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邓国锋　彭众

贺州市八步区将军山曾出土了一批俑形陶瓷文物，这批文物折射出贺州在东晋晚期至南朝时期的社会发展状况

2007年冬天，贺州市八步区将军山出土了一批文物，经综合判断，这批文物的年代被定为东晋晚期至南朝。文物中的骑马人物俑和牛车俑特别精美，从其胎质、釉色和生产工艺上看，与贺州博物馆馆藏的东晋“永和二年丙午岁”八格盅相近。

东晋—南朝青釉瓷骑马人物俑

青釉瓷骑马人物俑的底座是一个长方形平台，四周边缘有弦纹，平台上有一尊马俑，马矮壮，呈驻足不前的形态，马首正前上方挂一个铃铛，马背上有马鞍，足为偶蹄。一名骑士俑跨坐于马鞍上，双手握缰绳正视前方。骑士俑体格健壮高大，头戴笼冠，大耳，方脸，浓眉，凸睛，高窄鼻，满脸胡须，张嘴露舌，身穿大袖衫，左右裤侧皆刻画有粗犷的莲花图案。

马俑的左右各有一名护骑俑立于马鞍前，皆手执马络。一名侍从俑立于马鞍右侧，一手触马背，一手握马鞍后部。马后左右各立一俑，双手执杖，呈护驾状。马下四人俑皆光脚，戴小冠，穿紧身衣裤，人体曲线显露无遗。整器呈现胎灰白，平台、马俑、人俑均施青黄釉，但大部分已脱落。

从该骑马俑身上，我们能看到人俑衣着已完全不见汉衣风格。可见，两晋南北朝时北方民族大量南迁，民族文化产生了大融合，生活在南方的民众已汲取、采纳了胡服紧身的优点，并应用于日常生活。四个侍俑身材瘦小，服务于衣冠与其完全不同的骑士俑。从这个特点可知，在两晋南北朝时期士族和庶族有着严格的等级区分，衣着体现了士族地主阶级和类似奴隶的庶族处于完全不同的社会地位。

该马俑为偶蹄，并不完全是真实的马蹄特点，可能当时南方少马，制俑的工匠只是偶然看过马，但没有认真看，因此并不完全了解马的原因吧。

东晋—南朝青釉瓷牛车人物俑

青釉瓷牛车人物俑的底座是一个长方形平台，平台四周边缘刻有两纵两横构成闭合状的凹纹，台上有牛、车、人物俑。陶牛体形肥长，躯干粗壮，躬背俯首，驻足状，牛鼻穿绳，绳由驾牛车俑牵着，牛脖上架牛轭，牛轭两侧挂车衡，接双辕直连牛车。牛车车厢为长方形，平顶，顶棚前出檐。车厢前面全部敞开，人坐在里面可观景。车厢两边封闭，车厢后置一门，供上下车使用。车厢下两个辐条式车轮由车轴相连，运转自如。

车厢内较窄，仅能排坐一人，前置一小案台，坐车俑双手撑向下放台面。坐车俑头戴笼冠，大耳，方脸，浓眉，凸睛，高窄鼻，多须，张嘴露舌，脸部表情丰富，呈笑容态。车前靠右则坐一手持牛绳的车夫，车夫头戴小冠，睛小，高鼻，阔嘴露舌。牛车左边有一侍俑，头戴笼冠，神情较为严肃；右边有一俑，双手执杖，头戴小冠，短眉，凸睛，高鼻梁，张嘴露舌，奴笑状。车尾立一俑，亦双手执杖，头戴小冠，肥耳，长眉，凸睛，高鼻梁，张嘴露舌，神态自然。牛车下面三人皆光脚板，脚趾清晰可见。

五俑除头部形象化外，其它部位趋于抽象化，衣装不明，似紧身衣。平台、牛车、人俑均施青黄釉，但大部脱落。牛车四平八稳，坐者悠然自得。牛车最初为周代时北方的贵族使用，该牛车人物俑表现出士（贵）族过着奢侈的生活。

俑形陶瓷讲述六朝贺州故事

东汉时期，中国人有“事死如事生”的葬俗，在经过东汉晚期农民起义和三国战乱后，因全国经济困难，从皇帝开始倡导薄葬或禁止厚葬，“事死如事生”的葬俗受到抑制，只有在少数三国墓葬中发现形体小、数量少的陶鸭陶牛等陶俑，但并不成气候。随着三国在历史上的终结，厚葬之风在西晋时又开始有抬头趋势。到了东晋，马、牛车、人物、地主庄园劳动情形等的俑形陶器大量出现。大量出现人物俑是东晋至南朝时期墓葬的特点，贺州出土的两晋南朝文物，充分再现了当时贺州的社会生活状况。

研究者一般认为，六朝时期是我国最动乱的时期，为什么此时贺州呈现的是一派祥和繁荣景象呢，这就不能不提到当时的贺州区位优势了。

贺州位于岭南北端。南岭阻断南北，岭中有一条条由山间谷地和河流相互交联形成的走廊，贺州恰好就处在始安岭走廊和临贺岭走廊的交通枢纽之上。在古代，五岭南北的陆上交通靠的就是这些山谷通道。所以，贺州是岭南的北大门，其突出的地理位置早已为秦军利用过，秦以后历朝都对其极其重视，贺州成为历代兵家必争之地。

同时，东汉末年，朝廷政治腐败，天灾不断。中平元年（184年）黄巾起义爆发，古中国开始进入战乱局面，人口快速减少，北方的曹魏因拥有人口“三十万口”而窃喜。岭南地区相对安稳一些，加之两晋时北方人口大量南迁，仅仅一个临贺地区就有“口三万一千五百八十七”。

由于贺州的地理位置和人口资源的优势突出，为了加强对贺州的控制，在六朝这段时间里，贺州几易属地，曾经属交州、广州、荆州、湘州。三国时“吴分苍梧立为临贺郡，（脱交州）属广州”。《三国志》卷61《吴书·陆胤传》记载，其时的贺州一带已是“风气绝息，商旅平行，民无疾疫，田稼丰稔。”贺州走廊不仅是大量南迁人口的必经之路，也是岭南地区向六朝的南方政权输送物资的主要通道，这让贺州获得了大量较其它地区优先发展的机会。

当时，作为水上干道的贺江，十分繁忙，船来船往，桨声不断。在贺江上跑船的舟子纤夫们，其繁重的工作强度远近闻名，就连后来梁朝的皇帝梁武帝都有所耳闻。梁武帝创作的《锦堂春慢·南朝寺》词中就写道：“只道竞陵大好，竟贞阳缧绁，临贺辀舻。”三国时，稳定富裕、人口众多的岭南还成为东吴与蜀、魏对垒的重要资本，其战略资源主要经贺州运往长江前线。但随着岭南发生的二次叛乱，孙吴政权风雨飘摇。在晋灭蜀汉得交州后，孙吴政权受到了来自北、西、南三个方向的包围和进攻。晋吴争夺天下，把贺州推上风口浪尖。在失去贺州后，孙吴彻底失去了大后方，兵败如山倒就是很自然的事了，孙吴政权真可谓兴也贺州，败也贺州。

为吸取孙吴历史经验教训，东晋永和二年（346年），朝廷把当时朝中最有实力的大将桓温封为临贺公。升平年间，当桓温被改封为南郡公后，朝廷又把桓温的第三子桓歆赐爵为临贺公。南朝时宋武帝刘裕于永初二年（421年）追封其母孝穆皇太后之父赵裔为临贺县侯，虽然是追封，但由此亦可见，开国武帝刘裕是相当看好贺州的。“休倩，太祖所爱”，宋明帝刘彧则于泰始六年（470年）将刘义隆第十六子刘休倩封为临庆王，以临贺郡为临贺国。宋明帝时，临庆“领九县，户三千七百一十五”。齐武帝于永明七年三月甲寅（489年4月26日）封第十六子萧子岳为临贺王。梁时，被梁武帝任命为临贺内史的欧阳頠也是一位有才干的官员。他先后在贺州、衡州、广州等多处地方任职，所到之处，都是政通人和。中大通四年（533年）梁武帝封养子萧正德为临贺王。陈朝宣帝则于至德元年（583年）把第二十一子陈叔敖封为临贺王。正是由于贺州区位优势及朝廷重视、土地肥沃和雨水充沛等因素，造就了富庶平安的贺州。东晋名臣庾亮在贺州兴办临贺官学，成为岭南的第一座官办学校。

贺州出土的庄园俑、骑马俑和牛车俑证明，不少士族在贺州经营庄园，安居乐业，甚至过着奢侈淫逸的生活。贺州作为岭南的北大门，开之则汲取北方先进思想和技术，关之则可保一方平安。在一段时间内，贺州成为岭南安稳的王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