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显刚

最近一段时间，学生官现象屡屡成为社会热议的焦点。先有中山大学一则等级森严的学生干部任职通告，“正部长级”“副部长级”之类的标签漫天飞舞，浓浓的官气让人不禁掩鼻。9月底，网上又曝光了一张成都航空职业技术学院学生会的内部群聊截图，一位试用干事在聊天群中@学生会主席并直呼其为“学长”，询问开会日期，随即被两位高年级学生干部严词责备，要求其不能直呼主席为学长，更不许直接@主席，试用干事要注意自己的身份和说话方式。其后又有网民爆料，某校一位社团成员因写错部长和主席的名字，被要求抄写50遍，还要“开大会检查”。另有学生把社团要求给负责人发“节日祝福”的消息截屏发到贴吧，被社团成员找上门要求道歉、追责。

多起类似现象的集中曝光，将长期以来存在于高校学生会等社团的学生干部官僚化之痼疾，置于舆论的风口浪尖，引发了公众的群嘲和挞伐。对此，北大、清华等41所高校联合发起了“学生干部自律公约”，声明坚决反对官本位思想。团中央学校部亦对此表示支持。

坦率而言，官本位的传统在我国根深蒂固，对权力的盲目追逐和崇拜，乃至“官大一级压死人”等现象，在现实生活中从未绝迹。处于这样的社会环境，象牙塔里的学生们有样学样，从某种角度而言不足为奇，对此不应孤立看待，也不宜一味苛责。然而，青年学生毕竟代表着国家的未来，面对普遍存在的学生官现象，并不能以“大环境如此”之类的托词予以轻描淡写。

讨论高校的学生官现象，就无法回避高校学生社团组织运作中的官僚制和官僚化。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认为，适宜的官僚科层制度设计将能有效保证行政效率的提升。因此，问题并不在于官僚制，而在于官僚化。基于目前的高校学生社团管理体制，要想既享受科层制的制度红利，又避免学生干部群体的官僚化作风，的确是一个难题。试图以“自律公约”之类的内部制约来杜绝学生官现象，其效果也令人怀疑。在目前的制度条件下，要有效避免学生官现象，更需要从高校学生社团的外部体制环境和内部治理生态两个方面着手。

就外部的体制环境而言，应当扎实推进高校的去行政化进程，尤其是重新审视和定位高校行政管理部门与高校学生社团之间的关系，保障学生社团的独立运作空间，努力为学生社团提供良好的外部体制坏境。就高校学生社团的内部治理生态而言，应当从制度层面淡化学生社团的行政管理色彩，使其回归“自治”的组织属性和“服务”的功能定位。具体而言，“自治”强调的是学生社团的自我管理和自我监督，在此过程中，应当在学生社团的内部选举和日常运作的全流程凸显民主机制的重要性，进而使学生干部们养成尊重民意、谨慎用权的自觉。一言以蔽之，高校学生社团的创立和存续，乃是为了服务高校的广大学生，因而，淡化行政管理色彩，强化学生社团服务学生的功能，是改变高校学生社团内部治理生态的核心所在。说到底，学生社团存在的意义，并非批发一顶又一顶学生干部的帽子，而是通过这一学生自治平台，为高校学生提供实实在在的多元化的校园服务。

高校的学生官现象存在有年，对此不可一哂了之。扭转高校学生社团的官僚化作风，杜绝学生官现象，是一项复杂的系统性工程，简单的道德说教或道德宣示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希望近期曝光的几起事件能够成为一个引子，最终促成高校学生社团管理体制的有效变革以及学生社团内部生态的良性转变，并最终成为高校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