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犯罪电影反类型的人物和叙事研究

2018-11-15张旭

电影文学 2018年20期

张旭

(上海大学，上海 200000)

一、非类型的人物形象

传统的犯罪电影中，通常有三种功能定位明确的角色，在查德里的文章中指出：“通俗的犯罪文艺作品至少由三个主要角色和元素组成，即罪犯、受害者与侦探。”韩国犯罪电影在对经典类型电影进行借鉴时，同样包括以上三种角色，但是与类型经验所不同的是，创作者对传统角色类型功能进行了重新设定，影片中的罪犯、受害者、侦探三者之间相互对立又相互支撑，功能之间存在重叠。

(一)罪犯与受害者相互转换

罗伯特·麦基曾说“最优秀的作品不但揭示人物真相，而且还在讲述过程中表现人物本性的发展轨迹或变化，无论是变好还是变坏”。韩国犯罪片反类型的特征之一在于其罪犯与受害者在影片中并不是固定的存在，通过人物本性的变化，其身份设定也随之改变，通常是由善良的受害者在被罪犯无情的迫害后，转化为复仇的罪犯。在朴赞郁导演的《老男孩》中，吴大秀不明所以地被抓进一个类似宾馆一样全封闭的囚禁室，被囚禁的15年间，唯有从一台电视机里了解外面的世界，他得知了自己的妻子被杀，自己的女儿下落不明，而凶手就是自己。吴大秀从开始的迷惑到暴躁地自虐，再到绝望孤独的出现幻觉自己被蚂蚁所吞噬，再到开始忏悔自己得罪的人，再到最后支撑他活下去的，只有想要逃出去的强烈复仇欲望。吴大秀之后的复仇虽然是极端的“恶”，但实质上，在这个封闭的空间里，观众一同见证了人性从压抑的自虐到达爆发的杀戮的细腻转变。转到囚禁吴大秀的罪犯李有真，他是罪犯但亦是受害者，吴大秀的口误，导致他的姐姐自杀身亡，李有真已是身患绝症将死之人，其活下去的意义就是为姐姐复仇。韩国犯罪电影对人物形象设定的反类型之一就在于其模糊了罪犯与受害者之间的界限，将人性变化的动机完美地展现出来，使得观看者自然而然地产生同理心，进而引发对人性的思辨。

(二)“去英雄化”的正义角色

不同于传统犯罪影片中对个人英雄主义的着重描写，韩国犯罪电影中的“英雄”常常缺失，即便拥有人类与生俱来的“英雄情结”，也在残酷的现实社会中消磨殆尽。影片中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是侦探角色的“去英雄化”。在韩国犯罪电影中，好莱坞个人英雄主义受后现代文化视域的影响逐渐被消解而显现出黑色幽默的特质。导演将眼光聚焦于小人物的生活轨迹，不避讳其人性的丑恶和不堪，甚至以客观叙述的方式将正义角色的非正义形象真实地呈现。如《杀人回忆》中主人公朴探员与其搭档缺乏系统的司法训练，在办案的过程中出现很多荒谬的与其警察角色不符的行为。每当抓到嫌疑人时，朴探员的做法是与助手在昏暗的地下室对其进行严刑拷打，几次让嫌疑人屈打成招。当遇到线索中断时，朴探员去找巫师寻求罪犯的踪迹，用第六感来判断罪犯的特征，不会客观冷静地据实分析，一次次荒谬的行为无疑在消解犯罪片中侦探角色的“英雄”形象。这在《追击者》中更为明显，《追击者》中承担侦探角色的忠浩是名退役的警察，但他退役后成为一个按摩院老板，店里的女服务生不断地消失引起他的注意开始调查，其正义的侦探角色与私自进行色情服务的职业本就是大相径庭。

第二方面则在于侦探角色所产生的行为结果的“去英雄化”。《杀人回忆》中直到最后，连环杀手的案件都未查明真相，凶手依然逍遥法外；《追击者》中即便忠浩抓到了凶手，警局的不作为，依然让女主被无罪释放的凶手残忍杀害。无论是行为荒谬的朴探员还是按摩院老板忠浩，他们都未完成拯救，未满足犯罪类型电影中观众对最后拯救者的期待，这是角色“去英雄化”中最鲜明的要点。在韩国犯罪电影中“英雄”缺失的现实表达则在于社会中“英雄”的缺失，是正义力量弱化的表现，是创作者对现实社会问题的展现与控诉。

二、“反高潮”的叙事策略

传统犯罪片往往以二元对立的模式对善与恶、罪与罚、是与非等展开叙事，通过对悬念的设置和线性结构的编排，牵引观看者与影片中的人物一同寻找线索，结局往往依据类型经验将犯罪分子进行法律制裁，彰显正义。但韩国犯罪电影在遵循传统的二元对立叙事模式的基础上，对其进行弱化和反类型的艺术创作，即“反高潮”的叙事策略，惯用的手法有两种，分别是反转剧情和悬而未决的非圆满结局。

(一)“戏谑、讽刺”的剧情反转

“在叙事学中，反转本身是一种情境转换为相反的另一种情境、人物身份或命运向相反方向转变的故事结构方式。”在韩国犯罪电影中，常常在观众跟随侦探破获真相时，情节出现反转，将观众从之前已认知的情境中脱离出来，转入下一个反转情境中。反转手法通常借助于极端化情节来进行设置，虽然使观众的类型期待落空，但由于反转所带来的新悬念的设置，可以继续控制、影响观众，重新调动其兴趣，并且反转的情节多带有戏谑和讽刺的意味，往往处于情理之中意料之外，更加强化影片表达主题的深度和力度。如在奉俊昊导演的《母亲》当中，因为有智力障碍的儿子被怀疑是杀人凶手抓进监狱，母亲多次寻求警察和律师的帮助未果，决定亲自调查为儿子洗清罪名。当观众带着期待视野跟随母亲寻找真凶时，真凶即将破获的瞬间，剧情发生突转，儿子原来就是真凶。溺爱儿子的母亲带着绝望和不甘杀掉了唯一的目击证人，伟大的母爱可以为儿子受苦受难，也同样因爱子心切而变得扭曲，创作者以这讽刺意味十足的反转，激发观众对母爱的重新思索与认识。

(二)悬而未决的开放式结局

在传统的犯罪片中，揭秘和劝喻是最终目的，影片中所设置的悬念和伏笔极大地满足最后揭秘时观众的观影快感，这种类型经验是基于善恶因果之间的。韩国犯罪电影却反其道而行之，虽然悬念重重，但以悬而未决作为结局，解构了传统的类型叙事策略，以此痛感叙事，让观众在影片结束后仍能够继续回味影片的情节、线索及结局究竟是什么。在叙事策略上，不同的创作者有着独自的偏好，好莱坞悬念大师希区柯克善于用“旁观者清，当局者迷”的制造悬念方式，将全知视角交给观众，有意地将剧中人物的危机泄露给观众，以此悬念机制抓住观众的内心。而韩国犯罪导演通常不采用全知视角解构全片，他们不做想象性结局，而是与观众站在一起，根据影片中的条条线索去查明真相。通常会采用真实事件改编来加强影片主题思想的深度，比如以韩国三大悬案为原型进行改编的电影《杀人回忆》《那家伙的声音》《孩子们》，《杀人回忆》中警探们调查连环杀人案的真凶，在找到线索、靠近真相、铩羽而归中循环往复，当所有证据都指向最后一个嫌疑人时，一份DNA鉴定报告又推翻了之前的所有推理，最终真正的罪犯依然逍遥法外。真实事件中依然未抓到凶手，导演也处在不知谜题真正答案的旋涡中，将自己的所知附着在一个个线索悬念中，让观众去寻找猜测真正的凶手，看到结尾的观众会突然恍然大悟，罪犯只是个很普通的人，可怕的不是罪犯，而是无所作为的时代。

三、反类型的现实表达

价值往往产生于差异性之中，韩国犯罪片的成功并不仅仅在于对商业类型元素的熟练应用，而是立足于民族的文化土壤当中，关注时代、关注社会问题，对犯罪类型电影进行反类型创作，更好地进行文化视域下的现实表达。

(一)揭露现实：正义力量弱化

韩国犯罪电影反类型的重要意义在于其对于本土司法制度的反思与社会问题意识实现了高度表达。动荡的历史与长期受美国日本的压迫，韩国社会是缺乏正义力量的，创作者意在以草根人物“去英雄化”的形象设定折射出整个社会正义力量弱化的现象，极大地反映了韩国社会司法制度的不完善、执法人员的无能，《杀人回忆》中暴力审讯的探员，《熔炉》中被贿赂的法官与为罪犯脱罪的律师，《恐怖直播》中不顾民众死活的腐败政要，影片中种种负面形象的公众权力正是现今社会的问题表达和控诉。因为松散的司法体系和以权谋私的高官政要，罪犯才能拥有滋生恶的温床，《素媛》中的罪犯要以醉酒的名义逃脱法律的制裁，《熔炉》中的“前官礼遇”在审判的开始，胜利就偏向与罪犯一方；因为残暴无能的警察、只会镇压平民的军队，悬而不决的案件才有情可原，《杀人回忆》中当在麦田发现罪犯的踪迹时，期望总局调下军队前去扫荡式搜寻时，军队忙着镇压学生运动。韩国现实社会正义的缺失为创作者提供了反类型创新的灵感，正义难以战胜邪恶的设定深度表达了韩国的社会现象，通过塑造极端的罪犯以及痛感的未解决案件，引发观众高度的注意，根据真实事件改编的电影《熔炉》播出后，引发了极大的社会反响，韩国国会出于对社会舆论的压力重新修订法律，足以看出韩国犯罪电影以其反类型的创作对现实表达是成功的。

(二)人性的复杂思辨

韩国犯罪电影除了以反类型表达现实社会中底层人民的生存境遇，也以受害者、罪犯、侦探的反类型的设定来揭示人性的复杂。韩国犯罪电影中的善与恶并不是绝对性的存在，如罪犯亦是受害者、受害者亦能成为罪犯等带有哲学的思辨色彩。导演将现实的角色放入影片当中，主人公在正义与邪恶、罪与非罪间穿梭，使得善恶交融于一身的人物形象出现，意在强调生活中即便一个人被冠以英雄的名义，但他仍然有着作为普通人的本性所在，以角色的行为动机来叙述人性的转换。在《亲切的金子》当中，失去孩子的家长们是受害者，但当他们决定不将罪犯交予司法机关处置，而是在废弃的教室由他们亲自杀死来对罪犯进行审判，从他们动手杀人的那个时刻起，他们不再是一个普通人，而是双手沾满鲜血的罪人。《金福南杀人事件的始末》中，受尽虐待和屈辱的家庭妇女金福南，面对女儿的身亡和闺密的视而不见，以暴力血洗曾经欺辱过她的人。影片客观冷静地描述受害者转换为罪犯的全过程，将人的异化过程进行形象的剖析，原本善良的边缘人物在现实社会中处在被压迫、屈辱和失语的状态下，将杀人复仇演变为一种对罪人的审判，他们用“恶”的行为来对抗恶人，是下层人民对不作为的警察、缺失的社会正义进行反抗。正如“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韩国犯罪电影置身于动荡的历史及当下政治、文化背景下，以观察员的姿态，阐释人性的多变与复杂，实现对社会现实矛盾冲突的关照表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