暮云

看懂一部电影，一定要了解导演的创作动机，尤其是一部大师级的电影，《江湖儿女》也不应例外。

如果你没有看过《任逍遥》，没有看过《三峡好人》，或许能有几分钟的时间，回顾一下脱口秀节目“十三邀”第一季里，贾樟柯的那段话：“刚拍电影的时候特别有激情，觉得电影可以改变世界，但是现在觉得世界改变得太慢了。”

偏偏，二十多年来，贾樟柯都在拍同一部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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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电影是一个忧伤的过程。

在《三峡好人》之前，贾樟柯的电影除了一部《站台》，很少拍长时间跨度的作品。《任逍遥》里年少老成的少年斌斌，《世界》中故作文艺的赵小桃，都是只定位在当下的挣扎，而非社会变迁。

如今，贾樟柯更愿意把事情放到较长的时间维度去考量。他说过，拍《三峡好人》前，自己对中国社会整体上还是乐观的。之后越来越陷入一种失望，首先呈现的就是社會的固化，大家其实就是从一个艰难的生活流动到另一个艰难的生活，人们其实是生活在一个变革的幻觉里面。

拍了无数黑帮片的杜琪峰则说，《三峡好人》弥漫着江湖气。其实，《三峡好人》本就是模仿武侠小说的叙事手法，一个人为了自己心中的一个念想而踏上征途，赵涛、韩三明颇有侠客的风范。再加上《林冲夜奔》的音乐，什么都有了。

在社会或者历史的狂风里，个人就像是一株野草，每一次风过去后，有的会重新站起来，有的则已被踩扁。贾樟柯电影里的小武、尹瑞娟、斌哥、巧巧，都是这样的草根。《任逍遥》里的斌斌以为自己有把枪就不会被欺负，到了《江湖儿女》，有枪的斌哥却依然保护不了自己。

肝胆相照，走一个。斌哥和朋友们喝着“五湖四海”看似过瘾，交情也有了，之后呢？人在江湖飘，没准挨一刀，此时身边却没有一个朋友。斌哥有枪，但他用来调节江湖矛盾的方式最有力的却是关二爷神像，最终，关二爷也只是神像。随着时间的推移，社会的变化，一切就成了所谓的公司化了。

公司化就是冰冷的制度代替温暖的人性，让人变成某种无情的模样。又如在贾樟柯不常被人重视的那部短片《河上的爱情》中所描绘那样，昔日同学见面，谈的不再是青春，而是应酬、麻将、房价和爱人出轨。然后罗大佑吼起来：轻飘飘的旧时光就这么溜走，转头回去看看已匆匆数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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粗糙现实中不一定都有温暖人性。

哪怕巧巧孤身一人，也会有面善的大姐偷走他的钱包，老实的摩的司机觊觎她的美貌，偏偏没有义士拔刀相助，曾经的斌哥也变成了缩头乌龟。这个江湖，看起来太不江湖了。

贾樟柯曾称，杨德昌、王家卫、李安的电影代表了三种创作方向：杨德昌描绘生命经验，王家卫制造时尚流行，李安生产大众消费。那他自己无疑都不是，他向往的是那种诗意氛围，那种四海为家的流浪生活。

电影，是帮助创作者保持着对生活好奇心的。杨德昌曾说，电影发明以后，人类生命延长了三倍。贾樟柯也说过，喜欢和不同工作人员在一起集体劳动，电影让自己有机会去到陌生大地，去拍摄风雨雷电，去凝望山川大地。

20岁的贾樟柯在太原学过一段时间画画，那是在郊区租房住，每天吃白菜鸡蛋煮挂面的日子。那年冬天，贾樟柯一个人拉着平板车，走两个多小时，去煤厂买煤，天空飘着点小雪，他拉着煤车走着，脑后飞过一架直升机，他哭了，本想放弃，但看了陈凯歌的《黄土地》后，一下子被震住了，“我感觉它比我所知道的任何一种表达方式都具有更大的包容性和可能性，我一定要去搞电影。”

三年后，他去了北京电影学院。但在最近的几年里，贾樟柯离开北京，搬回汾阳老家，并毫不掩饰地称自己开始变成一个天体物理学家，对达成共识越来越没有兴趣，愿意做一个独裁者。所以在《江湖儿女》中大家看到徐峥要大谈天体物理，赵涛会再次看到忽明忽暗的UFO。

人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但赵涛在《任逍遥》和《江湖儿女》里，穿着一样的衣服在同一个公交车站两次上了车，时隔17年，河滩和车站都没有任何变化。这种不变，或许比城市的巨变更加震撼。

同样的，赵涛在《三峡好人》和《江湖儿女》里，喝着一样的矿泉水两次上了开往奉节的船，都是为了苦苦找寻斌哥。一个人，即是一个世界。从《站台》到《江湖儿女》，从汾阳、大同、北京、苏州、成都、上海到戛纳，赵涛陪伴贾樟柯，慢慢经历着人生的高高低低。正如金庸在《倚天屠龙记》中所说的那样，花开花落，花落开。少年子弟江湖老，红颜少女的鬓边终于也见到了白发。

王家湾的《东邪西毒》英文名叫Ashes of Time，意为时间的灰烬。《江湖儿女》的英文名则叫Ash is Purest White，贾樟柯自嘲是时间的炮灰。影片中的江湖儿女，都是在时间过去之后，都消失得无影无踪，连名字都留不下来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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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1月13日，29岁的贾樟柯收到电影局一纸约谈。

当时他刚从学校毕业，心里直打鼓，应该是自己的作品《小武》摊上事儿了。

在办公室等待时，他无意间发现了桌上的一份复印文件：“那文件上似乎有我名字。我如蒋干盗书般兴奋，乘四下无人，拿起文件阅看，上面复印的竟是台湾《大成报》影剧版一篇关于《小武》的报道。这倒不让我惊奇，叹为观止的是在正文的旁边，有人手书几行小报告：请局领导关注此事，不能让这样的电影，影响我国正常的对外文化交流。”

约谈的官员回座后，拿出一文件宣判：从今天起，停止贾樟柯拍摄影视剧的权利。随即又把一封信从桌子上拿起，重重地墩了墩，叹道：我们也不想处理你，可是你的同行，你的前辈，人家告你啊……

在这期间，他也没闲着，鼓捣出来了《站台》《任逍遥》等好几部作品，在国际上总共拿了14个奖。2004年，贾樟柯正式解禁，第一部作品就是《世界》，用世界乐园这样的一个载体，体现小人物的经历，让人看到真实与荒诞的交叉。

世界太大还是太小，我们不得而知。贾樟柯身上的一个困扰是，永远会被质疑用中国的贫穷取悦西方人。2014年，在多伦多放《天注定》的时候，就有中国留学生直接站起来，指着他批判说：“我们是存在这些问题，但你为什么不去拍这些那些（进步，繁荣），为什么只拍穷乡僻壤，离了煤矿你会死啊！”

这样的困扰，让他一直觉得挺悲哀，二十年了，思维模式没任何变化，这不是一个人的问题。尤其是对创作者来说，有点困扰。这和陈凯歌当年在自传《少年凯歌》中那句话相互印证，自以为对这个世界已相当重要，而世界才刚刚准备原谅你的幼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