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杨 毅

一、“经验的过剩”与“意义的贫乏”——从三个短篇谈起

做“年度总结”这样的工作，如同渔夫在向浩瀚的海洋撒下大网——尽管他企盼着能够捕到大鱼，但最终能否如愿，既和渔夫本人的经验和技术有关，也取决于海洋自身的蕴藏量。换言之，这种盘点和总结，一方面，总是受到总结者个人的审美趣味乃至文学“偏见”的影响；而另一方面，它从根本上，又取决于创作本身所实际达到的高度和深度。就我的阅读而言，2017 年的短篇小说可以用“四平八稳”或者“风平浪静”来形容。这是因为，从总体上看，短篇小说依然沿着原有的轨道前行，而且是不偏不倚的匀速前行。无论是它的表现题材还是艺术手法乃至思想深度，都与近几年短篇小说的整体状况并无二致。当然，如果一定要对本年度的短篇小说概括出某个特点或者规律的话，那么只能说，它的“规律”，恰恰表现为作家的名声与其文学成就之间的反比例现象。一些不以短篇小说见长的作家和不少年轻作家的作品，时常带给我一丝感动和惊喜。这些作家在短篇小说风平浪静的背后，依然热爱并经营着这个并不显眼的文体。他们的存在，着实为本年度的短篇小说增添了一抹亮色。相反，那些普遍被认为“优秀”的作家，却没有拿出与之相符的优秀的作品。尽管这些拙劣的作品依旧被众多媒体青睐，但丝毫不会影响它们在叙事上表现出的裂痕和混乱。

比如苏童。众所周知，苏童对于短篇小说这种文体有着独特的喜爱，并且他在短篇小说上取得的成就也明显高于他的中篇和长篇。今年的《玛多娜生意》备受关注，不仅被众多媒体争相选载，还位列“《收获》文学排行榜”的榜首，但不得不承认，苏童这一次马失前蹄，而这说到底归因于他没能处理好经验与现实的关系。《玛多娜生意》延续了苏童自《黄雀记》（2013） 以来介入现实的努力，并且是以1980 年代作为参照来书写当下（主人公庞德的形象和小说的整体氛围都带有1980 年代的文艺气息），这原本是“俯视”当下的一个极好的视角，它可以用来突出当下精神价值的荒芜和精神物化的本质。然而，苏童把过多的笔墨放到庞德的情感纠葛上，特别是局限在一个通俗的三角恋爱故事里无法自拔，这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小说反思和批判现实的力度。尽管小说多次提到国际巨星、商业大佬这样的流行语，也涉及有钱人包养情妇的内容，但它们仅仅照搬于社会现象，而缺乏洞察和穿透这些现象的能力，特别是庞德一心向往的玛多娜如同一个稀薄的倒影，而缺少精神、信仰上的深度，这些都导致作家无法对复杂的社会现实做出深刻的理解。显然，苏童不是不关注现实，而是无法深刻理解现实所发生的一切。他对中国现实的理解总是停留在具体的物象之上，而无法深入到现实中去揭示这个时代的症候，也无法深入到人的内心层面去揭示个体的疼痛，他对中国现实的介入总体上给我一种隔靴搔痒的感觉。换言之，苏童有着充分的经验来书写现实，但缺少有效的经验来理解现实。面对纷繁复杂的中国社会，苏童表现出的是一种“经验的过剩”。

无独有偶，和苏童这种“经验的过剩”相比，马原在今年表现出的则是“意义的贫乏”。

马原这位昔日风光无限的先锋作家，沉寂多年后突然推出新作，受到关注似乎是理所应当的事情。新作《小心踩到蛇》是对马原本人蛰居于此的西双版纳山寨生活的描摹。原来，考虑到病情的缘故，马原多年前决定离开上海，到西双版纳南糯山的姑娘寨休养身心，寻找一种田园牧歌式的生活环境，这篇小说很大程度上是对他生活现状的描述。在小说中，马原将农村还原成一个质朴、纯然，特别是富有原生态气息的偏僻幽静之所。出于对乡土中国的浪漫想象，这里不但自然风光秀丽，而且民风淳朴，处处彰显着世外桃源般的幽静与恬美。小说最大的特点就是近乎自然地呈现出生活本身的细节与真实，其中不乏大量描写“我”与家人养孔雀、防蛇、养鸡这样的生活场景，也包括“我”一家与乡亲们的友好往来。总而言之，小说将这些富有泥土气息的东西悉数展示给我们，如同一幅用民间智慧勾勒出的风俗画。

然而实际上，这篇小说毫无疑问是一部失败之作，这是因为它仅仅把那些零碎的片段组合在一起，却并没有将它们整合成一个作为叙事单位的统一的整体。再结合作品的内容，就可以说这篇小说只存在局部（细节） 的真实，而缺乏总体（主题） 的真实。它的每一个细节都合乎逻辑，但放到一起却无法符合作为一篇小说的内在逻辑。因此，它看上去就像散落在一地的珍珠，却没有一根线把它们串到一起。特别要注意的是，我们也不能把这样一种处理当作“马原的叙事圈套”，且不论这种文学观念的演绎是否还有存在的必要，即便是为了打破总体性的幻觉，马原也不应该把“叙事圈套”演绎得如此肤浅。他在煞有介事地叙事之后，建构的不过是一个“无”而已。我本以为小说在结尾处会有一个出人意料的结局，但却得到了一个无关痛痒的答案。概括地说，马原一方面是在泛滥地表达，另一方面却是无所表达，他在不停地言说意义的同时却是在掩盖毫无意义的言说。

在这里，所谓“经验的过剩”（苏童） 与“意义的贫乏”（马原），乃是同一问题的两个方面。经验的过剩在很大程度上导致意义的贫乏，因为本雅明所说的意义的贫乏，并不是人们渴望新的经验，而恰恰是因为经验的贬值，也就是说经验过剩了。本雅明在《讲故事的人》中谈到经验的贬值：“而且看来它还在贬，在朝着一个无底洞贬下去。无论如何，你只要扫一眼报纸，就会发现它又创了新低，你都会发现，不仅外部世界的图景，而且精神世界的图景也是一样，都在一夜之间发生了我们从来以为不可能的变化。”①当我们乐此不疲地传递公共经验的时候，个体可以言说的经验非但没有丰富，反而是变得贫乏了。换言之，经验表面上越来越丰富，但个体可以言说的东西却越来越贫乏。就当代作家而言，无论是书写城市（《玛多娜生意》） 还是乡村（《小心踩到蛇》），作家都必须要处理好经验与现实的关系。一方面，作家书写现实，必然要运用他/她在日常生活中汲取到的经验，而且个人经验的崛起也增强了写作的真实感；但另一方面，当过多的日常经验（比如新闻） 充斥于现实生活中时，作家就要对这些过剩的经验进行有效地处理，否则这些经验就无法真正融入到作品中去。谢有顺指出了当下作家过分迷信经验的后果：“一个作家，如果过分迷信经验的力量，过分夸大经验的准确性和概括性，他势必失去进一步探究存在的热情，从而远离精神的核心地带，最终被经验所奴役。”②在我看来，苏童和马原之所以会惨遭滑铁卢，正是因为它们没能处理好经验在写作中的位置。他们过分迷恋经验的力量，反而失去了探究经验之上的精神层面的价值，也就无法真正深入到现实中去理解我们身处的这个时代。

相比之下，并不以短篇小说著称的莫言却表现出了令人赞叹的艺术掌控力。荣膺桂冠后的新作《故乡人事》由三个短篇《地主的眼神》《斗士》《左镰》组成，这些作品“与莫言青少年时期的经验有关，但超越了他个人的经验和故乡的人与事”③。事实上，莫言同样是注重经验的作家，但他倚重经验却不偏执于此，而是在此基础上创造一种“个人的深度”，从而摆脱了被公共经验湮没的危险。《地主的眼神》中着力刻画的老地主孙敬贤颇具典型意义。无论是历史叙述，还是宣传教育，老地主孙敬贤的眼睛里总是“射出阴沉沉的光芒”，但在“我”的父亲看来，“孙敬贤被划成地主，却有几分冤。”然而时过境迁，老地主的善恶是非早已落入历史的尘埃。不仅人民公社早已成为历史名词，老地主也撒手人寰。后人花重金操办孙敬贤的葬礼“感到了扬眉吐气的幸福”，但在孙敬贤的儿子看来，这些“其实毫无意义”。与之类似，在《斗士》中，当年“一跺脚，全村都哆嗦”的方明德，至今死后却无人发丧，因为他的后代要继续领取荣军补助金；到了《左镰》，地主家的孩子田奎竟然娶了接连“克夫”的欢子……故乡人事尽数吹落于历史长河之中，又恍如白发渔樵谈笑古今，多少人事的沧桑与历史的荒诞最终在一壶浊酒里偃旗息鼓。就叙事技巧而言，作家写得疏密有致、纵横捭阖，结构的切入、语言的简洁和细节的描摹都体现出一个优秀作家的艺术掌控力。

二、“被侮辱和被损害的”——底层民众的生存困境

之所以要强调经验在写作中的重要性，说到底是为了重建文学与现实的有效联系，恢复文学介入现实的能力。大约自新世纪以来，作家们不约而同地将目光聚焦于当下现实，以极大的热情投身于广阔的现实中来，他们的笔触所及，包含了当前中国社会面临的诸多现实问题，像民生、教育、婚姻、环境、底层，乃至官场等等。这种直面当下的态度和寻求“干预”现实的勇气，无疑是值得肯定的。无论这些作品被以何种方式命名（问题小说、底层文学），它们的文学价值都来源于作家对当前社会现实的直接观察，以及对这些社会问题的深刻剖析。在我看来，真正的问题，倒不是写作是否关注了某个现实问题，而在于对这些现实问题的思考是否清晰、透彻，是否尊重了生活本身的逻辑，是否用心体悟到现实的丰富性与复杂性，特别是，是否切身地同情那些“被侮辱和被损害的”生命。

魏润身的《勺》通过一个农村留守儿童的性侵事件，着力揭示出当前乡村世界真实的社会景象。小说以“我”的儿童视角，来观察这个表面上平静的乡村世界所暗涌着的惊涛骇浪。小说的核心事件是寻找那个性侵留守女孩朵朵的罪魁祸首，但出人意料的是，整个案件的真凶不是别人，正是小说中最关心朵朵的叙述者兼主人公“我”———一个同样出身于平民阶层的留守儿童。值得深思的是，“性侵”朵朵的正是最关心她的“我”，而朵朵同样不愿意告发“我”就是那个被无数人痛恨的性侵者，以致于作家把整个过程写的节制、含蓄。显然，作家试图引领我们进入留守儿童的世界，特别是他们情感层面的需求。受伤后的朵朵一方面要接受父母外出打工的家庭状况，另一方面还要忍受学校几个同学的谩骂和嘲笑，这些对于一个幼小的女孩来说，她要承受多么大的精神负担，自然可想而知。除了“我”这样一个同病相怜的“知己”，她再也没有可以谈心的伙伴。如果说毕飞宇的《哺乳期的女人》关注的是这一群体因缺失母爱而造成的心理创伤，那么这篇小说则向着人性更深处开掘，将这些孩子内心最隐秘的情感需求剖析开来。

除了对留守儿童群体的关注，小说还触及了当下一个重要的问题，那就是农村基层腐败问题。这主要体现在皮根和大料所构成的暗线上。通过二人的谈话，小说牵扯出乡长来群和村长杜增的贪污腐败问题。一个村的上百亩林子原本是村民的公共财产，但却被乡长来群卖给地产商建起了别墅，村长杜增卖给了一个养鹿的商人，从中赚取的利益自然被他们侵吞。再加上红树林和果园子承包给县长的小舅子搞采摘。贪污腐败不仅使得民怨沸腾，更严重的后果是，它还造成了农村劳动力不得不转移到城市的局面，也就加重了上述留守儿童的各种身心问题的出现。还是大料一语中的：“村长乡长一上一下勾到一块儿去，山上山下好地界全让他们倒腾干净了，男人女人不跑到外头去干什么？家门口就剩了一疙瘩一疙瘩的撂荒地，谁还傻子似的死啃死守着？”④不妨说，这篇小说对留守儿童群体和基层腐败问题给于了极大的关注，它像是一只显微镜，也像一把手术刀，既将长期被遮蔽的农村现实问题展现得淋漓尽致，也将这些问题解剖得触目惊心，令人不寒而栗。

相对于展现农村破败的现实，更多的作家将热情投向城市，去探究城市中人的生存状况。特别是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持续发展，表现都市异乡人艰难的生存现状，成为不少作家青睐的主题。出于种种原因，他们不得不离开乡村，去往大城市寻求安身立命的机会。然而在现实中，这些乡土社会的“背叛者”却并没有得到城市的容纳。恰恰相反，城市给予他们的，除了微薄的收入，更多的则是冷漠、屈辱、欺骗，乃至无以言说的伤害。张翎的《都市猫语》中的赵小芬就是这样一位被侮辱和被损害的女性。为了给弟弟凑够医药费，她不得不从家乡来到城市，做着出卖身体的交易。仅仅是为了几万块钱，赵小芬可以说是受尽了屈辱，她一度想要自寻短见，却因一只流浪猫的出现，才阻止了她的自杀。对于这样一个处在社会最底层的女性来说，没有比生无可恋一词更能形容她的状态——她的身体备受摧残，她的内心同样是一片荒芜。是啊，写底层，不写苦难，还能写什么呢？然而，与众多同类题材争相“比惨”的写作伦理不同，面对底层的苦难命运，张翎以一种平和从容的叙述带动整个故事情节的展开，她将生活中的一个横断面做了切片式的展览，而并未显示出人为的斧凿之痕。与这种叙述形成互文的，一方面，是以赵小芬为代表的底层平民走投无路的绝望境地；而另一方面，赵小芬的艰难处境最终打动了主人公茂盛，让他从最初的厌恶变成后来的同情，甚至还带有些不舍（这从小说的结尾可以看出）。而作家在处理这种“同是天涯沦落人”的时候，又巧妙地将两个小人物的命运与两只被收养的流浪猫的命运相连，从而构成一种寓言式的隐喻。或许，他们都是这个世界的弃儿，但却靠彼此之间的抚慰和自己顽强的意志活了下来。的确，和冷冰冰的钱色交易相比，人与人之间的温情和善意，才如春风化雨般地滋润着彼此干涸的心田。当两颗孤独的心灵相遇，彼此之间的慰藉才会越发动人。正如里尔克所说：“爱是两个孤独的人互相保护、接触和回应。”不妨说， 《都市猫语》之所以动人，就在于它讲述绝望的同时又不乏温情力量的感召，书写苦难的同时又充满了人道主义的关怀，而后者才是作家提供的一种异于苦难的超越性力量。

与张翎这种“暴露派”的风格不同，钟求是的《练夜》对于苦难的书写，不仅超越了苦情化的渲染，而且旨在探索“人的内心深处隐秘的东西”。从这个角度说，《练夜》之所以优秀，因为它不仅把人物刻画得生动逼真，而且就连叙事节奏也把握得张弛有度，行于所当行、止于所当止，一如行云流水般的自然流畅，读来有一种酣畅淋漓的独特韵味。小说集中刻画了瞎子团顺和“我”这两个底层小人物，但作家并没有着力强调他们生存的艰难或者物质上的匮乏，相反，作家更多地聚焦于团顺复杂的内心世界，包括尊严、情感、欲望等。因为“我”的一次善意之举，竟唤起了团顺“三十年不知道女人是啥样的”欲望，而当这个正常的欲望被满足之后，竟又激发了团顺“想要成为更好的人”。这其中的匮乏与满足、卑微与自尊、失败与努力之间构成的张力真是迷人。而这一切说到底不过是人性复苏之后所带来的迷人的光辉。因此，在作家营造的世界中，我们非但不会怜悯瞎子团顺的不幸———虽然他的生活是如此的卑微，反而会在如此微小的欢乐中与他同喜，并且一同进入一个人性复苏之后的世界，它柔软，亦有着辽阔的光。

范小青今年的《王曼曾经来过》《合租者》《千姿园》等作品都专注于世道人心的刻画，也都显示出她成熟的艺术手法。在这些作品中，我最喜爱的当属短篇小说《你的位子在哪里》，它构思巧妙，意味深刻，以一种幽默讽刺的笔法，揭示出官僚体制的结构性规则及其症结所在。“我”因一次偶然的机会去替孙局长开会，但却被人误以为是“孙局长”，于是受到来自各方面的恭维——不仅被不知情的同事阿谀奉承，还被平素冷淡的妻子献了殷勤。显然，小说通过这样一个“替会”事件，讽刺了当下盛行的官僚主义和官本位思想。不过，这其实并不是小说最精彩的地方。这篇小说真正的亮点在于，当“我”这个“孙局长”再次被安排替会时，“虽然这只是我生平第二次替会，却已经熟门熟路了，我坦然得好像我真是孙一涵局长。”⑤最为讽刺的是，当孙局长到达会场时，他竟因找不到自己的位子而被请出会场。至此，小说对官僚体制/文化的思考也就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而是从文化的层面对其进行反思，指出导致这些问题的根本乃是一种结构性的规则。具体地说，官僚体制/文化对人具有巨大的同化作用，也就是体制对于个体的管控和规训。在这个体制内，个人充其量是一个“位子”，除了找到自己的“位子”，再也没有其他的可能。反过来说，这种体制/文化所要求的，也必然是一种“单向度的人”，一个“位子”而已，而这才是官僚体制/文化的症结所在。不过遗憾的是，小说并未将这个值得反思的问题进行更深入的思考。

三、“游泳池不是大海”——现代人的精神危机

如果说作家对底层民众的观照更多集中于他们生存的艰难，那么，对于现代人的精神状况的考察则是作家切入国人生存状况的另一条路径。事实上，在当前转型期的中国社会中，一部分国人仍处在社会底层苦苦挣扎，仍处于无尊严的状态下为物质而疲于奔命；而另一部分国人在满足了物质需求之后，才会越发凸显其精神危机。当然，我们不能把生存困境（底层） /精神危机（富人） 看作铁板一块，因为底层民众所面对的，除了众所周知的生存困境，往往还包括由此带来的精神扭曲。换言之，如果说生存困境尚且出现在一部分人之中的话，那么精神危机却是如病毒般的侵入到每个人的肌体之中，无论富贵贫穷、男女老少，似乎所有人都处在一个“病态”的精神状况之中而亟待拯救。在作家的笔下，现代人的精神状况常常是昏暗不明的，它有时表现为一种具体的精神病症，如孤独、焦虑、惶恐、抑郁、缺乏存在感等等，有时则表现为一种难以言说的心理上的复杂况味。

毫不夸张地说，双雪涛的《宽吻》带给我的震撼是空前的，这是一篇令人感动的小说，也是本年度不可多得的佳作。正如它的题目所揭示的，小说的主角是一只名叫海子的宽吻海豚。但你很难想象原本在大海里自由自在生活的海豚，如今却沦为游泳池里为游客表演节目的宠物。更加难以想象的，是这些海豚因为在游泳池里无法用声纳定位，“所以你看到的海豚，基本都是瞎子，只是因为熟悉地形，所以还能游。”而最令人触目惊心的，是这些痛苦不堪的海豚最终会以自杀的方式结束这段痛苦。显然，这是一个“向死而生”的悲伤的故事。究其原因，“游泳池不是大海”———这无疑是整篇小说的题眼，它指出了问题的关键所在。长期被人当宠物一样的豢养，使得海豚不仅彻底迷失了自己，而且丧失了捕食的能力。原本属于大海的海豚，而今“它的归宿就在游泳池里”。

小说虽然写的是海豚，但很明显，那些痛苦不堪的海豚何尝不是现代人的自我隐喻？那种被豢养起来，靠取悦主人而获取食物的生存状况何尝不是现代人的真实写照？那些困守在游泳池，却永远都无法回到大海里的艰难处境何尝不是现代人的一种宿命？从这个意义上说，我更愿意把《宽吻》看作一篇寓言体小说，因为无论作品本身采取何种隐喻方式，只要我们把它还原到现实生活中来，它就迅速与日常经验相连，也就立刻被我们清晰地读解。简言之，从海豚的困境中，我们清晰地辨认出自己灵魂深处的不安和罪恶。

事实上，如果小说就此收束，其实已然是一部优秀的作品，因为它至少将现代人的精神危机以层层逼近的方式无情地暴露出来。不过，双雪涛显然是个有野心的小说家，他没有就此止步，而是在这种无情暴露到近乎绝望的同时，带给我们希望和感动。就在我们为海豚（实际上是为我们自己） 困守在牢笼一样的宿命而唏嘘不已的时候，作家又借训练师阮灵之口，告诉我们那只名叫海子的海豚“会坚持活下去，因为这个节目，它会活着，然后一次次把我救起，即使它知道这是假的，它也会担心，担心另一只海豚搞砸。所以它会相信这个节目是真的，然后等待明天救我。我知道有点残忍，但是我想不出别的办法。”⑥不妨说，海子之所以“会坚持活下去”，是因为它认清了生活的真相之后，依然有自己的价值和坚守——它和女孩阮灵的感情成为支撑它活着的唯一动力。同样的，作为一篇寓言体小说，作家借一个海豚的故事将现代人的生存价值暴露无遗，那就是，认清生活的真相之后，依然热爱着生活。或许，在作家看来，这种清醒而又痛苦的活着才是现代社会里我们每个人的真实镜像。

对于双雪涛这种“绝望而又不失希望”的生存价值，迟子建似乎并不确信。在《最短的白日》中，她将人内心的孤独和人与人之间的隔膜，完全融入到“我”这个中年男性的内心强烈感受之中。“我”是一位“日子过得很滋润”的肛肠科医生，尽管衣食无忧，但生活却并不如意，以至于“为患者解除病痛，毕竟能给我黯淡的生活带来一丝明媚，让我觉得自己是个有用的人。”⑦究其原因，这种黯淡的生活图景，不过是源于“我”内心的孤独。说到底，包括亲人在内，所有的人都无法带给“我”任何慰藉和温暖，无法驱散“我”内心的孤独感，甚至无法让“我”在冬至这天吃一顿水饺。这似乎在说，现代人已从根本上失去了爱的能力，也从根本上失去了寻求温暖的可能。

相比之下，“我”恰巧遇到的那个怀揣着电影梦，却又不得不屈从于现实的列车员，反倒一扫“我”心头的灰暗，以至于“我心底喜欢上了这个阳光而结实的小伙子”。事实上，这是小说中唯一一个充满着温暖的人物。尽管出于生计，他不得不屈从于现实，但现实并没有磨去他的棱角，他内心依旧怀揣着梦想和希望，希望有朝一日能够实现。在这个年轻人的身上，我们看到了迥异于大多数中年人的那种朝气和希望。他的出现，多少给小说总体过于灰暗的氛围，带来了些许暖意。不过说到底，这种暖意又不过是读者的“一厢情愿”。当光鲜的外表被无情地撕裂，现实的狰狞可怖才会暴露无遗。小说的深刻之处在于，虽然表面上看，年轻人和“我”在金钱和身份上的差距如此之大，但他们却共同“分享”着这个时代的压抑性的伤痕——正如小说结尾所隐喻的：“我们奔向的都是异乡”。换句话说，在今天这个社会，不论你是否占有一定的物质财富，也不论你内心是否尚有未曾磨灭的梦想，我们的内心都无时不在忍受着灵魂深处的孤独。从这个意义上说，《最短的白日》成了理解现代人精神危机的巧妙寓言：无论你是否摆脱了物质困境，你都无法走出精神困顿的卑弱人生。

同样是揭示现代人的孤独，如果说《最短的白日》将之置于年龄结构（中年/青年） 之中考察，那么在《但求杯水》里，弋舟则直接将之放在性别结构（男/女） 之中。和众多“70 后”作家一样，弋舟擅长书写城市生活，传达现代经验。和那些刻意营造“看点”的平庸之作不同，《但求杯水》不以故事取胜，而是向着人心的隐秘处不断开掘、逼近。细细想来，都市中的各色男女用身体挪移出的曼妙舞姿，如同在纷繁迷乱的人世间打开一条奇异的管道，当爱欲喷薄而出，那些孤独的灵魂又能否找到欣然归依的抚慰。小说的主人公就是这样一位试图用爱欲抚慰孤独的中年女性。所谓的爱欲，也不过是因为在同一时间摇动了微信，她与男孩从相识发展为床笫之欢。然而，对于一颗孤独的灵魂来说，爱欲与其说是救世良方，不如说是麻醉剂：它看似能令你暂时摆脱孤独，实则却使你越陷越深，直到孤独的尘埃里去。对她来说，男孩只是她婚姻支离破碎后的一处归宿，是她精神空虚后的一种寄托。但是，短暂的欢愉使她想象性地逃离破败不堪的庸常，而后所要面对的却是无尽的孤独，以至于“她觉得自己就像是拽着一道大幕，现实与舞台的转换就这样完成了；又觉得自己是兜撒着一张大网，但这张网笼罩住的，她却难以说清究竟是极乐还是痛楚。”⑧可以说，在主人公的身上，我们分明看到了现代人愈演愈烈的精神分裂：一方面是困守在庸常现实里的苦痛挣扎；另一方面却是不得不压抑性地解放自己的肉身，使之获得一种超脱的幻觉。这其实也反证出现代人内心深处无法弥合的孤独。究其原因，“今天人们渴望的不是个人灵魂得到拯救，更不用说让早先的黄金时代得到重视，而是一种生活富裕、身体健康、心理安宁的感觉，或者说是一种片刻的幻觉。”⑨

四、“过去就是青春”——记忆中的历史变迁

相比于作家纷纷投入到现实中去的火热激情，历史叙事依旧是作为主流叙事之外的一条支流，始终悄无声息地流转悠长。当代小说的历史叙事经过革命历史小说和新历史小说的洗礼之后，演变成更加多元化的历史记忆的呈现。它无意于承担对某种意识形态的建构/解构，而是不动声色地浸润着作家对过往的理解。就2017 年短篇小说的历史叙事而言，呈现个体记忆中的历史变迁，成为此类题材新的意义生长点。作家们更愿意在波诡云谲的历史中，去窥探一个家族乃至个人的命运起伏；更愿意将历史事件作为背景，去展现人性的复杂和深邃。当家史遭遇国史，历史的梦魇在暗潮涌动的迷途中任意穿梭，透过层层雾霭中的阴翳，那些光与火、血与泪、挣扎与沉沦，最终与个体的记忆纠缠萦绕，并将湮没于历史的尘埃化作一道刻骨铭心的璀璨。

相对于记忆的深井和敏感的心灵，时间的流逝总是过于草率、稀疏和大而无当。记录者的恐慌来自意象的流转，生命的须臾和人世的无常。这就像在叶舟的《兄弟我》中，那些老家伙们想要誓死捍卫的大烟囱，不过就是他们早已逝去了的青春的最后一抹痕迹。于他们而言，大烟囱“就是身体的一部分，也是青春的一部分”。“我们在保卫过去，过去就是青春嘛。”———小说把老家伙们的“壮举”冠以“青春”之名，这看上去原本是极其个人化的行为，但他们所说的“青春”恰逢“革命事业不等人”的大时代。大烟囱作为动力厂的标志，“就是当年的标志，只有它才是工业化的象征，也才能赶英超美，追上苏联老大哥的步伐。”⑩然而，故事真正的黑暗旋涡是带领他们造烟囱的那个“兄弟我”——这个为了革命事业而奋斗的工程师，却因其国民党教员被俘虏而后又逃跑的身份，在革命的名义之下，惨遭戕害，最终不得留存于世。小说最为反讽的，莫过于权力以革命的名义践踏一切，甚至包括革命本身。而作家以一种反向性的写作，反思革命文化，传递人道情怀。可以说，在老家伙们（甚至包括作家本人） 看来，他们与大烟囱相连的那些荣誉、辛酸、乃至耻辱的刻骨铭心远比革命所奉行的“成分”和“阶级”的标准更加重要。特别是在今天“告别革命”的语境下，有谁会为这些被大时代湮没了的无名英雄树碑立传？正因如此，老家伙们对大烟囱、对“兄弟我”的复杂感情是值得我们尊重的。在《兄弟我》中，叶舟所要倾注的，乃是人性对阶级性的反抗。他写历史的残暴与荒诞，更写人心的温暖与坚韧，而后者不仅穿越了历史的层层梦魇，甚至可以使之将生死置之度外。

有趣的是，作家以缅怀青春的方式回望历史，却也在祭奠青春的同时，忘记了历史的应有之义。作家把那个特定年代（“大跃进”） 中所发生的特定事件（造烟囱、“赶英超美”） 完全变成几个人“青春无悔”的崇高行为的见证，但却忘记了对那个年代本身及其荒诞行为的反思。

同样是在个体记忆中探微历史的风云际变，叶兆言的《滞留于屋檐的雨滴》把视角转移到1970年代，小说语言舒缓、节制，如同春雨般温润可感，而在紧要处又引而不发，如同“滞留于屋檐的雨滴”，摇摇欲坠，不可捉摸。但这一切却因一个惊天秘密的突然乍现而陡然反转。原来，主人公陆少林在他父亲去世那天，才得知父亲并非生父，实乃养父。“然而对于这个父亲，陆少林有很多不能明白的地方，为什么不太喜欢自己的亲生女儿，为什么会原谅妻子的出轨。”在外人看来：“养父真是好性子，气量也太大，绿帽子一顶又一顶戴，都能够凑成一个班。”然而母亲对此却并不领情：“他为什么要对你好，无非是想让我难堪，让我觉得亏欠他，让我抬不起头来。”尽管母亲至死也不愿吐露父亲的秘密，但小说还是隐约透露出一些耐人寻味的细节。比如，小说写到陆少林的养父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打成国民党特务，造反派在一张穿国民党军服的集体照上，看到了他。陆少林告诉我，他确实参加过国民党。”结合种种暗示，不难想象，陆少林的父辈在那个风起云涌的革命年代必然有着不寻常的经历，才会导致这个家庭如今的伦理关系。不过小说没有明确指出上一代究竟经历了什么，而是仅仅通过暗示，隐忍地表现出某种“不寻常”，其中的留白还需要读者自行脑补。

在我看来，张楚的《盛夏夜，或盛夏夜忆旧》受到的关注不多，但却是一篇极具穿透力的作品。作家以当下为视点回溯历史，并且试图找寻历史与当下现实的内在联系。在小说中，我们既领教了历史的残暴不仁，也看到了现实的颓圮破败。在它的叙事外壳下，勾连着悠远而残酷的家族史、国族史，和经济社会变迁下的村庄史，从而构成一种历史/现实、革命/发展、国家/个人所组成的巧妙寓言。通过和在宾馆偶遇的老妇人交谈，“我”才得知自己家族过去的人事，而这也不可避免地牵扯出一系列的国史，尽管它们只是一些稀疏的碎片和暗淡的光影。三段往事大概早已被人遗忘，但却足够惊心动魄，并且每一段都牵连出中国社会历史的重大震荡。然而这还不够。作家笔锋一转，又再次回到当下的破败现实中来：“流了千年的漱河要断了”———这无疑是在说，单纯追求经济发展的后果是水源干涸、环境恶化、污染严重等一系列社会问题的出现。作家以他锋利的笔端穿透了现实的光鲜亮丽，并且长驱直入地质问到底：历史如何掌控着现实的走向？一个看上去“繁荣”“发达”的社会何以沦落到如此破败的地步？甚至我们的家乡今何犹在？不妨说，一个小小的村庄史已然成为近一个世纪以来的中国政治、经济、社会史的掠影，个中苦难、辛酸又岂是“忆旧”所能拂过的？

2017 年的短篇小说，无论是关注现实还是历史，聚焦底层平民还是中产阶级，突出生存困境抑或精神危机，这些题材其实没有太多的新意可言。毕竟，“阳光之下没有新鲜事”，在文学的版图上，还有什么是迄今为止从未触碰过的呢？但是，没有新故事，却可以有新角度、新方法，乃至新发现。在我看来，作家所要做的乃是处理好经验在写作中的位置，创造一种“个人的深度”，从而达到一种直抵人性普遍意义的写作；在尊重现实的丰富性和复杂性的基础上，不断挖掘人的内心深处和灵魂隐秘，从而到达一种直抵灵魂深度的写作。毕竟，文学是人学。只有照亮人的精神暗角的写作才是具有内在价值和永恒意义的写作。从这个意义上讲，当下短篇小说的创作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注释：

①[德]瓦尔特·本雅明著，张耀平译：《讲故事的人》，陈永国、马海良编：《本雅明文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年版，第291－292 页。

②谢有顺：《小说中的心事》，作家出版社2016 年版，第335 页。

③王尧：《〈故乡人事〉与莫言的再出发》，《北京日报》2017 年9月21 日。

④魏润身：《勺》，《十月》2017 年第2 期。

⑤范小青：《你的位子在哪里》，《中国作家》2017 年第4 期。

⑥双雪涛：《宽吻》，《收获》2017 年第4 期。

⑦迟子建：《最短的白日》，《十月》2017 年第3 期。

⑧弋舟：《但求杯水》，《长江文艺》2017 年第3 期。

⑨[美] 克里斯托弗·拉什著，陈红雯、吕明译：《自恋主义文化——心理危机时代的美国生活》，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 年版，第5 页。

⑩叶舟：《兄弟我》，《十月》2017 年第4 期。

⑪叶兆言：《滞留于屋檐的雨滴》，《江南》2017 年第3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