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晓君

小时候住在乡下。我摇摇晃晃长到七岁没见过比公社的三层楼更高的房子。

公社盖楼的那一年我只有六岁。我记得很清楚，那些日子每天天一亮，我就慌里慌张地睁开眼，一骨碌钻出热乎乎的被窝，急急忙忙地穿好衣服，再扒几口饭，便一蹦一跳地跑很长的高低不平的乡村大路，去看叔叔阿姨们在房子上面盖房子。

盼啊盼，整个春天在焦急而甜蜜的期待中悄悄溜走。叔叔阿姨们不紧不慢地挑水、和水泥，一块一块地递砖头撂砖头的样子总是让我心里痒痒地难受。有一次我忍不住，扯开嗓门大声问：“阿姨，大楼什么时候才能盖完？”可工地上乱七八糟的响声太大了，叔叔阿姨们根本听不见。我再往前面靠一靠，还没等我站稳，立刻就有人把我往后拉，“你们这些孩子，这儿危险！到那边玩儿去。”“看看都不行吗？又不是你家的楼。”我嘴里咕哝着很不情愿地顺着他手指的方向一边走一边想：这个老爷爷真坏。走远了，我还回过头，不服气地朝他噘嘴瞪眼睛鼓腮帮子。老爷爷看见了，不仅不生气还冲我呵呵笑呢。

在那个不同寻常的春天里，我和同去看盖大楼的小伙伴遭遇了同样被驱逐出境的冷落之后，成群结伙地一路高喊着“乡里盖楼喽”的口号，开始去山沟里找寻属于我们孩子的另一部分乐趣。

从差不多和我们一样高的生长在山沟里的好像专为我们这些馋嘴的孩子准备的槐树上很容易地摘下一串槐花，我们都感到无比的骄傲和自豪。从那些好像永远也长不高的矮槐树上摘下的，还有一份我们在大路两旁高高的槐树底下仰头观望雪白的槐花在枝头随风起舞时那种可望不可及的心情。

“今年的槐花可真甜。”小清自言自语地说。

“吃完了，我们还去看盖大楼吗？”比我还要小一些的辉征询我。

“干脆，我们多摘些槐花到楼前边吃边看，多好。”

于是，那片建筑工地周围涌现出一批一边津津有味地吃着槐花一边摇头晃脑地想着大楼的小孩子。

公社盖大楼的那段日子，每天天一亮，用不着家人催促，我会自动自觉地起床，穿衣裳，吃饭，然后直奔大楼。每天清晨，我几乎都能赶在捡粪老头儿的前面，与那些散落于路中央的新鲜和陈旧的牲畜的粪便相遇。至今我仍记得它们的形状光泽和散发出的气味。

那段日子，我是那么乐于在飘荡着泥草气息的大路中间穿梭，像一只欢快的小鹿。

我像盼过年一样盼着那高高的房子快一点盖完。终于等到了那一天。

我和邻居家的小清、小辉不约而同地聚集在楼前。我们每个人都想进里面看看，打更的老爷爷不准我们这些孩子走进楼门。我们一靠近他就会突然出现在我们面前，像轰小鸡一样张开有力的双臂，嘴里不停地吆喝着：“去去去，这里不是你们玩儿的地方。”我们一个个缩着脖子，退到乡里大楼门前的马路中间站成一横排，仰着脑袋数起了楼层。爸爸说乡里盖的楼是三层，可我数来数去都是五层（我把上下两个窗户之间那一条很宽的水泥面也加到里面了）。我希望它是五层。

看楼的老爷爷整天守在楼里面。他的目光似乎只针对我们这些孩子。我和小清、小辉一次又一次被他像轰家禽似地驱赶，却总是不肯死心。后来，我们选在傍晚趁老爷爷打水吃饭的功夫伺机溜进去，但只上了几级台阶就被他发现了，他的嘴就像推磨似的重复来重复去在我们看来毫无意义的话：“跟你们说过多少次了，无数次了，这里不是你们孩子来的地方，你们这些孩子，就是喜欢和大人作对。”老爷爷三步并作两步抓起我们三个人中年龄最大的小清。他的力气真大呀！他把小清的身体夹在胳肢窝底下，大步流星往外走。小辉紧紧地扯着我的衣襟，我听见他带着哭腔对我说：“晓君，你爸爸不是公社的吗，告诉他，告诉他呀。”

已经来不及了。这一次我们败得很惨，小辉在奔跑中摔倒了，膝盖擦破了皮，还流了血。小清竟把尿撒到裤筒里面了。尿了裤子的小清用双手捂住因惊慌和害羞而涨得红红的脸颊，小声说：“楼里面可真大呀！要是能到上面看看就更好了。”说完，她咧开嘴，露出了掉得七零八落的牙齿。我和小辉不约而同地笑了。

那个夏天无数个长长的黄昏在那种偷偷摸摸的心思里开始和结束。

整个夏季，我们还会跑到离楼房很近的树林里去摇“老牛”。我们把从树上震落的“老牛”从地上捡起来，用早已准备好的线绳拴住它的腿，拎着线绳的一端开始摇啊摇，看着被线绳拴着腿的飞不高的老牛，听着它翅膀振动发出的嗡嗡声，我的心思就会乘着“老牛”的翅膀，飞向高高的大楼。

“我觉得大人们总愿和我们小孩作对。”我仰起脸，看着蓝天上滚动的团团白云说。

“尤其是那个看楼的老爷爷。害得我……”小清下意识地把手伸向裤裆，摸了一把，然后呢，不再往下说了。

小辉一只手扯着拴“老牛”的线绳，一只手托着下巴，“我们如果是老爷爷的孙子孙女儿多好啊！”

远离老爷爷的目光，摇“老牛”的时候，我们梦想成为老爷爷最亲近的人。在我们孩子的眼里，老爷爷既可怕又可敬，时而成为我们费尽心思要对付的人，时而又被我们当成英雄人物来崇拜。

记得有一次，我和小清正在她家的窗台上用扑克牌盖楼房，小辉气喘吁吁地从外面跑进来，上气不接下气地说：“你们猜，我昨天看见谁了？”“看见谁了？”我和小清一边继续“盖楼”，一边漫不经心地问。

“看楼的老爷爷！当时我妈妈也在，没想到我妈妈竟然认识他，还和他聊了一会儿天。”“他把我们进楼的事告诉你妈妈啦？”“刚开始，我也是这么想的，我害怕极了，都有些站不稳了。可是，他没有提那件事，一个字也没提。”

“会不会是没认出来你？”

“我也这么想，我正暗自得意，老爷爷弯下身趴在我耳边说了几句悄悄话。”说到这儿，小辉突然停住了，继而神秘兮兮地眨了眨眼睛。

“他说什么？”我和小清不约而同地问。

小辉凝眸注视着“楼房”，好像根本没听见我们的话一样。

“我们都要让你急死了。”我一边跺脚一边扯住小辉脖子后面的衣领，小辉做了一个求饶的姿态，“好了好了，别动武嘛，有话好好说，我说，我说。”小辉的脸慢慢严肃起来，我一下子松开了手，其实我只是吓吓他，“老爷爷的声音特别好听，‘小家伙，还在为不让你们上楼的事生爷爷的气吗？等你们长大了就明白老爷爷的心思了。’说完他笑呵呵地从衣袋里掏出一个桃子，放进我手里。”

我们三个人默默地注视着窗台上用扑克牌搭成的“楼房”，许久，都不发一言。

后来的几天，我们都闭口不再谈楼房的事。我想，大楼会永远在我家乡的这片土地上傲然耸立，它像大山一样高大结实，那是许许多多的叔叔阿姨们用无数个日子才建成的，尽管我们无法走进去，但我始终如一地热爱着它，它是我们的骄傲。

也是那年夏天的一个中午，我和小清小辉吃过午饭，相约来到村头的河边。

听大人们说，这条河是把我们住的这个村庄和对面的村庄分开的一条界限。大人们都管这条河叫“界河”。平时，我们很少来这里玩儿，因为哥哥姐姐说那个村的人厉害，总好欺侮人。

我和小清小辉怀着侥幸的心理，忐忑不安地下了水。

明晃晃的太阳晒得河水暖融融的，就好像冬天里妈妈的被窝。置身于水中，感觉舒服极了。看着成群结队的鱼儿在水里自由自在地游泳，我很快就把哥哥姐姐说的话抛到了九霄云外，只顾跟着鱼儿左摇右摆的身影奔跑，渴望能抓到它，并把它带回家养起来。

就在我专心致志地抓鱼的时候，小清突然捅了我一下，“快走，那个村的孩子过来了。”这时，我抬起头，看见河对面有两个陌生的面孔朝我这边挥手打招呼。看他们的表情很亲热，并不像是要和我们打架。可为了防止万一，我们还是赶快上了岸，站在我们自己村子的地盘上，等候那两个看上去明显比我高的男孩。一阵急促的趟水声由远而近，很快地他们就来到了我们面前。走在前面的高个儿男孩先开了口：

“你们公社盖楼了？”

“嗯！”我用力点了点头。要说楼，我们知道的可比他们知道的多多了。

“是几层的？”另一个男孩儿问。

“五层。我们看是五层。”小辉一脸自豪地说。

“唉，什么时候我们村才能盖上楼啊。”高个男孩儿黯然。他看看河对岸又看了看他的同伴。

“我亲眼看着我们公社的楼房盖起来。小辉，你说对吗？”小辉冲着西村两个大男孩一个劲儿地点头。他的表情是那么严肃认真，很容易让人联想起在露天电影上看到的小兵张嘎。

“那你们进去过吗？”

“我们公社的楼我们当然进去过了。”

“那你给大哥哥讲讲里面是什么样子。”西村的高个男孩弯下身，一脸诚恳地说。

“里面有楼梯。上上下下估计也有个百八十间房子。”说到这儿，小辉有些不好意思。他看看我，又看看小清，然后，三个人心照不宣地笑了。

在那两个大男孩的再三恳求下，我们终于答应带他们去我们公社的大楼外面看一看。看得出，他们比我们还要兴奋。他们个头比我们高出半个头却跟着我们的屁股后面团团转，一会儿说要把家里的木制手枪送给小辉，一会儿又说下次见面一定要给我们每人抓一条鲫瓜鱼，还说要帮我们捉知了——要知道，这些可都是我们平时想得到又很难得到的宝贝。

我们使劲儿地跑，一边跑一边回答他们提出的各种各样关于楼房的问题，给他们讲大楼的故事，就是没说小清尿裤子的事。每当他们问到我们是怎么进楼的，楼里面有没有人看守这一类的事情，我发觉小清总是很紧张，其实她应该知道在河边我们没说现在照样不会说。我和小辉也紧张，一回想起我们被看门的老爷爷追得狼狈不堪的样子就想笑。这场面无论如何是不能叫西村的大哥哥知道的。

一到楼的跟前那两个大哥哥就不像在河边在路上那么讨人喜欢了。他们比我们更早地接近了楼房。

我和小清小辉决定向前冲的时候，那个大男孩正在用一块石头划楼房的外墙。我们终于忍无可忍。我不知哪来的一股勇气，一把从那个高个男孩的手里夺过石块儿，大声指责道：“你们说话不算数，说好了只带你们看看，为什么要在我们家的楼上乱画！”

大男孩被我这突如其来的举动吓了一跳，结结巴巴地说：“我只想在这上面画个记号，证明我来过这里。”

“我们自己都不舍得，你——！”小清的眼里泪光闪闪。

“我们就要画，看你们能怎么样？”另外一个矮个儿男孩歪着脑袋，做出挑衅的姿态。

我们深知凭我们三个人的能力，绝不是他们的对手。但我们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他们任意糟蹋楼房而无动于衷。那时，我真希望老爷爷能走出来，哪怕让我再演一出尿裤子的悲剧，我也不会感到丝毫委屈。我在心里一遍又一遍地呼唤着老爷爷。可他好像存心和我们作对似的，就是不出现。

那个高个儿男孩仿佛看透了我的心思，他朝身边的同伴使了个眼色，我立刻握紧了拳头，随时准备着向对方发起进攻。出乎我们意料的是，那两个男孩儿竟然自己走到墙跟前，用衣袖在他们刚才画画的地方擦了擦，他们的目光忧伤地滑过楼面，然后飞快地转过身，朝着太阳落山的方向跑去。

我们踏着金色的晚霞，回家。

大楼建成后的第二年，我离开了那个养育了我八年的美丽的村子。

一九九四年夏天的一个上午，我接到一封来自故乡的信。那时，办公室里只有我一个人。

我慢慢地展开信纸，小清那清秀的字迹立刻映入我的眼帘。她是我住在乡下的儿时伙伴中惟一与我保持通信联系的人，已经有十几年了。

每次接到她的信，我仿佛又回到了那早已在日历纷纷洒落的碎片中走向遥远的童年时光，让我魂牵梦绕的地方。

我贪婪地读着小清的信，读到写大楼的那一段，我的心激动得好像要从喉咙里跳出来：

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家乡的变化很大，公社大楼的窗户都换成铝合金的了。你还记得那个看楼的老爷爷吗？他死了。

我的心开始往下沉，呼吸也变得不顺畅了。

那天傍晚，几个和我们当年一般大的小孩儿去爬楼，他追，被一个孩子扔掉的树枝绊倒了，就再也没有站起来。医生诊断说是心脏猝停。可怜的老人，我还曾恨过他。你知道吗，他活了那么一大把年纪连县城都没去过。

信纸倏然从我手指中间的缝隙滑落，我呆呆地站着，两行清泪顺着我的眼角缓缓溢出——

一辆救护车尖叫着从我眼前真实的世界里飞驰而过。

面对窗外车水马龙的街道和日渐增多的高楼大厦，我异常平静。

伫立于窗前，我的脑海里再次浮现出许多年前的一个景象：一个土里土气的乡下小姑娘，站在雄伟壮观的楼房底下，怀着在那个年纪里最神圣的心情，以孩子的方式表现着她对楼房的神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