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保存

最近，应邀参加了一次北京市组织的关于“红墙意识”的研讨会。

各方面的专家学者，对发端于北京市西城区的“红墙意识”发表了很多独到的见解。就是在这个会上，让我想起《中华儿女》初创时的人与事和那一波“红墙文学”的兴起。

涉足“红墙文学”

记得1988年一个炎热的夏日，中国青年出版社的王维玲老师打来电话，说他们正在筹办一个刊物，刊名叫《中华儿女》，团中央、全国青联的领导已请邓小平同志题写了刊名，希望我能够写些稿子，或者帮助组织一些稿件。

那时我在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当编辑，参与组织出版过一些党、政、军等人物的传记以及一些重大事件的纪实性文字（也就是现在所说的非虚构）。像《新中国纪实丛书》这些人物，都属于《中华儿女》的范畴。因此，我对王老师说，刊物的名称很好，找个时间可以细聊一下。一个星期后，王维玲老师带着杨筱怀编辑到了我们当时的办公地点——一个很土很土的地名：西什库茅屋胡同甲3号。

30年过去了，那天的情景历历在目。那时候办公室还没有装空调，仅有的一个风扇对着他们吹，他们还是说，这天气太热了，太热了！

的确，那段时间，无论是自然界的气候，还是国家的政治气氛，都是比较热的。改革开放以来，思想解放运动使中国的思想界空前活跃。那天，我们聊起了《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出台，聊到了对“文化大革命”的反思，也谈到了粉碎“四人帮”以后出现的“大墙文学”（作家从维熙的小说《大墙下的红玉兰》被称为发端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