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晖:中国的开放与自主
2018-11-15何焰
南风窗 2018年23期
何焰

改革开放已经跨过40年,今天中国所面临的世界经济、政治和文化权力格局,都和40年前别如霄壤。中国自身的变化以及外部环境的变化,反映的不仅仅是全球物质力量的此消彼长,还是一个各国、各民族在发展实践中不断在思想上反思、批判,总结和预期自身发展路径,寻找自身独特性和自主性的过程。
改革开放开启的是中国新一轮现代化进程,在此过程中,思想建构发挥了隐形但不可忽视的作用。清华大学中文系与历史系双聘教授汪晖,以其对“现代性”的反思和批判,在思想领域受到广泛重视。围绕“开放与自主”这一改革开放的重要命题、国家和民族在全球化浪潮中如何自处的根本性问题,《南风窗》记者采访了汪晖教授。
需要重新思考的现代性
南风窗:汪老师,你对现代性的反思,是从1990年代开始的,那时中国改革开放已经十几年,社会活力比较强,对未来的预期也比较积极,为何你的著述中仍然有“亡天下”的忧思?
汪晖:忧患意识是中国思想史上一个非常古老的传统,从孔子时代开始就已成为一条内在线索。
忧患来源于两方面—“亡国”和“亡天下”。“国”主要是指政治体,比如一个王朝,“其兴也勃,其亡也忽”,兴亡更替都很快。相比于王朝兴衰,孔子更关心礼乐文化、“天下”秩序的维系。“天下”包含道德、审美和文化,如果连这个也衰亡了,才是真正的“从内到外的衰落”。
所以,“忧患”是中国思想史向来的底色。到晚清时期,内忧外患,中国遭遇“3000年未有之变局”,就更为凸显。……
登录APP查看全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