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锋

2015年，值一代山水画大师黄宾虹诞辰150周年、辞世60周年之际，中国美术馆特举办“浑厚华滋本民族”纪念特展，以“笔墨·肇源”和“造化·游悟”两个展览主体部分来解析其艺术成就之路和审美追求的民族性根源，实则此两个部分也可简括为“师古人”与“师造化”。在20世纪以前，这一传统的中国画学习范式是中国画家的必由之路。然而，在西学东渐的时代语境中，尤其是随着现代美术学院教育体系的逐渐形成，这一学习范式受到严重的挤压，几至断裂，“近百年来，学校教育取代了师徒相授的传承方式，走了一条以西画改造中国画的路。学中国画，就要学素描，画写生”。恰恰是在这样的时代潮流中，黄宾虹执其一生，孜孜于“师古人”与“师造化”，并最终脱化而出，成一代大家。那么，黄氏这一学习路径与明清以来盛行的临摹方式有着怎样的内在联系？又有着怎样的不同之处？与20世纪对景写生的主潮差异何在？其赋予了师古人与师造化怎样的时代新意和个人特点？如此坚守的意义何在？对于当下的中国画教学和创作是否还能提供有益的启示呢？

虽然这一话题颇有老生常谈之嫌，但笔者以为，正是在这一话题中，黄宾虹走出了一条既不同于古人、又有别于时人的新路，并以直追民族文化精神本源的探究和超越时人的体悟内化，将“古人”与“造化”融通，将艺术理法与造化规律合一，为这一学习范式的现代转型树立了极具启示意义的典范。此外，在中国画不断反思学习路径，并着力重建其优秀文化传统的当下，这一话题仍具有现实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