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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纪以来台湾青春片中的叛逆意识探究

2018-11-15

电影文学 2018年20期
关键词:青春片同性青春

张 捷

(太原师范学院,山西 晋中 030619)

青春片作为一种电影类型,其概念并不难界定,主要是指以青少年为叙事主体,着重表现他们的生活、情感、思想状态等方面的影片。台湾青春电影具有优良的传统,新电影时期的大师们都曾深情关照青少年的个体成长经验,拍摄出了一大批优秀的青春电影,如侯孝贤的《童年往事》《风柜来的人》《恋恋风尘》,杨德昌的《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麻将》,陈坤厚的《小毕的故事》,柯一正的《我们都是这样长大的》,等等。

进入21世纪以来,一批优秀的台湾青年导演继续在青春片这一领域内辛勤耕耘,也有不少佳作诞生。近年来台湾本土最受瞩目的两部影片《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和《我的少女时代》,甚至包括至今仍保持着台湾本土电影票房纪录的《海角七号》都可算作此类,由此可见青春电影在台湾还是充满着强大生命力的。通过对2000年以来颇具代表性的几部台湾青春片的分析,笔者发现呈现于影像之中的青春并不总是浪漫温馨,阳光明媚的,反而常被贴上了“残酷”与“叛逆”的标签。正如意大利作家莫里亚克所说:“你以为年轻是好事儿吗?青春如同化冻中的沼泽。”同时,这种叛逆结合台湾独特的政治、经济、历史文化背景更具有了独特的意味。

一、叛逆意识在台湾青春电影中的呈现

“叛逆”一词在《辞海》中的解释有:背叛;有背叛行为的人。那么在这呈现于我们眼前的影像世界之中,这些正处于青春年华的孩子们背叛的究竟是什么?其实答案很简单,就是传统的社会行为规范及思想伦理道德。具体表现在影片中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父权的式微

这一点几乎是必然的,每一次青春的出场往往都伴随着父权的黄昏。中国历经几千年的父权统治走到今天,这种传统秩序看似不可撼动,却在这些青春电影中被渐渐消解。这里的父亲要么社会地位低下,不掌握话语权,要么面对儿子的叛逆行径无能为力,要么干脆缺席。总之,形成一种精神上的“弑父”倾向。

《九降风》中阿彦的父亲是经营着一家体育用品店的小业主,片中的阿彦是个经常被教务处召唤的问题学生。但是影片没有展现任何父亲教育或者责骂他的镜头,直到最后阿彦出车祸躺在病床上生死未卜,他的父亲也只是默默地坐在床边。没有愤怒,也看不出心疼,有的只是面对儿子时那深深的无力感。此外,在影片中干脆缺席的父亲形象比比皆是,如《盛夏光年》中两位男主角康正行和余守恒的父亲始终没有出场,《海角七号》中阿嘉的亲生父亲去世,《单车上路》中阿妹的父亲也是离开了人世。

正如台湾著名作家白先勇先生在谈到他自己的作品《孽子》时说过的一句话:“父子间的冲突,实际是个人与社会的冲突。”所以从更深层次的意义上讲,这些影片中的青少年表面上对父权的反抗,实质上是对传统上束缚他们的各种社会秩序的反抗。

在大部分青春题材电影中,故事发生的主场景集中在校园,而训导主任这一角色便往往成为秩序的象征,也在一定意义上承担着“父亲”的身份。《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中,训导主任严苛固执,不近人情,由于班费丢失,他要求搜查全班同学的书包,遭到大家的一致抗议,甚至连一向以乖乖女形象示人的好学生沈佳宜也勇敢地站了出来。《我的少女时代》中,训导主任趋炎附势、自私自利,在校庆典礼上,林真心带头以莫须有的“罪名”求罚,以此为徐太宇鸣不平,引起全场同学的热烈响应,这种带有狂欢性质的反抗,淋漓尽致地将青春的叛逆和颠覆意味展现了出来。

(二)叙述暴力与血腥

青春的身体总是充满了各种不安定分子,这些影片中的主人公逃离了家庭、学校等传统体制的束缚,终日无所事事,空虚无聊。膨胀的荷尔蒙似乎只有通过最原始的暴力手段得以宣泄,而导演在处理这些暴力场面时常采用一种极端风格化的视听语言表现形式,从而呈现出一种独特的青春暴力狂欢景象。

关于暴力和血腥的展现在《艋舺》中最为突出,这一部描写几个青少年误入黑社会最终导致悲惨结局的影片除了有大段群架场面的展现,更是在最后一场兄弟相残的戏中将青春暴力狂欢景象推向极致。在这一场面中血滴在将死的蚊子眼前幻化成漫天樱花,浪漫至极。《九降风》中为兄弟情义破裂而气愤至极的李耀行更是用棒球棒将厕所的门砸了个稀巴烂,这个砸门的场面用固定长镜头拍摄,足足持续了半分钟,似乎只有这样才可以宣泄他心中的气愤与伤心。《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中,柯景腾不顾沈佳宜的反对,坚持组织校园格斗比赛,似乎只有在这种简单粗暴的身体对抗之中才能展现所谓的成熟男性力量。《我的少女时代》中,徐太宇为了给林真心买生日礼物而意外遭遇埋伏,他在对手的拳头之下没有做出任何反抗,只为拼死保护手中的刘德华人形立牌,因为那是林真心的偶像,在这里,暴力的呈现成为渲染青涩初恋的战场。

(三)越轨的同性之爱

涉及同性之间暧昧感情的影片也可算作台湾电影的一大特色,曾经有人戏言在台湾“无同志,不成片”。这一“黄金定律”在青春电影中同样适用,在这些孩子刚刚产生性萌动时他们便遭遇了这样的情感困惑。虽然台湾是全世界对待同性恋者最善意的地区之一,但对大部分中国人而言,同性之爱从某种程度上讲还是有违传统伦理观念的。

从《蓝色大门》中孟克柔对同性好友林月珍的暧昧情谊,到《盛夏光年》里康正行对余守恒的大胆表白,再到《渺渺》中小瑷对渺渺的执着守候,对同性感情的书写在台湾青春电影中始终占有不小篇幅。同时,在这些影片中同性之间的感情不再遮遮掩掩,反而在创作者唯美浪漫的视听语言包装下褪去了边缘化的外衣,似乎达到了与异性情感一样的表达空间。

二、造成台湾青春电影呈现出以上这几方面叛逆意识的原因

青春期作为由少年向成年过渡的尴尬时期,他们脱离了少年的稚气却并没能真正走向成熟。他们本能地反抗一切,却还暂时无法寻找到现实的出口。“总之,青年文化与青年性总与激进、标新立异的姿态,易于冲动和敢于冒险、对现实的反叛和理想主义相关,甚至具有一种潜在的颠覆性与危险性。”这无疑是众多台湾青春电影呈现出一种叛逆意识的根源所在。当然,除去青春期固有的不安定分子,独特的现实社会土壤依然是催生这种叛逆意识的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之一,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艰难的身份认证之旅

台湾特殊的地理位置和殖民文化背景使得它长期游离于祖国大陆之外,始终没有完成自我的身份认同。因此一种浓重的无根感和飘零意识一直萦绕在每一个台湾人民的心中。其实对于祖国大陆来说,台湾就像是一个孩子。这些青春片中每一个具有反叛精神的青少年都映射了台湾本身,他们同样寻求不到庇护,它们同样感到焦虑,无望,没有安全感。

《艋舺》中蚊子从小无父,为了在学校不被欺负而踏入黑道。在受到妈妈的质问时他说:“没有他们罩着,我在学校根本混不下去。”由此可见走向叛逆的初衷其实是寻求保护。《单车上路》中的阿妹父母双亡,只有靠着小偷小摸一路流浪。她想尽一切办法找寻清水圆柏,因为那是妈妈在的地方。表面上看起来是寻母的一段旅程,实际上寻找的还是青少年自我的身份认同。笔者认为,在这里妈妈就是身份的象征。

(二)纷繁复杂的社会现实

进入21世纪以来,台湾政局始终动荡不安,岛内党派纷争不断。政治的混乱致使台湾经济持续低迷,这些都是催生青少年问题的温床。曾有学者指出:“这其中,发生在2000年的台湾政党轮替等一系列重大事件,以及在此前后岛内一系列政治、经济、文化上的变化,也已经不可避免地影响到台湾电影的面貌。”再加上台湾岛内帮派林立,黑道势力强大。而且这些黑道帮派向来有从青少年学生中吸收新鲜血液的传统。因此这些青春影片中有关叛逆意识的呈现可视作导演对台湾社会现实问题的真实书写或曰借古讽今。

《艋舺》看似对过往热血青春岁月的追忆,其实片中反映出来的拉帮结派,仗势欺人,黑社会势力侵入校园等问题在当今的台湾社会依然存在。《九降风》将九个青少年的青春记忆与轰动一时的1996年台湾职棒牵赌事件联系起来,可看作导演意图向我们说明任何青春都脱离不了特定的时代背景。《单车上路》一开始就借助电视新闻报道“警员追捕青少年毒贩中枪,法国青少年暴动”等新闻,间接凸显社会环境对青少年的不良影响。

(三)工业化进程中的城乡矛盾

与祖国大陆相比,台湾在工业化的道路上起步更早。但是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民进党执政后,台湾经济陷入低迷与不确定性之中,工业化进程中的城乡矛盾与落差也开始凸显。城市作为一种工业化的象征在2000年以后的台湾青春电影中显得异常冷酷无情。受了伤害的青少年只有回到乡村寻求治愈。

在笔者研究的这几部台湾青春电影中,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便是创作者似乎更倾向于将故事的发生地安排在远离都市的乡村,如《单车上路》中的苏花,《九降风》中的新竹,《海角七号》中的恒春等。《海角七号》中摇滚青年阿嘉梦断台北,在影片一开始便在笼罩于夜色之中的台北街头狠狠砸烂了象征他音乐梦想的吉他,并破口大骂:“×你妈的台北!”我想导演此时是借阿嘉之口喊出了千千万万个来台北寻梦却最终失望而归的年轻人的心声。影片最后阿嘉在台南老家恒春小镇实现了自我的价值并收获了浪漫的爱情,可看作是乡村治愈功能的一种体现。《单车上路》中几个年轻人一路找寻清水圆柏,最后在当地人的口中得知这种原来漫山遍野的植物现在早已被砍伐殆尽。可视作是工业化大潮对乡土文明的一种侵蚀。

(四)迎合国际影展美学观

到目前为止,台湾本土影片基本上还是依靠“辅导金”资助拍摄,所拍电影也主要送往各大艺术影展参展,青春电影当然也不例外。因此笔者认为当下台湾青春电影将焦点对准社会底层的边缘少年,着重展现他们生活中的叛逆与伤痛,以及对同性间暧昧感情的书写都可视作对国际影展美学观的一种迎合。

三、结 语

电影自诞生以来就总是对现实社会生活做出反映,今天的台湾青春电影能够自由地在影片中表达创作者的反叛意识,无疑与台湾社会由专制走向自由关系密切。电影是现实的一面镜子,透过它我们能更深刻地认识这个世界。作为台湾电影中颇受瞩目的一种类型,青春片也在很大程度上记录着宝岛的昨天、今天与明天。通过对台湾青春电影中所呈现出的叛逆意识的关照,以期更理性地认识台湾当代青年的生活、情感和思想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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