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黎呐

自1980 年代中国第五代导演电影作品受到世人瞩目以来，数十年间不胜枚举的优质亚洲新电影陡然竟成世界顶级电影节的领跑者，并在全球银幕上各据多席，这意味着作为区域电影形态的亚洲新电影正在日益取欧美电影而代之、升格为电影研究的聚焦点。然而面对亚洲诸国如此繁杂多相的影像作品，电影研究者也如同步入崎岖蜿蜒、千头万绪的迷宫。放眼望去，学界研究视野中，既有亚洲电影民族本体性的思考，又有全球化语境中亚洲镜像模式的追问；既充斥关于亚洲主体性的申诉，又不乏亚洲影像作为“他者”的被旁观；亚洲新电影既因其文化的纯粹性与文化本真性受人追捧，又因其内在蕴涵的文化多元性与混杂性而备受赞誉；作为文化实践的亚洲新电影引发了关于亚洲价值观及其思想体系的探讨，而由跨国资本联合制作的卖座亚洲电影则激发了关于跨国文化产品传播与消费新常态的论争……所论议题包罗万象、不计其数。

在关于亚洲新电影纷繁复杂的研究视角中，周安华等所著的《亚洲新电影之现代性研究》（中国电影出版社2017 年12 月版） 一书博观约取，审慎思考并精心择取出“现代性”这一因子，作为亚洲影像研究的切入口。“现代性”是内嵌于电影的密码，“现代性”是一个足以囊括亚洲新电影症候群的概念及整一视点，从“现代性”出发，可以折射并透视亚洲新电影的文本形式、内容精神及品格风貌各方面特质。“现代性”是一个动态概念，作为现代化的产物，它是在社会变革过程中逐渐形成的一种新的生活态度、社会秩序、价值理念和生活方式，它赋予文化、社会和政治以一种复杂的交互关系，诠释了在文化理想与社会秩序中的张力、矛盾和暧昧。以“现代性”为关键词审视亚洲新电影，能够将亚洲新电影视为一个开放的、正在进行时的动态体系，其间包含复杂多样的内核，而这也决定了亚洲新电影现代化追求的开放性和颠覆性。全书论述亚洲新电影与现代性的互动关系，一方面现代意识与亚洲新电影的叙事母题一脉相承，集中表现对现代化进程中社会转变与现代人精神世界的高度兴趣，另一方面现代性的思维方式适合分析亚洲新电影面临的本土与全球化问题，即主体（亚洲新电影） 与他者（以好莱坞为代表的全球化影像） 的关系问题。安东尼·吉登斯断言全球化的实质是“现代性的全球化”，亚洲国家内在现代性进程与外在全球化进程中面临的诸多困境与疑难问题，也正是“现代性的全球化”的结果，亚洲新电影就是在这种“现代性的全球化”文化生态中成长和成熟，“现代性”本身即是亚洲电影全球化的旨归。从视角的独特与敏锐上看，此书可谓缜思明辨、洞见幽微。

在观察亚洲新电影时，《亚洲新电影之现代性研究》不圉于区域电影内部的自说自话或自我陶醉，而是将亚洲新电影放置于全球电影生态大坐标中考查，强调用一种关系/对话的思维方式，着力于由多种力量相互作用形成或角逐而成的场域中进行思考和展开研究。所谓对话思维，是指研究亚洲新电影不单沉浸于孤立的文本分析，或仅仅醉心于本民族的言说方式，而是要将其与全球化并置思索，在对话与互动中思考与反观亚洲新电影。全球化首先带来了资本的流动，其次是文化的趋同，再次是电影产业的转变。面对学界质疑“亚洲新电影为博得世界主流电影的青睐选择‘献媚’的战略”，著者认为亚洲电影实现“走出去”的意愿，必须先让自己进驻世界影坛，争取弥足珍贵的话语权的让步，从这个角度出发，理解这种“献媚”战略是民族电影对抗并对话全球化影像的生存之道。著者并不抹杀或歪曲全球化对于亚洲新电影起到的积极作用。亚洲作为一个政治、经济与宗教存在巨大差异的分化区域，亚洲内部各国的文化异质性使得其文化认同表现为丰富且多样的审美样式和多维的意识形态。亚洲新电影立足本土的现代化进程，聚焦此过程中传统观念与现代文明、精神与物质、东方与西方之间的冲突与碰撞，冲突与碰撞的最终结果是“全球化”推动并铸就了亚洲新电影内部异质性的文化与价值认同、反对本质主义的跨越国界、语言与意识形态的文化想象的独特品格。著者这一立论的根基坚实，视野广阔具有国际性，评价中允而精确。

主体性是亚洲新电影现代性研究的基础。主体性是现代性的本质规定性之一，主体意识亦是全部现代文化精神的基础和载体，著者注意到在亚洲新电影中出现的个体的主体性生成或走向自觉，是现代社会和传统社会断裂的结果。书中着力阐述亚洲新电影如何崇尚人本主义、人道主义这类体现人文价值的核心理念，关注作为个体的现代人的生存状态和现实境遇，重视人的本能欲望，弘扬人的情感价值，尊重人的生存需求。全书一方面留意到亚洲新电影对那些为个人理想信念奔波挣扎的芸芸众生的关切：企求运动鞋的孩子（马吉德·马基迪《小鞋子》）、小偷（贾樟柯《小武》）、堕落的优等生（杨德昌《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妓女与三轮车夫（裴东尼《恋恋三季》），向普通生命个体投以热切的目光，哪怕他们是失业者、流民、罪犯，或是同性恋等特殊群体。同时，更专注于探讨亚洲影像如何不断地叩问主体终极价值（朴赞郁《老男孩》《蝙蝠》），传达亚洲社会在现代化进程中人们无以名状、迷离不安的真实感性的生存体验（蔡明亮《青少年哪吒》《河流》），强化自我主体当下的生存焦灼（李添兴《等爱》、张元《北京杂种》），用内心世界、回忆、梦境等实验性的影像进行抒情表意（金基德《悲梦》、阿彼察邦《能召回前世的布米叔叔》、黄蜀芹《人·鬼·情》）。当亚洲新电影持续捕捉现代化进程中人性异化、人格分裂的现代危机，影像实际上成为了亚洲主体在现代化进程中观照自身、感性表达的一面镜子。此外，该书重视主体性的另一体现是文化的主体性，认为在亚洲新电影中，具有特定文化的群体通过在与全球化影像的对话中产生文化认同。例如书中分析伊朗电影《一次别离》呈现出忠实于内心的情感与信仰的文化自觉意识，在抒发悲伤凄凉的人生经验与生命感悟的同时，传达出沉稳高贵、坚韧达观的文化主体性。著者将亚洲新电影的文化认同，建立于与西方的差异参照之上，依赖西方“他者”的身份参照系，通过东西差异，确认文化主体自身的感觉、身份与存在方式，令人信服地发掘出关于亚洲新电影的文化独立精神，从而得以证实亚洲新电影中不同于好莱坞电影经验的亚洲文化经验，以及亚洲新电影掀起的文化自觉性与文化反思性，其中许多议论都给人言必有中、真知灼见之感。

民族身份的建构是《亚洲新电影之现代性研究》审视亚洲新电影现代性的另一重要层面。著者认为亚洲新电影通过认知符号建构民族身份，激发对民族象征性认知符号体系背后族群历史的情感，从而呈现一种由共同的语言、宗教活动、历史、社会习惯、关系惯例所组成的民族气质。著者分析族群身份建构在形式上的多样性，甚至是相互矛盾的影像表达：既采用“原生态”身份策略建构民族身份，立足本土文化，依托“原生态”的民俗、民趣、民生，描摹属于亚洲各国与地区的文化身份与民族品格，提供民族本土体验与集体记忆的话语，开掘迷人的地域风情和民族特质。同时，著者留意到亚洲新电影因文化环境的巨变而努力进行的自主性适应与发展的尝试，从而发展出的全球景观下“去国土化”跨界族群身份的展露和“跨民族主义”的话语模式，探究亚洲新电影尝试着寻找弥合“传统- 现代”“东方- 西方”文化冲突的路径。《亚洲新电影之现代性研究》依照斯图亚特·霍尔民族叙事的五个要素，将亚洲新电影对现代民族性影像的阐释统一于两个主要方面：一是对本民族（或国族） 历史宏大叙事的书写，二是对民族符号的运用。亚洲国家悠久璀璨的民族历史是亚洲新电影史诗化书写的重要内容，影像总是能很成功地唤醒现代民族的自豪感、自尊心与自强欲，使亚洲国民对自我族群（国家） 表现出强烈认同感与归属感。民族符号的运用则包括亚洲导演在民俗原型基础上的艺术加工（李安《推手》中太极拳与中医、《喜宴》里中式婚宴） 与“虚构”民俗和民族符号（张艺谋《红高粱》中祭酒仪式、《大红灯笼高高挂》中点灯仪式与锤脚习俗等）。张艺谋电影“炮制民俗”的做法曾经令他饱受批评，著者却别出心裁，为所谓“伪符号”“伪民俗”正名，认为电影实质上是把既有民俗与民族文化加以符号化、可视化与景观化展现，旨在通过这显在的仪式或象征与中国封建父权社会中的特定价值观建立内在勾联，“被发明的”仪式习俗鲜明地烙刻着东方美学的印记，而且确切无障碍地实现了古代文化、现当代历史与艺术想象之间的无缝对接。正如霍尔所说，“发明的传统可被看作历史的遗传”，这些作为亚洲新电影民族叙事手段的“新符号”与“新民俗”，将东方人特有的民俗、民意和民趣渗透到影像现代意识的建构中，是深厚的民族感性与深刻的现代理性的有机统一，在建立民族主体身份认同的同时，也打开了一扇世界了解现代东方族群的美学情趣和美学韵味的魅力之门。书中的一些见微知著的论述，为理解亚洲新电影提供了许多新巧的识见与极富意味的启示。

现代性本身具有的“自反性”特征促使亚洲新电影对东方现代社会的困境和危机进行反思，《亚洲新电影之现代性研究》一书因此呈现出兼具激进批判、慎独反思与深切温情的关怀相杂糅的写作态度与立场。全书既有集中体现在高度物质化的现代都市中对工具理性与人的异化的整体性文化反思；也有随着全球化进程，亚洲各国与地区单一化语境消逝，曾经统一、稳定的个体身份出现断裂与破碎，身份危机成为现代化生活中主体最大的焦虑的个体身份反思；还有作为后发现代性国家，亚洲在现代化进程这一特殊历史语境下衍生的种种问题，以及由这些问题带来的经济、社会、文化领域的切身遭遇，建构于历史与记忆、都市与乡村、现代与传统、启蒙与审美的多维度寻根话语之上的民族历史反思；更不乏深刻植根于现实社会关怀和形上终极关切，利用东方式情感与文化艺术资源去对抗现代性、通过审美展开拯救的救赎之道的思考。著者注意到现代性是一个充满陷阱、自相矛盾的话语，其内部的对立与分裂——社会现代性与审美现代性构成匠心独运的现代性话语张力，保证了其自身的开放性与自反性。与现代性一致，作为正处在成长进程中的亚洲新电影也正经历成熟和完善的过程，充满现代性张力与开放型面向。也正是因此，著者在研究中力避情绪化的主观臆断，不急于给亚洲新电影以简单的价值判断，而是将影像内外的问题视为亚洲区域现代性的全方位生成的自然结果，作为有别于西方主流影像话语的东方主体来考量，肯定了亚洲新电影所包含的文化底蕴和艺术活力是保证世界电影艺术文明鲜活的重要源泉的积极价值。

在与现代性的对抗与妥协中，研究亚洲新电影作为跨文化的区域影像传递新的美学追求——一种立足本土的“世界性”美学旨趣，这是《亚洲新电影之现代性研究》的另一大亮点。从东方传统哲学、文化与艺术中寻找素材，寻找灵感，寻找诗意，呈现代表民族文化核心审美观念的视觉符号，传递东方族群的美学情趣，这既是全球化时代追求“视觉景观”的电影资本的策略，也是亚洲新电影自主自觉的美学尝试。著者归结亚洲新电影表现的东方传统的美学精神为追求人与自然万物的和谐之美与生命之美。和谐之美，体现在电影文本中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体现出人对山水自然的敬畏与崇拜，天地万物与人的内心世界共振且交融。生命之美，体现在电影文本中是人对生命的怜悯与不忍，以及在人与自然的交往中透露出对生命的赞美与钦佩。书中细致精研亚洲新电影在美学情趣层面存在的“大同”，在于传递出东方特有的美学韵味与审美情趣，加之著者文笔的行云流水与细腻雅致，正是东方式和谐美学的印证。

《亚洲新电影之现代性研究》一书是著者历六年之功撰写而成的一部近40 万字的学术专著，体现了作者知宗用妙、厚积“厚”发的才具。全书体认“现代性”追求为亚洲新电影的一种“植入”、一种强化、一种“生成”甚至是一种“借取”，广纳1980 年代以来优秀亚洲电影作为经典案例，其立论基础厚、立意高、论述具有广阔的覆盖性。将现代性融入对亚洲新电影的主体意识、精神内涵、亚洲符码与镜像实验的探讨，如臂使指、心手相应，视角专精坚确。其关于现代性的多重维度的揭示，更显示出著者视野的宽广、深思的卓识与前瞻性，当此国内同类选题专著空窗欠奉之际，此书的研究更具显在的价值，应该在未来相当一个时段内会是指认亚洲电影质地与品貌最富创见与标杆性的理论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