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小剑

内容摘要：将批捕与起诉职能设在同一部门，正在成为当前检察院内部机构改革的重要内容，其是影响检察制度发展的重要问题。然而，“捕诉合一”以强化引导侦查，密切侦诉关系为前提可能导致侦捕合一，从而使批捕丧失中立性，削弱侦查监督。“捕诉合一”不当拔高了逮捕证明标准，进一步促使“够罪即捕、一捕到底”，还损害了审查起诉对逮捕案件的制约。为司法效率牺牲司法公正，得不偿失。未来，仍应当坚持检察院捕诉机构分离，并剥离批捕权的追诉职能，通过强化公诉部门直接介入侦查、引导侦查取证提高案件质量。

关键词：“捕诉合一” 引导侦查 诉讼效率 侦查监督

我国宪法将检察机关定位为专门的法律监督机关，明确检察院行使逮捕权。同时，检察机关又是唯一的公诉机关。大部制改革时，许多检察院将审查批捕和公诉职能放入同一部门，实行“捕诉合一”。虽然学界多持反对态度，〔1 〕但最高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最高检） 〔2 〕似乎有推进“捕诉合一”之意，“捕诉合一”的学术争议日渐激烈。笔者也持反对态度，认为现有“捕诉合一”的论证逻辑存在重大问题。与域外不同，我国的捕诉关系要放在法律监督权的框架内思考，还要处理捕诉和侦查监督的关系。同时，我国公诉权虽然不包括侦查权，但“捕诉合一”以密切侦诉关系为目标，需要思考其给捕诉权配置带来的冲击。对“捕诉合一”改革需要从上述视角展开理性反思。

一、捕诉关系变革的历史源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