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柏建斌

内容提要 作者介绍了跟踪一条长达二十二年的案件新闻的感悟，并以警媒关系为例，探讨和分享了条线跑口记者的专业报道如何摆脱就事论事，创造新的新闻点的操作方法。

1995年12月6日凌晨，宁波绿洲珠宝行。劫匪用工具撬开4只保险箱，劫走价值1 60余万元的金饰品（重约11公斤）。劫匪临走时用手枪将两名保安打死。三年后的1998年4月7日晚，同一个凶手在绍兴市供销大厦用手枪打伤保安后逃跑。2004年1月22日，凶手在诸暨第一百货商店将值班保安打伤。2007年11月，该劫匪再次抢劫诸暨某珠宝店，失手后逃离。直到2017年3月29日，浙江警方才确认并抓获犯罪嫌疑人。

《钱江晚报》先后以《蒙面大盗九年三案 浙江公安遭遇强敌》《1994年的长兴龙达金店劫案，凶手莫非也是他吗》等进行连续报道。2017年12月4日，《钱江晚报》记者与这一悬案嫌疑人徐利面对面。《钱江晚报》之所以能够持续追踪22年，独家报道系列劫杀案件的物证内容、作案细节和人物故事，这与条线记者在该领域的长年深耕以及对真相的深度追索有着密切关联，更是记者自身职业操守的体 现。

一、报道阶梯式推进——第一时间抢时效，第二时间抢“跑道”

2017年3月29日，被称为“浙江第一悬案”的宁波绿洲珠宝行劫案宣布破案。这个消息最先在警方内部传播，当时并未准备即刻公布。事实上，即便消息从警方圈子传入媒体记者耳中，对很多年轻记者而言，也并未必能第一时间意识到该案对浙江警方及浙江媒体的重要性。

信息披露当天，《钱江晚报》首先在新媒体推送破案进展，同时发动组织一切资源和力量对案件侦破过程进行探访、直播，并形成直线阶梯式的递进报道，真正实现了独家解读。

新媒体的推进之余，作为一家纸媒，不能放过版面呈现。可是刚刚披露的信息有限、人员采访需要时间，如何能在报纸上最大限度呈现案件内容？

最直接的答案是“消息+”模式。在第二天呈现的版面上，除《浙江第一悬案独行大盗22年后终落网》的消息外，还附加了此前有关追索该案犯过程中，浙江警方和《钱江晚报》合力发布的嫌犯基本信息，回顾了与该案犯相关的其他案件内容。与此同时，又采访综合了来自嫌犯被擒获的棋牌室，当年绿洲珠宝行员工、已退休老刑警等多方信息，进一步丰富了整个报道的版面内容。

这也是一种操作手法上的细节体现——当前新媒体强势推进的语境下，传统媒体在占据新媒体时效和内容的基础上，如何同时满足传统版面所需？《钱江晚报》采编团队的这种实践操作方式给出了一个答案。

二、警媒合作持续追踪——深入挖掘获取独家报道资源

据笔者了解，1995年的宁波绿洲珠宝行劫案发生后，由于作案手段恶劣以及影响广泛，让浙江警方对信息的发布极其慎重。案发后唯一出现在媒体上的内容只有一百余字，刊发在宁波当地媒体上。《钱江晚报》的条线记者是从杭州一些协查民警处获悉简单消息，但亦被要求不要刊发。

然而这一等就是九年——九年间，嫌犯几乎每隔三年作案一次。巧合的是，每次开枪，都是在新一任浙江省公安厅长任上，于是这种行为在当时甚至被猜测为是对警方的故意挑衅。

就在嫌犯逍遥法外、警方苦苦追寻的九年中，《钱江晚报》记者一直跟踪此案，即便并未能见诸报端，如1998年4月7日，绍兴市供销大厦发生的类似案件。每次案发，记者都会和警方一起第一时间前往现场跟踪勘查；每次见到与此案有关的民警，都会与之探讨或询问相关进展。甚至为弄清案件及嫌犯行动和习惯，条线记者还“拜师”资深刑事侦查员。正是在这个过程中，《钱江晚报》条线记者对嫌犯的每次作案手段、惯用手法、作案范围、警方提取的物证等都有了充分了解。

随着形势变化和社会开放度的提高，《蒙面大盗九年三案 浙江公安遭遇强敌》这篇刊发于2004年的稿件有了露面之机——《钱江晚报》突破性地与浙江省公安厅合作，不但发布一则悬赏20万元的通告，还极富勇气地采用了这样的标题。警方和媒体的合作在其中发挥了重大作用。

从媒体角度看，全面而深入的警媒合作，不仅有利于媒体从警方处获取大量独家报道资源，也有利于媒体在警方协作下，对重大新闻事件和连续报道活动进行深入挖掘。警方也需要与媒体共同探索、建立健全信息传播管理机制，形成良好的警媒关系动态平衡。这种合作不仅是媒体提升自身影响力、影响受众的重要手段，也是增进警媒互信的必经之路。

此前，警方曾与《钱江晚报》合作，顺利从江西解救人质，事件也得到深入和专业的报道，树立起良好的治安形象。警媒合作的重要性，在多起案件报道中均有体现。如历经十年的杭州万向公园案，《钱江晚报》记者也是坚持长年跟踪报道，不仅抵达案发现场，并在多个调查现场，也有深入采访和亲身体验，并与警方保持了积极沟通。事实上，不仅是在这两起案件中，在另一个同样备受关注的杭州之江花园案（案发至破案历经14年）的整个跟踪报道过程中，《钱江晚报》记者就是因为与警方保持良好沟通，才能在不违反公安系统保密纪律的前提下，多次独家参与案情讨论会、面对一般情况下无法接触的案件当事人，积累了大量资料和人物故事脉络。

三、摆脱“就事论事”——深耕条线实现良性“警媒互动”

在初期大量报道的基础上，《钱江晚报》条线记者能够更为轻松地调动各方资源力量，进一步对嫌疑人及案件细节层面的内容进行追索。但从时效而言，2017年3月30日的一切记者行动以及3月31日的见报内容，已不能算作是上述“消息+”的组成部分，而是应该被定义为专题新闻深化与内容扩展。

首先来看《钱江晚报》的人员调动——2017年3月30日，除浙江省公安厅的现场发布会外，嫌犯曾经作案或生活过的宁波、诸暨、台州等地，《钱江晚报》都已经派员抵达，并根据其人生轨迹，到每一个落点采访跟踪。

此外，根据已披露的破案关键，如指纹等信息，另派记者前往权威鉴定机构，拓宽采访内容增加信息量——这是第二落点的优质选择。

根据以上内容，不仅现场直播，再于次日刊发了五个整版的《悬案之问》，分为发布、追踪、重访、指纹、见证五个角度，勾勒案件和嫌犯。

由于警方发布的内容较为严谨和有限，因而大量走访案件当事人成为重中之重。特别是珠宝行原老板、劫案幸存保安、办案民警等，成为丰富报道的关键。而长年积累下来的物证内容和细节呈现，更是让其他媒体艳羡的独家资源。

更令人意外的是——此案牵带出另一起案发于浙江湖州长兴县的积案。就在这五个版面的重磅报道出炉后，《钱江晚报》条线记者又获得另外一条信息：数十位长兴本地读者举报，1994年长兴龙达金店的案件与之类似。在了解到相关信息后，记者随即将此消息反馈给警方，正是因为这条线索以及了解到嫌疑人确实曾有在长兴县的生活经历，让记者很快就初步断定，长兴县一案，与该嫌犯或确有重大关联。最后，嫌犯不仅对先后在宁波、绍兴、诸暨犯下的4起血案供认不讳，还交代了3起分别在台州临海、长兴发生的陈年旧案。

从以上操作可以发现，条线记者的专业推进，不仅能让媒体摆脱“就事论事”的局限，同时还能让警方获取具有一定价值的信息。因此，警媒间建立新闻报料反馈核实机制，首先就要确立尊重媒体采访报道权的意识，在面对媒体时，要保证向媒体提供权威真实信息，确立警媒新闻联络人，随时接受新闻报料核实乃至发布。更重要的是，这种沟通机制的形成，也将为警方提供更多优势资源和宣传渠道，甚至从侧面推动警方的案件侦破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