窦 晶

(徐州工程学院 外国语学院,江苏 徐州 221000)

商业电影时代不仅要求电影具备商业性，同时更要具备艺术性，如此才能在竞争日趋激烈的商业电影市场中存有一席之地。电影也不仅是供人消遣的娱乐工具，更是在创作过程中被赋予了多重身份。正如在战争年代，电影就曾经被当作教化民众的政治工具，不同的时代背景和社会环境往往会赋予电影艺术不同的身份。于是，如今的电影不限于商业属性和娱乐属性，同样具备政治属性与文化属性，批判文化现象,替弱势群体发声常常是电影的艺术职责。动画电影《公牛费迪南德》(

Ferdinand

,2018)根据美国作家曼罗·里夫(Munro Leaf)的童书《爱花的牛》(

The

Story

of

Ferdinand

,1936)改编而成，单就小说文本而言，本身就具备层次性和隐喻性，就儿童的理解程度而言，是关于拒绝暴力、歌颂友谊的童书；如就成人角度而言，小说有着反战思想和个人主义意识形态，公牛费迪南德是一个彻底的边缘角色，爱花不爱角斗本身就是对于主流意识形态的反抗与嘲讽。改编电影《公牛费迪南德》以动画的形式还原了小说文本，结合当前的时代背景和社会文化，影片很显然表达了更加丰富的思想主题，树立了鲜明的政治身份与文化身份。

一、倡导平权的性别政治身份

电影的宣教功能与政治身份长久以来都被广泛认同，战争年代对于战争意识的宣传，动荡时期对于政权的巩固，电影都表现出了直观而生动的优势。甚至有人认为，电影艺术从来都不是现实世界的真实反映，而是在某种意识形态之下，铸造现实并赋予社会价值的工具，是政治的发声器和传声筒。并且，电影艺术本身受到创作者的影响巨大，很多时候大众所谓的“作者电影”就是创作者思想意识和美学思想鲜明的作品。这种电影往往无声无息地表达创作者的精神世界和政治信仰，带有倾向性明显的创作特征。

纵观电影发展史可见，电影也常常在记录历史，与时代背景紧密关联，占据主流意识形态的政治理念、道德观念和伦理规则都在电影当中有所反映。正如女权运动自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第二次浪潮开始，电影艺术就越发地吸纳了女性主义发展的所有内容与含义，并时时刻刻在大银幕上对于女性主义的内容进行着扩展与补充，女性主义运动在电影艺术的推动下声势浩大，直至21世纪初的诸多电影将女性主义推升到了一个新的层次，甚至女性主义已成为如今商业电影所必须具备的要素之一。

性别政治身份作为曾经的女性主义者专属称号，如今已经有了更宽泛的范围与内容。性别政治者相信，社会意义的性别才是真正的能够定义自我身份的条件，而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生理性别，第三性已经加入到了性别政治者的行列中来。21世纪的LGBT群体的政治身份得以加强，顺理成章地在提到性别政治时被容纳其中，明确了这些曾经的社会边缘人、社会弱势群体的社会权利和政治权利。

在电影《公牛费迪南德》当中，这头爱花的牛突破了专供儿童的受众标签，结合现阶段的社会语境而言，其形象有着为LGBT群体发声的政治身份。公牛费迪南德天生就是为了斗牛而生的，它的父亲健硕威猛，性格逞强好斗，费迪南德作为它的儿子势必也会继承父亲的使命。然而，费迪南德从小爱花，没有丝毫的斗志，是牛棚里的异类。但是费迪南德从小就坚持自我，并没有因为其他公牛的嘲笑而改变自己，在它无意间逃离养牛场以后，它更是释放自我的天性，每天与鲜花做伴，与女孩妮娜嬉笑玩耍。很显然，影片中的费迪南德作为一名雄性气质明显的角色，正是代表了广泛意义上的男性，而它在片中的性格和行径都是女性化人格的表现，很容易令观众联想到“同志”群体。费迪南德的性格特征意味着男性权威与特征被消解，而当它重返养牛场，说服其他同伴一同逃离养牛场，追求自己想要的生活时，意味着片中所有角色对费迪南德的肯定，肯定了它边缘化的身份和形象，平权意味明显。于是，公牛费迪南德潜在地被冠以性别政治者的身份，它的角色特征刚好可以代表LGBT群体，因此影片也就具备了鲜明的政治立场与身份。

二、挑战主流的边缘文化身份

众所周知，斗牛文化是西班牙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甚至从某种程度上代表了西班牙的国家形象，西班牙斗牛的历史能够追溯到几百年甚至千年的历史，普遍认知上兴起于13世纪，在18世纪得以真正开展。在西班牙文化中，斗牛具有明确的性别指向性——是一项绝对属于男性的运动，在斗牛历史的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都是只有男性斗牛士，女性斗牛士仅仅是在女性运动越来越高涨的近期才偶有出现。斗牛士英勇潇洒，公牛健硕威猛，二者合起来构成了一场力与美、智慧与耐力的角斗。同时，斗牛也作为一项运动，具有技术与形式的美感。然而，无论是小说《爱花的牛》抑或是电影《公牛费迪南德》都是对这一暴力、血腥、阳刚、绝对雄性化的文化的颠覆与嘲弄。于是，颠覆传统、挑战权威似乎成为公牛费迪南德的职责所在。

在曼罗·里夫创作《爱花的牛》的1936年，正是西班牙内战爆发的年份。20世纪30年代，西班牙呈现出两极分化的局面，随后开始了血腥的内战，枪战取代了罢工，暴力动乱随处可见，内战最终以弗朗西斯科·佛朗哥的民族主义独裁而告终。曼罗·里夫在《爱花的牛》这一从儿童视角出发的、具有童话色彩的故事中，反对暴力，呼吁和平，揭露罪恶，珍视善良，隐性地控诉了战争。曼罗·里夫对于公牛费迪南德的形象塑造的核心是反暴力、反战，同时更是对百年来的西班牙主流文化的颠覆和嘲讽——一头被视为夫权主义、雄性力量代表的公牛竟然宁愿嗅花也不爱角斗，几乎可以看作是对主流社会意识形态的颠覆。

电影《公牛费迪南德》立体地重现了小说故事，虽然以动画的形象作为外在视觉形式，但是内在的思想表述丝毫没有变得浅薄，表意更加丰富多彩。公牛费迪南德的形象比例夸张，凶猛异常，在外人看来就是一头十分危险的野兽，而它的内在则无比温柔善良，甚至舍不得踩踏一花一草，更不会主动攻击别人。但人们总是喜欢以貌取人，根本没有人想要了解彼此的内心。当公牛费迪南德在鲜花市集上闯了祸，被再次贩卖到它逃离的养牛场以后，人人都认为它是来抢夺成为斗牛的机会的，都对费迪南德虎视眈眈，备受轻视的山羊卢佩一心想要将费迪南德培养成为出色的斗牛，没人想要听费迪南德的真实想法。费迪南德完全就是在与主流的意识形态相抗衡。

但是，费迪南德享受过牧场的自由生活，体会过尊重自己内心追求的美好感受。于是它在看到墙上挂满了斗牛中死去公牛的犄角时，它想要扭转众人的想法，最终历尽困难带领其他公牛逃离了养牛场，而自己却落入了真正的斗牛场。斗牛场上的斗牛士趾高气扬，即便是看到费迪南德体形庞大依然面不改色，在连续的引导下费迪南德依旧没有展开疯狂的进攻，处处躲着斗牛士，并最终坐在了场地上的一朵鲜花前面。费迪南德用逃脱躲避伤害，用沉默反对暴力，用轻嗅鲜花的方式表现着自己柔软善良的内心，足以反衬出西班牙斗牛文化的暴力和血腥，以及对动物的伤害。影片《公牛费迪南德》将反对斗牛文化作为基调，最终又将叙事主题上升到生态主义的层面，其边缘文化身份质疑了权威，挑战了主流文化。

三、“美国梦”文化的新意

蓝天工作室并没有将电影《公牛费迪南德》打造得如皮克斯工作室那般精雕细琢，但是在西班牙实地采风，最终遵照现实而调配出的色彩，创作出的视觉形象是无比真诚的，能够让观众感受到质朴的纯粹。虽然影片还原的是西班牙童书故事，创作基础是西班牙文化，但是影片的核心部分依旧落在了美国的个人主义文化和“美国梦”文化。公牛费迪南德对自我的追求代表了鲜明的美国精神。

在好莱坞电影中，无论是真人电影还是动画电影，美国文化、美国梦都是其核心内容。在电影《公牛费迪南德》中，费迪南德没有经历认识自身、寻找自我身份的过程，并非讲述的关于它的个人成长的故事，从一开始它就遵从自己的内心，不顾旁人的眼光，不与世人同流合污。儿时的它为了守护牛栏里的一朵小花，甚至用身体阻挡同伴的撞击，它看到父亲被选上斗牛之后，它也会质疑父亲的选择，希望父亲能够留下。多年以后重返养牛场的费迪南德依旧坚持自己，善待唠叨势利眼的山羊卢佩，原谅上门偷盗的刺猬兄弟，对从前欺负自己的同伴也是毫无怨恨、出手相助。属于公牛费迪南德的“美国梦”是更广泛的，并不局限在自我，而是扩展到周围的所有人，这也源自它从来就不认为自己是错的，它也从来不轻易地否定对方，它是在亲眼见到墙上挂满的牛角以后，才前去说服同伴一同出逃的。

因此，电影《公牛费迪南德》所表述的“美国梦”是集体意义上的梦想。在斗牛场上注定会被杀死的公牛，表面上雄壮威武、危险慑人，实际上却是彻彻底底的弱者，就算没有在场被斗牛士杀死，最后回到斗牛场围栏里的公牛也会被人用剑刺死。于是，片中的“美国梦”是关于边缘者反抗压迫，实现自我价值的内容，动画中虽然塑造的是公牛，但也可指代人类，生命是平等的，尊重生命，热爱生命，利用有限的生命去拥抱更美好的事物才是真正的梦想的内涵。而绝不是其他公牛整天盼望着被斗牛士选上，雄赳赳地走入斗牛场迎接死亡。片中的“美国梦”是关于弱势群体、边缘群体的集体反抗，勇于面对现实，追求自我的梦想。虽然《公牛费迪南德》在故事的高潮处有凸显费迪南德的英雄形象的意味，但费迪南德的反传统形象更是有着代表群体的意味，如此也赋予了片中表述的“美国梦”以文化新意。

影片的结尾处，全场观众呼喊着放过场地中间坐着的费迪南德，而斗牛士低下了头，放下了手中的剑，鲜花战胜了利剑。这种在现实生活中根本不可能发生的情景，于影片当中无疑可以当作是“美国梦”的表达，公牛费迪南德实现了自我，实现了自我的价值，它让人们看到了自己温驯、善良的一面，帮助了其他公牛回归田园，找寻到了真我。

四、结 语

曼罗·里夫的小说《爱花的牛》具有超越时代语境的普世价值，是一部经受得住时间考验的作品。虽然是一部儿童书，但是在西班牙内战期间被列为禁书，也曾经被列为纳粹焚书目录，是第一部在美国被标注为“颠覆”的童书，这些都足以证明这部作品内在的强大力量。书中描绘的那头体格健硕的爱花的牛，内心温柔，拒绝暴力，是不能被大众理解、社会接受的形象，然而小说却以儿童读者为受众对象，令这一形象变得顺理成章。导演卡洛斯·沙尔丹哈和多位编剧将曼罗·里夫的小说文本改编成为动画电影，费迪南德的夸张的外形与其柔顺的内心构成了极大的反差，令观众既能感受到动画片带来的纯真和美好，又能结合现实语境对公牛费迪南德的角色形象进行更多维的文化解读。《公牛费迪南德》被主创赋予的政治身份并不是巧合，这在如今的商业电影市场中也具有必然性，当其他作品在将女性主义缝补到电影叙事当中时，该片对于LGBT群体政治权益的隐性赞同，对于西班牙斗牛文化的反思，以及弱化的反战思想，都使该片成为一部“政治正确”的典型作品。影片基于政治和文化的双重身份，更加深化了曼罗·里夫创作的这个极具普世价值的故事，延展了小说文本的叙事性和艺术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