虑从市场竞争与保护、财税、政府投入与金融支持等市场与政策制度两方面着手。

（一）市场竞争与保护。企业间竞争是为了生存与发展，企业创新的根本目的在于获取更多的利润。基于竞争与获利，市场机制成为企业创新最强有力的激励力量。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对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可以考虑从市场准入、市场结构、市场竞争、市场保护等方面着手。

1.市场准入与市场结构。市场准入管制关系到外部潜在进入者与在位企业之间的动态博弈关系，新进入者可以提高市场竞争程度，促进资源配置优化，推动经济增长（Aghion et al．，2008）。 严格的市场准入管制与企业的定价行为、质量创新无关 （ Djankov et al．，2002），准入管制过高说明一国经济制度存在缺陷（Barseghyan and DiCecio，2011），资源配置被扭曲并降低经济增长水平（Boedo and Mukoyama，2012）。市场进入管制被认为是除了财税信贷与货币政策之外的第五大政府干预经济活动的政策（Dawson and Seater，2013） 。

当前我国市场进入壁垒更多地体现为行政性壁垒而非经济性壁垒或由法制所导致的产业壁垒，其突出表现是行政垄断和过度竞争并存，垄断激励使企业无意创新，而过度竞争使企业无力创新。打破行政性进入壁垒需要建立全国统一的大市场，令质优企业可以凭借其技术与产品的质量优势实现产业内部的资源整合，从而提高生产效率与经济质量。

2.竞争秩序与市场保护。自由竞争是创新的永恒动力，竞争是否有效取决于市场竞争秩序的有效性，竞争秩序是市场经济秩序的核心。知识产权制度是对创新的激励与保护，但并不是所有创新成果都受到知识产权保护。应该构建知识产权法与反垄断法相互协同的激励和保护创新机制，鼓励自由竞争，规范竞争秩序，以正当的自由竞争秩序来激励创新。

（二）政策支持与制度保障。

1.政策支持。创新成果的公共品特性决定了其需要政府介入，其风险性与外溢性需要政府经由财税、信贷与金融支持。政府介入创新投资不是要替代企业创新投资的主体地位，也不是要对整个创新过程进行全程投资，其目的应该在于引导创新投入以增加创新要素的供给。支持对象应该不分所有制性质，中小企业尤其应该得到更多支助。就创新过程而言，应该更多支持基础研究与创新人才的培养；就创新领域而言，应该更多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创新以增强国家竞争优势；就支持方式而言，以财政补贴与税收减免为引导，以贴息贷款进行金融支持，完善产权市场吸引风险投资。

政策支持不仅要引导创新要素的供给，还要在创新成果扩散方面发挥作用。创新成果的扩散过程是一个创造性毁灭过程，成本高，时间久。当前，面广量大的传统产业与技术的淘汰与升级是阻碍我国创新成果扩散的最大阻力，政府可对采用新技术企业以一定鼓励和补偿，加快推进传统产业与技术的创造性毁灭过程。

2.制度保障。高质量发展需要制度保障，质量创新需要制度激励。在经济高增长转变为高质量发展阶段，急需完善的是政绩考核制度与社会救济制度。政绩考核方面，应该将经济增长目标修正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构建相关评价指标时要突出高质量这一核心。依法清除假冒伪劣产品，加强环境保护，为高质量产品提供市场空间。在经济高质量发展阶段，传统低质量、低效率、高耗能以及环境污染企业要么升级要么淘汰，企业破产成为大概率事件，而且可能是行业性、地区性甚至全国性的，社会救济制度必须考虑其可能引起的各种社会问题，建立预测和应对机制，保障破产企业职工的生存权利，维护社会稳定。

本刊编辑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