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奇芳

2018年9月20日，日本自民党总裁选举结束，安倍晋三成功连任，任期三年，这意味着他也将继续担任日本首相并执政到2021年，成为日本政治史上执政时间最长的首相。在这一“神话”背后，除了选举、政党和行政等制度原因，安倍作为一个“人”的主观作用也不可忽视。

地方遗风与家族遗产

安倍晋三1954年生于东京都，说着一口标准的日语“普通话”，但这完全无法掩盖他身上深厚的地方与家族的影响。

本州西部的山口县是安倍双亲的故乡。如今的山口县看起来似乎并無特殊之处，但明治维新前这里却是左右日本政治发展的重地——长州藩，被视为维新思想的发祥地和政治家的孵化器。明治维新的精神领袖及理论奠基者吉田松阴就是长州藩人，他主办的“松下村塾”培养出高杉晋作、木户孝允、伊藤博文等明治维新先锋。山口县的政治思想和政治人脉延绵不绝、影响深远。这里诞生了日本政治史上众多名人，其中伊藤博文、山县有朋、桂太郎、寺内正毅、田中义一、岸信介、佐藤荣作和安倍晋三等八人先后出任首相，人数在日本47个都道府县中位居第一。

在上述八名山口县出身的首相中，后三位之间存在密切的亲缘关系。佐藤荣作是岸信介的亲弟弟，幼年时被过继给佐藤家做养子。岸信介是安倍晋三的亲外公，其女岸洋子嫁给安倍晋太郎为妻。岸、佐藤、安倍三大家族就是这样相互联姻、互赠养子，建立起牢不可破的政治集团，自战后以来一直紧紧把持着山口县的政治资源。除了三位首相，安倍的父亲晋太郎曾经担任中曾根康弘内阁的外相，被视为最接近首相宝座的人。安倍作为背后有2.5位首相撑腰的“政三代”，在日本政坛的资源可谓无与伦比。

故乡的政治精神和家族的政治遗产对安倍晋三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安倍晋三和其父晋太郎名字中的“晋”字就来自高杉晋作的名字，他本人对吉田松阴等山口县的历史人物也充满崇拜之情，尤其将伊藤博文当作自己的偶像。安倍自小学到大学的16年教育均在东京著名私立学校成蹊学园就读，之所以选择这里，就是因为其外祖父岸信介认为能看到当年吉田松阴开办松下村塾的精神。在母亲洋子的有意引导下，安倍自幼与岸信介关系亲近，对其政治理念十分尊崇，称赞外祖父是“一位心里只有国家未来的赤诚政治家”。安倍的政治道路则由父亲晋太郎亲自引领。1982年，他辞去公司职员工作，开始担任父亲的秘书。长达十年的秘书生涯中，安倍不仅继承了父亲的人脉，也学习到父亲的行事风格和政治手腕。看到父亲重病缠身仍然坚持出席外事活动的情形，安倍认识到作为政治家就是“赌上性命也要做事”，最终坚定了走上从政之路的决心。

1993年，安倍继承家族政治遗产，首次当选众议员。从政之后的道路一帆风顺：2000年开始担任森喜朗和小泉纯一郎内阁官房副长官，2003年任自民党干事长，2005年任小泉内阁官房长官。2006年，安倍出任自民党总裁和第90代首相。52岁的他成为战后最年轻的日本首相，而且从政资历只有短短13年，这是日本政治史上的又一项“奇迹”。

性格特质与行事作风

安倍晋三的政治生涯能够如此屡创奇迹，既离不开家族资源的加持，也和本人性格行事密不可分。

安倍具有鲜明的进取型人格特质，即只要树立自己认为正确的目标，就不惧任何批判，直至目标实现。安倍本人曾说，2012年决定再次出马参加自民党总裁选举之时，身边众人表示支持的实际上只有妻子昭惠，但经过审慎评估后，他还是毅然决然地参选。安倍最大的政治目标无过于摆脱战后体制，建设一个正常、“强大的日本”并确立日本在世界的领导地位。他坚信，只要足够努力，无论多么艰难的目标都能实现；同时，他也擅长在战略综合判断的基础上把目标分解，步步为营、逐个实现。

回顾安倍两次执政的历程，可以说他将上述两个方面的特点体现得淋漓尽致。就努力而言，安倍总是将工作日程排得很满。为了推进“俯瞰地球仪外交”，他不辞辛劳，频繁外访，重新上任第一年就跑遍了几乎所有东南亚国家，成为日本首相中出访最多的一位。就进展而言，他在第一任期将防卫厅升格为防卫省，制定《教育基本法》；第二任期成立国家安全保障会议，通过“新安保法”。如此逐步铺垫，实际上已经架空了宪法第九条，向着“摆脱战后体制”的目标快速迈进。

安倍的行事作风中则带有明确的两面性，即在战略层面坚守目标，在战术层面高度务实。早在担任首相之前，他就在自己所著的《保护这个国家的决心》一书中说：“关于我经常被批判为鹰派这一点，我从不在意。保护国民的生命和财产、国家的和平与稳定，这才是目的。作为手段，我会根据形势，不排除从左派到鹰派之间的任何选项。”在执政过程中，安倍行事的两面性也处处可见。安倍从不讳言自己在历史问题上的右倾立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70周年发表的谈话中也没有拿出任何有诚意的道歉，并且在第二次上台一周年之际参拜靖国神社。但是，之后为了避免与中韩关系进一步恶化给修宪带来过大压力，安倍听取冈崎久彦等人的建议，暂停参拜靖国神社，代之以财物供奉。这与不顾中韩反对每年都执意参拜的小泉做法明显不同。

未来走向与对华影响

安倍晋三创造了日本政治史上的诸多纪录，这是其家族资源、个人特质与客观形势综合作用的结果。单就自身才干而言，安倍可能无法与其偶像伊藤博文或者外公岸信介相比，但在当前的日本政界，的确还没有哪一个人的综合实力能够对其构成威胁。

因此，未来三年“安倍一强”格局将继续，日本政治决策过程将进一步集中化。第二次上台以来，安倍政府以参众两院选举连续获胜、内阁支持率较高为背景，不断扩大首相官邸的权限：三名内阁官房副长官均由首相的亲信担任；在内阁官房中设置“国家安全保障局”，进一步强化了首相官邸在外交、安全政策领域的主导权；内阁人事局的成立使以首相为核心的内阁可以统揽行政机构的人事权，从而实现政治主导型行政。愈益稳定的“官邸主导”决策模式与安倍无可挑战的政治地位相互促进，安倍的个人因素将更加突出，对日本政策的影响也将更大。

2014年底以来，安倍政权对华政策发生了一些变化，中日关系整体呈现改善趋势。

对于中日之间的战略互惠关系，安倍的表述非常直白，就是两国都追求自身的国家利益。所谓友好不过是实现国家利益的工具，绝不能本末倒置，因为“友谊第一”而损害日本的国家利益。

至于对华政策的核心，安倍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小泉的“政经分离”做法，但务实性和灵活性明显更高。尽管中国GDP超过日本后双方经济竞争有所加剧，安倍仍然认同中国经济发展对日本的机遇大于威胁，且日本的经济复苏要依靠中国经济发展。在安全上，安倍的对华戒备与日俱增，在新《防卫计划大纲》《中期防卫力量整备计划》以及每年的《防卫白皮书》中不断渲染中国军力发展和海洋活动的“威胁性”，反对“中国以实力改变现状和秩序”，同时却又称要通过对话加强海空危机管控，维护战略互惠关系。

基于安倍的个人立场，未来两三年日本对华政策应该继续保持目前接触与对冲并存的态势。但这又非单纯的经济上接触、安全上对冲，而是贯彻安倍两面性的行事作风，在具体问题上呈现不同形态。比如，日本会在加强“一带一路”倡议下对华合作的同时，以“亚非增长走廊”等各种措施进行对冲，而在解决朝鲜半岛核问题上不排除日本谋求与中国合作。

安倍个人因素对未来中日关系最大的影响仍在于修宪问题。尽管修改形式可能有所不同，修宪作为日本“摆脱战后体制”的核心部分，安倍对此有着无比执着的决心。携着目前“安倍一强”的巨大优势，他在未来三年任期中必然会千方百计实现修宪目标，实现名垂青史的理想。日本修宪一旦完成，必然对包括中日关系在内的东亚战后秩序造成巨大冲击。而对安倍政治血统中具有强烈民族扩张主义成分的“山口基因”，人们需足够警惕，对包括安倍个人立场在内的日本深层决策要素需密切观察。

（作者为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