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 锋，黄 丽，刘红梅

（佛山科学技术学院经济管理与法学院，广东佛山528000）

一、引言

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发达地区失地青年的就业行为一直受到社会各界关注。传统的研究认为，发达地区失地青年因为其本人及其家庭成员拥有大量的非劳动收入（征地补偿、集体分红和房租等），会导致其自愿失业增加，这会给社会稳定带来极大的隐患。然而，调查中发现，一方面，大量土地被征用的失地青年，虽然平均受教育程度远高于父辈，并且本身就生活在经济发达地区，面临诸多就业选择，但退出劳动力市场的现象仍然十分普遍；另一方面，我国经济发达地区不仅非农产业的被雇佣就业岗位持续增加，而且劳动者创业、自雇佣等灵活就业机会也大量涌现，失地青年就业分化趋势日趋明显。理论上而言，本人及其家庭成员拥有的大量非劳动收入可能对其就业选择产生三方面的影响：一是加大其自愿失业倾向；二是为其人力资本提升创造先决条件；三是为其选择创业、自雇佣等灵活就业方式奠定物质基础。当前，我国正实施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大战略，对发达地区的失地青年而言，非劳动收入增加所产生的上述三种效应会对失地青年的就业行为产生何种影响？厘清其背后的机制对于制定引导失地青年的就业创业政策具有重要的政策意义。

现有文献关于失地青年就业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主要是在失地农民的框架下从两个维度展开：一是从微观角度进行分析指出失地农民就业选择与个体特征、家庭背景和社区因素密切相关（谢勇、徐倩，2010；董金秋，2011；周春芳，2012；李瑞琴，2014 等）［1-4］，因而教育和职业培训是提升该群体就业比率的主要途径（史清华，2007；刘万霞，2013等）［5-6］。部分学者考虑到失地农民拥有大量非劳动收入（包括征地补偿、集体分红、房租等），认为该群体的失业问题主要表现为自愿失业，人力资本因素只是对非自愿失业的失地农民具有显著影响，必须分类引导就业（李琴，2009等）［7］。少数文献将失地农民就业细分为雇佣就业和自主创业，研究结果表明，再就业培训、家庭非农劳动收入、年龄对失地农民就业（被雇佣和自主创业）都有一致的影响，其余变量对上述两种就业行为的影响则具有显著差异（张晖、温作民、李丰，2012）［8］。二是考虑到社会保障覆盖率和劳动力市场状况等宏观因素，认为区位条件是影响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倾向的主要因素,教育在近城地区的影响则位居第二（陈宗胜、周云波、任国强，2006）［9］，胡远华、柯慧飞（2013）［10］进一步将区位条件进行了细分，认为就业经济因素、就业保障因素是影响区域就业的重要因素，但社会保障因素和社会文化因素的影响不显著。

综上所述，目前学界相关研究多数将失地农民视为一个整体来进行研究，仅孙良媛等（2007）以广东省的数据为基础构建计量模型分析了失地妇女这一特殊群体的就业问题［11］，针对失地青年群体就业问题的实证研究以描述统计分析为主，缺少综合考虑宏微观影响因素的深入量化研究，特别是极少关于失地青年就业分化行为及其背后机制的探讨，同时，各地社会经济文化背景不同，不同地区青年的就业行为选择无疑将会有差异，但是，现有研究从空间异质性特征视角探讨对失地青年的就业行为选择更少，因而出台的就业创业政策效果就会大打折扣。本文将失地青年界定为年龄在18-40岁之间，虽然户口仍归属于农村，但村组土地已被大量征用的非在校学生人群，并通过对广东省佛山市典型镇街失地青年的随机抽样调查，区分被雇佣、灵活就业和失业三种就业状态进行深入研究。

二、理论分析、资料来源与样本描述

（一）理论分析与基本假设的提出

经典劳动经济学理论及各国的经验研究发现，影响劳动力就业的因素主要包括两类:一是社会保障覆盖率和水平、劳动力市场状况等宏观因素；二是个人保留工资、家庭收入、教育程度、性别、年龄等个体人口学特征（蔡昉、王美艳，2004）［12］。基于以上框架，本文将影响失地青年就业的因素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1.区位因素 本文的研究对象为佛山市失地青年，虽然适用统一的社会保障基本模式，但是佛山市五个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不同，产业布局也各具特色，不仅对劳动力的市场需求存在较大差异，而且镇街和社区就业政策和补充保障水平也存在明显不同，更为重要的是顺德、南海、禅城接壤广州，经济发达，村集体资产产生丰厚的分红收入，比较而言，高明、三水的村集体资产产生的收益则较低，村集体分红能力将直接影响村民的收入，这将对青年就业行为产生较大影响。鉴于此，本文提出：

假说1：区位条件是影响失地青年就业行为选择的显著因素。村集体发达地区失地青年就业意愿较弱，而村集体欠发达地区失地青年就业意愿较强。

2.非劳动收入 非劳动收入使得劳动者即使不就业也能够获得满足生存需求的基本生活资料，已有文献认为，失地农民所拥有的非劳动收入较高是该群体退出劳动力市场的首要因素（李琴等，2009）。但是，对于失地青年这一群体而言，家庭非劳动收入在降低其就业积极性的同时也增加了其接受学校正规教育和职业培训的可能性，并且使其获得创业或自雇佣的启动资金，并规避了创业失败后可能面临的生存危机，由于该群体具有年龄优势，因而增加了其选择灵活就业的可能性，故此提出：

假说2：非劳动收入与失地青年就业的影响与其对失地农民这一总体的影响并不相同。

3.受教育程度 学校教育对失地农民被雇佣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雇主一般要求一定的文化程度，在一定文化程度之上的人，容易找到工作；二是将文凭作为挑选高能力劳动者的识别方法,可以减少雇佣者的信息成本；三是文化程度高的在获取信息方面具有优势（赵耀辉，1997）［13］。然而，与被雇佣相比，学校教育对于失地农民灵活就业的影响则存在显著差异，原因在于虽然教育程度低会显著降低失地青年在雇佣市场的竞争力，但是目前经济发达地区个性服务业需求增长迅速，当其在被雇佣劳动力市场处于就业劣势时，反而会激发其选择创业和自雇佣等灵活就业形式的可能。因此得到：

假说3：总体上，学校教育程度越高，失地青年就业率就越高。但是，受教育程度主要与失地青年被雇佣比例显著相关，与创业或自雇佣等灵活就业形式选择的关系并不显著。

4.年龄和婚姻状况 对青年就业问题的研究表明，工作经验是影响青年就业的一个重要因素，并且年龄越轻，其职业定位就越不清晰，特别是对于失地青年而言，其稳定的非劳动收入进一步提高了其就业选择的门槛，可能经常处于就业与失业状态更迭之中，稳定就业率相对较低，并且选择创业和自雇佣等灵活就业形式的倾向更为明显。相反，随着年龄的增长，青年人对自身能力和社会现实认识更加清晰，也更加向往风险小且较稳定的工作。婚姻状况对失地青年的影响与年龄较为类似。相对于未婚青年而言，已婚青年的平均年龄相对提高，养育孩子和赡养老人的压力加大，因而心态较为成熟，失业率下降。故此，提出以下两个假说。

假说4：失地青年就业率将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提高，特别是选择被雇佣的比例显著上升。

假说5：已婚失地青年的就业率显著高于未婚或离婚青年。

5.性别 国内学者把我国城镇化进程中女性劳动参与率下降现象解释为:在男女收入差距扩大的情况下,女性更多退出劳动市场从事家庭生产,更好地体现比较优势,从而实现家庭联合效用最大化（孙良媛，2007）。基于此，本文提出：

假设6：性别对被雇佣和创业或自雇佣均具有显著影响。

6.家庭规模 一般而言，家庭规模越大，表明家庭需要赡养的非劳动力人口较多，作为青年劳动力就业倾向就越高。但是，对于失地青年而言，情况则恰好相反。由于目前农村宅基地和村组分红绝大多数按照家庭人口进行分配，在佛山市已经推行了股份合作制的村组，老年人口所拥有的股份比青年人更多。也就是说，失地青年家庭规模越大，往往意味着整个大家庭能够获得的非劳动收入越高。基于此，提出：

假说7：家庭规模越大，失地青年就业率就越低。

7.家庭文化资本 当代社会学家布迪厄特别强调家庭文化在代与代之间的传递，Swartz（1997）明确指出，孩子对教育和职业的志向和期待是由父辈和其他参照群体的教育体验和文化生活结构性决定的产物。失地农二代青年成长于城市和农村相对独立的边缘地带，特别是父辈拥有的征地补偿、分红收入、房租等非劳动收入，使其对家庭的依赖性远高于其他群体，基于此，提出：

假说8：父母受教育程度与失地青年就业特别是创业或自雇佣行为选择显著相关。

（二）资料来源

本文采用的数据来源于2016年佛山市团市委成立的“佛山市农村分红一族青年生活状态与就业情况调查”课题组的调查数据。由于佛山市五区经济社会发展具有各自鲜明的特点，调查采用了三阶段抽样调查方法：第一阶段区分传统老城区、新兴中心城区、新兴工业区和相对欠发达农业区。在佛山市范围内分别抽取了4个具有典型代表意义的镇街；第二阶段，在抽取的镇街中，为保证样本分布的均匀性，根据乡村集体分红情况，将各镇街的村组分为高、中、低三组，然后从各组中随机抽取若干个村组，课题组对所抽取的典型村组村委进行了实地走访，了解村组的分红情况，并与村委会推荐的代表性青年进行了座谈。第三阶段，根据各典型村委会提供的18-40岁户籍名单建立样本框，随机选择约50人，组织学生上门发放调查问卷，并回收。共发放问卷870份，收回有效问卷810份，其中，扣除目前仍为全日制在校学生的失地青年，共704份，问卷有效率为80.9%。

（三）样本描述

表1的描述统计分析结果显示，总体上看（如表1中的情形①），青年个体特征对失地青年就业影响十分显著。其中，失地青年年龄越大、教育程度越高失业率就越低，且女性失业率远高于男性，已婚青年失业率低于未婚或离婚青年。就家庭特征而言，家庭规模与失业率存在一定正向相关，家庭人口数较多的青年就业率也较低；父母最高教育水平为小学文化的青年失业率最高（20%），但父母最高教育水平为高中以上的与初中水平的差距并不十分明显，分别为13.17%和14.48%。同时非劳动收入最高的群体失业率最高（达到20.69%），这一点与较早文献研究结论是一致的。最后从区位因素来看，传统中心城区失地青年失业率最高，达到41.3%，但其他各区域分别为11.67%、11.11%和13.65%，差异并不是十分显著。

进一步将就业状态细分为被雇佣和灵活就业状态后（分别如表1中的②和③），结果发现，上述各因素对失地青年被雇佣行为选择的影响与未细分就业行为时的结果基本一致（如表1中的②）。

但是，影响失地青年灵活就业行为选择的因素与被雇佣的因素存在较大差异。例如，失地青年教育程度为大学以上，失业率为12.08%，远低于受教育程度为初中以下（26.83%）和高中或职高水平（16.98%）。但是，教育程度为初中以下的失地青年选择灵活就业的占比却高达26.83%，比教育程度为高中或职高（9.57）和大学的失地青年（10.74%）高出一倍多。相反，父母最高教育程度为高中以上的失地青年选择灵活就业的比例则最高，达到18.56%。同时，非劳动收入越高，失地青年选择灵活就业的比例就越高。

表1 样本基本特征

三、发达地区失地青年失业与就业选择的实证分析——基于logit模型

根据上文的理论分析和样本基本描述统计，我们发现反映失地青年个体特征(年龄、性别、婚姻、学校教育)、家庭特征（家庭人口数、父母最高教育水平）、非劳动收入和区域因素的8个变量均与失地青年就业行为选择密切相关。然而，上述8个变量之间可能存在一定的相关性，例如区位因素包含的内容虽然远大于非劳动收入，但是很显然经济越发达的地区失地青年所获得的非劳动收入也会越高，同时家庭规模越大，集体分红等非劳动收入也会越高。那么，能否将8个变量同时纳入一个统一的模型中进行分析？以下首先进行模型变量的设定和选择。

（一）模型的选定

首先将失地青年就业状态总体上分为失业与就业两种状态，选择学界就业问题研究普遍使用的logit模型，运用最大似然估计重点探讨非劳动收入和区位因素对失地青年就业的影响。由于好模型的设定标准应该是尽可能简约，以此更加精确地描述复杂的社会现象，但另一方面增加自变量的个数可以提高模型的精确程度，因而必须力图使二者平衡。以下对纳入模型的变量进行筛选。

表1中列①首先引入分别反应个体和家庭特征的6个变量作为自变量，列②中则增加非劳动收入这一解释变量，③则进一步增加区域因素，利用赤池信息准则（AIC）和贝叶斯信息准则（BIC），结果发现引入8个自变量的模型AIC指标和BIC指标分别为549.0447和590.0429，在三个模型中均取得了最小值，PseudoR2和LR chi2则最大。同时，在表2的列③*中使用稳健标准误差对列③所选定的8个变量重新进行logit模型估计，可以看出与③中的普通标准误差十分接近。

上述多个指标一致表明，将年龄、性别、婚姻、学校教育、家庭人口数、父母最高教育水平、非劳动收入和区域因素8个自变量同时纳入logit模型，虽然个别自变量之间可能具有一定相关性，但模型设定是合理的。

表2 退出劳动力市场还是就业：Logit模型选择

（二）实证结果及讨论

为便于分析解释，表3选用发生比率（odds ratio）汇总回归结果如下:

表3 退出劳动力市场还是就业：Logit模型的发生比率估计（参照组为低水平组）

1.非劳动收入对失地青年就业的影响总体上并不显著。在其他变量不变的情况下，非劳动收入为中等和高的两个组别就业比率分别是低收入组的1.171 7倍和0.782 6倍，也就是说，非劳动收入为中等的组别就业率高于低收入组，但高收入组就业率低于低收入组，并且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这就是说，不能由于失地青年拥有较高的非劳动收入，而简单地将该群体的失业现象归类为自愿失业。项目组对失地青年及相应村组的调研也佐证了上述结论：几乎所有的失地青年在交谈中均表现出强烈的就业意愿，并且其所在村组文化将赋闲在家无所事事视为一种耻辱，部分村组甚至将青年是否就业视作年终领取分红的必备条件。

2.在区位变量中有一个区域，即传统中心城区的失地青年就业比率远低于欠发达地区，仅为其0.089 2倍，且通过了水平为0.01的显著性检验，但其余区域就业率的差异并不明显。原因在于目前传统中心城区的产业主要以高端服务业为主，就业人群属于城市中的精英阶层，失地青年在就业市场上明显缺乏足够的竞争力。但是在其他新兴城区和工业区，甚至是经济较为落后的区域，还存在大量的相对低端就业岗位，失地青年的就业率也就不存在显著差异。走访调查结果显示，超过半数的失地青年表示虽然收入是影响其就业选择的一个重要因素，但离家的距离同样重要，同时也要考虑自身的兴趣爱好。也就是说，对于失地青年而言，有了非劳动收入作为基本保障，他们愿意为寻找理想职业放弃其他就业机会，因此，发达地区失地青年的失业现象更多地属于结构性和寻求性失业。这恰好验证了社会各界对于发达地区失地青年就业的总体印象——“高不成，低不就”。

3.在个体特征中，学校教育程度为高中或职高的失地青年就业比率是初中及以下群体的1.401倍，但这一结果并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而学校教育程度为大学及以上失地青年的就业比率是初中及以下群体的2.445 3倍，且在0.05的水平下显著。这说明，大学教育对于失地青年就业行为选择至关重要，而高中或职高文凭影响并不大。项目组实地访谈也发现，失地青年对于政府免费提供的传统技能培训并不感兴趣，往往参与者都是在城中村居住的外来务工人员，但对新兴的网络技术、创业创新教育等，本地青年表现了极大热情。

4.年龄每增加1岁，就业率就增加0.139倍，且在0.01的水平下显著；已婚青年就业率为未婚青年的1.815 8倍，且男性就业率为女性的1.686 5倍，这两个变量均在0.05的水平下显著。这与已有文献的研究结论基本一致。

5.家庭特征变量中，家庭人口数大于5人的组别就业率在0.05的水平下显著低于人口数在3人及以下的家庭；但父母最高教育程度对失地青年就业总体上影响并不显著。这反映家庭文化资本对失地青年就业没有明显影响，但家庭经济资本影响较为显著，这与董金秋（2011）［2］的研究结果基本一致。

四、发达地区失地青年被失业、被雇佣和灵活就业选择的实证分析——基于Multinomial Logit模型

将失地青年就业状态进一步细分为三种：失业、被雇佣、灵活就业,依次赋值为0、1、2，其中我们以失业状态为参照组。由于这三种就业状况互不交叉，满足Multinomial Logit模型的备择无关假定(Independence of Irrelevant Alternatives,IIA)，运用Hausmen检验的结果也验证了这一点。因此可以利用Multinomial Logit模型分析失地青年的三种不同就业选择及其影响因素，具体估计结果见表4。

表4 失业、被雇佣与灵活就业：MultinomialLogit模型的估计结果

由表4可以看出，失地青年在被雇佣、创业或代理家族企业和自愿失业者三种行为的决定因素中表现出如下特征：

1.非劳动收入越高，失地青年被雇佣的比率下降，但上述相关性并未通过显著性检验；相反，失地青年灵活就业比率随着该群体非劳动收入的增加而显著上升，其收入增加一个组别，灵活就业率提升77%，且这一结果在0.01的水平下十分显著。这与本文前文提出的研究假设基本相同，即非劳动收入对失地青年就业的影响与对失地农民的整体影响存在显著差异。不能简单地将失地青年的失业问题归类为自愿失业。

2.区位因素对失地青年被雇佣和灵活就业选择的影响均在0.01的水平下显著。结合表3的分析结果，进一步验证了传统城区失地青年的失业问题更多地属于结构性失业，即目前传统城区失地青年的人力资本与当地的产业结构差距悬殊，该群体难以找到相应的被雇佣和创业机会。

3.个体特征中，年龄、性别、婚姻对失地青年被雇佣和灵活就业都具有显著影响。其中，年龄每增长1岁，失地青年被雇佣和灵活就业的几率较失业群体分别增加13.1%和6.94%；男性被雇佣和创业的几率分别是女性的1.587 2倍和1.969倍；已婚青年被雇佣和创业几率分别为未婚青年的1.704倍和2.248倍，这与现有文献研究结论基本一致。

4.学校教育程度是影响失地青年被雇佣行为的主要因素，每增加一个教育层次，被雇佣比率增加1.249 9倍，且该结果在0.01的水平下显著。但是，学校教育对灵活就业的影响并不显著。

5.家庭特征中，随着家庭人口数的增加，失地青年被雇佣比率显著下降，但是该因素对失地青年灵活就业行为影响不明显；而父母最高教育程度越高，失地青年选择灵活就业的可能性显著增加，但对被雇佣行为影响不明显。

综上所述，区位因素、年龄、婚姻和性别对失地青年被雇佣和灵活就业同时具有显著影响。但是，学校教育水平和家庭规模仅对失地青年被雇佣行为具有显著影响，对其灵活就业行为影响并不显著；而父母受教育程度和非劳动收入增加显著提升失地青年灵活就业比率，却对其被雇佣行为选择没有明显影响。

五、结论及政策含义

本文借鉴劳动经济学经典理论的分析框架，综合考虑影响失地青年就业的宏观和微观因素构建计量模型，并运用广东省佛山市典型镇街失地青年的就业调查数据，探讨了失地青年被雇佣、灵活就业和失业行为选择及其影响因素，得出以下几点结论：（1）总体上看，非劳动收入越高，失地青年失业率就越高，但计量研究显示二者关系并不显著，不能由于失地青年拥有较高的非劳动收入，而简单地将该群体的失业现象归类为自愿失业。（2）区位因素对失地青年被雇佣和灵活就业同时具有显著影响，其中生活在传统中心城区的失地青年的被雇佣和灵活就业比率均为最低，这说明失地青年失业问题具有结构性失业和寻求性失业的基本特征。（3）个体特征，包括年龄、性别、婚姻，对失地青年被雇佣和灵活就业同时具有显著影响。其中，年龄越大的已婚男性失地青年被雇佣和灵活就业比率为最高。（4）学校教育水平和家庭规模仅对失地青年被雇佣行为具有显著影响，对其灵活就业行为影响并不显著；而父母受教育程度和非劳动收入增加则显著提升失地青年灵活就业比率，但对其被雇佣行为选择没有明显影响。

政府应摈弃将失地青年失业定义为自愿失业的观点，一方面尽可能为失地青年创造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例如，大力发展社区大学），另一方面根据区域产业经济特点，加强对失地青年的分类就业指导。其中对于传统中心城区的失地青年，可以在重点加强现代高端服务业和社区服务业的从业和创业技能培训的同时，鼓励其离开中心城区选择在其他区域寻找就业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