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 媛 ，高启明

（西安航空学院a.经济管理学院；b.通用航空产业研究中心，西安 710077）

0 引言

西安航空产业基地作为我国规模最大的民用航空产业基地，充分发挥着陕西省航空科技的资源优势，虽然金融系统对西安航空制造业的支持总体上看是朝着稳步增长的态势发展，但从大环境来看，未来航空制造业仍将是本地经济发展的主要力量。这样一来，金融系统对航空制造业的支持就显得格外重要。本文通过金融系统对西安航空制造业的支持效应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其中的量化指标，洞察金融系统对航空制造业所产生效应的程度，找出在改变航空制造业产业结构和效率问题上的关键因素，从而进一步提升航空制造业的竞争力和总体发展水平，为本地经济的发展策略提供理论基础。

1 模型构建、指标选取和数据说明

1.1 效应计量模型的建立

本文选取航空制造业的产值结构和就业结构，作为航空制造业优化升级的两个因变量进行分别探讨，从而得出金融系统对航空制造业的支持效应程度。同时将金融系统中的政策性金融、银行贷款利率和商业银行发展水平作为影响航空制造产业的自变量。基于以上的变量设定，可以建立VAR实证研究模型：

上述VAR模型中，FIR（Financial Interrelations Ratio）表示金融相关比率，即在某一时间点上现有的金融资产总额和该国国民财富之比。在本文中分别用本地的金融总额代替国家总额，西安的全部国民财富代替全国国民财富，而所谓的金融总资产指的是广义货币M2、股票市值和债券余额。FEI（Financial Effective Rate）表示金融效率的指数，即金融机构的贷款总量和金融机构存款量的比值。这个比值可以用来反映一个国家或地区的金融效率，因此本文使用上述指标来分别测量本地金融发展规模和发展效率。AMIS（Aviation Manufacturing Industry Index）表示制造业产值结构，这一指标由本文利用西安航空制造产业产值和本地总体制造业的产值比率得出；AMES（Aviation Manufacturing Employment Structure）表示航空制造产业就业结构，这一变量是西安航空制造产业从业人数与总体制造业就业人数的比率；PFLR（Policy Financial Loan Rate）表示的是政策性金融贷款率，利用西安国家开发银行的贷款总额与西安GDP总额的比率得出；CBDE（Commercial Bank Development Level）通过本地四大国有银行存贷款总额与本地GDP总额的比率得出；RATE表示的是银行贷款利率水平，通过本地银行贷款利率加权平均所得。

1.2 选取测量指标

本文中的西安航空制造业主要指的是有关航空制造业的资本与技术等高级生产要素在整个制造业中所占的比重，产值结构和就业结构是两个度量的要素。本文选取西安所有制造业行业的总产值，然后将航空制造业的产值与之相比最后得到其产值结构指标，标记为AMIS，同理，航空制造业就业人数的总和所占本地制造业人数的比例就是就业机构指标，标记为AMES。

1.3 数据说明

FIR是一个重要的衡量金融系统效率的指标，计算FIR金融相关效率的有关数据来自于西安市统计年鉴，通过相关计算，1991—2016年西安本地FIR金融相关比率的变动情况如图1所示。西安航空制造业产值、就业机构数据（城镇单位就业人数和登记注册类型的项目）、有关政策性金融贷款数据、本地商业银行贷款数据均取自于西安统计年鉴。

图1 1991—2016年西安金融相关比率变化情况

2 实证检验

2.1 单位根的检验

在对上述模型进行检验之前，有关时间序列数据的平稳性非常重要，尤其对这种类型的数据进行回归分析时，如果数据是不平稳的，所进行的回归分析结果就会出现偏差。在数据处理的过程中，原始数据的统计量值结果没有显示出平稳性，不能进行回归模型的构建，因此需要对数据进行处理和调整，使之能够达到平稳性从而能够进行回归分析。一阶或多阶差分（Differencing）方法是处理原始数据常用的方法，检验差分化的数据的概念表述为，加入一个时间序列数据{At}至少要经过k阶差分才能满足平稳性要求，则可以成为k阶单整，记作I（k）。再对上述变量FIR、FEI、AMIS等使用ADF和PP检验方法进行平稳性检验，结果如表1所示。

表1 一阶差分化数据检验结果

从表1的检验结果可以看出，FIR、FEI、AMIS和PFLR经过了一阶差分的数据处理过程以后，单位根检验和概率值都达到了1%的显著性水平从而通过了检验。其余的变量也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了检验。

2.2 协整检验

通常有两种方法来检验协整性，一是回归方程剩余残差，二是基于回归方程系数。本文所采用的方式首先是对非平稳数据回归模型的误差进行计算，然后检验其回归误差性序列的单整性。由于政策性金融与商业银行发展水平都会对西安航空制造产业产生影响，所以可以分别对航空制造业的产值结构和航空制造业的就业结构进行测量。

2.2.1 各因素对西安航空制造业的产值结构作用

具体模型及参数的设定可以通过对单个变量间的测量来完成，然后通过计量软件Eviews来运行，结果如下：

其中，u代表回归之后的残差项。

2.2.2 各因素对西安航空制造业就业结构作用

通过上述的模型检验过程可以看出，在西安航空制造业产值结构和航空制造业就业结构与金融相关比率之间都存在显著的协整关系，也就是说西安金融系统和航空制造业之间存在均衡关系。航空制造业产值结构回归系数是0.0873，即金融相关比率每提高一个百分点，航空制造产业产值就会相应地提高0.0873个百分点；相同的，如果金融相关比率每提高一个百分点，航空制造产业就业结构也会相应地提高0.1231个百分点。从式（7）和式（20）的对比可以看出，西安航空制造业产值结构受到金融系统影响要大于航空制造业就业结构。另外，从上面的回归方程可以看出，政策性金融、银行贷款利率和商业银行的发展水平，都对西安航空制造业产值结构和就业结构产生了影响。

2.2.3 各因素对西安航空制造业产值结构和就业结构的共同作用

这一回归模型的建立是将诸如FIR、FEI、PFLR、CBLR、Rate等因素加入对航空制造业产值结构和就业结构的共同影响当中进行测量，然后使用Eviews软件进行计算，结果如下：

从上述模型的比较来看，政策性金融、贷款利率和商业银行这三个变量需要同时考虑的时候，航空制造业产值结构和就业结构受到FIR和FEI的影响并不显著；相同的原理，航空制造产业就业结构也并不显著，说明在这三个变量相互制约影响下，航空制造业就业结构受到了相当程度的影响。

2.2.4 基于格兰杰因果关系的检验

根据上述对协整关系的检验可知，FIR、AMIS和AMES之间相互存在协整关系，而协整关系并不能一定说明这三个变量之间可以构成因果关系，所以还需要对其进一步检验，来确定是否能得出三个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本文将使用因果关系检验（Causality Test）方法进行检验。这种方法的基本指导思想是，假定在包含变量X1和X2过去的信息条件下，对变量X2的预测效果由于依赖X2过去信息对X2的预测效果，就可以认为变量X1有助于解释变量X2的变化情况，则变量X1是变量X2的格兰杰原因。在本文中，需要对FIR（金融相关比率指标）和（AMIS，AMES）之间是否形成因果关系进行更深入的检验，才能使本文的结果具有说服力和科学性，经过检验后的结果如表2所示。

表2 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结果

从表2的检验结果可以看出，在FIR（金融相关比率）与AMIS（航空制造业产值结构）之间，从滞后一阶到五阶都说明了AMIS和FIR之间没有格兰杰因果关系的假设，也就是说西安航空制造产业不能成为金融发展水平的动因；但从滞后一阶到四阶可以看出FIR影响AMIS的假设是成立的，这就意味着西安金融系统对航空制造业的产值结构构成了因果关系；相通的观察路径方法显示FIR也对AMES构成了格兰杰因果关系。总的来说，西安的金融系统对整个航空制造产业的优化和发展升级具有预测作用。

3 结论及建议

3.1 结论

通过上述一系列的检验过程可以看到，西安金融系统的发展和航空制造业的发展之间存在比较紧密的联系，金融支持成为航空制造业产业结构调整过程中的一个主要因素。结果发现，金融系统的发展是通过政策性银行和商业银行对航空制造产业的升级和优化起到影响作用的，不仅在航空制造的产业结构方面，而且在就业结构方面也有所影响和推动。另外，通过协整检验，西安金融系统发展水平与航空制造业产值结构和就业结构具有长久的均衡关系，而格兰杰因果关系验证也说明了西安金融业对航空制造业的发展升级具有推动作用。

3.2 建议

（1）西安航空制造业应该建立以银行为主的金融结构体系。就目前的金融系统状况来看，国有银行仍然在国家金融活动中占据主导地位，国家的金融命脉就是由国有银行组成的，银行的贷款是各个产业获取金融支持的主要途径，而航空制造业是目前西安国民经济中的核心产业，这就需要金融系统的重点支撑。上文的实证结果已经表明了航空制造业的发展受到商业银行的影响，所以可以采取由银行主导的金融模式。

（2）不断完善政策性金融支持体系。一方面，市场机制的不足和缺陷可以用政策性金融来进行弥补；另一方面，商业化金融也可以得到政策性金融的引导，从而提高融资效率。西安的航空制造业受到政策性金融的影响程度比较大，充分运用政策性金融工具，支持航空制造业的做法在很多西方发达国家已经被证明是比较有效的。因此西安的航空制造业应该吸取和借鉴这些成功经验，政府可以制定各种优惠条件来支持航空制造业，从而吸引更多资源进入这个行业。

（3）优化航空制造业的产业结构。金融政策与航空制造业产业政策必须能够比较协调地相互配合，强化货币政策对航空制造业的支持，这是对航空制造产业的关键性保障。一方面，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能够优胜劣汰；另一方面，政府的宏观调控机制也要充分利用，尤其是对风险的控制和防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