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平

(江苏师范大学 传媒与影视学院，江苏 徐州 221009)

电影《土地志》是一部反映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和农民权益保护问题的现实主义影片，荣获第16届中国电影华表奖优秀编剧奖，并被提名第30届金鸡奖最佳原创编剧奖。这部影片是编剧邢原平和导演高峰继反映小岗村“包产到户”创举的电影《十八个手印》和直面农村基层民主问题的电影《老寨》之后，携手创作的又一部反映当前中国农村热点、焦点问题的优秀作品。虽然《土地志》距其2015年的初次放映已逾两年，但在国家大力推进农业现代化建设和乡村振兴战略的背景下，这部扎根生活、具有经典意义的影片，仍然历久弥新，值得我们持续关注与深入探究。本文拟借助发展传播学尤其是参与式传播的有关理论和方法，对电影《土地志》做一定的解读分析。

一、发展传播学及参与式发展理论

作为传播学的主要分支领域之一，发展传播学一般被解释为运用现代的和传统的传播技术，以促进和加强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变革的过程，其研究的目的主要在于探究如何利用传播手段，有效地帮助发展中国家改变贫穷落后的现状，促进其社会发展或现代化的进程。

发展传播学发展的第一阶段是20世纪50到60年代居于支配地位的现代化范式，主要代表作有美国社会学家丹尼尔·勒纳的《传统社会的消逝——中东的现代化》(1958),传播学鼻祖威尔伯·施拉姆的《传播媒介与社会发展》(1964)，美国传播学者埃弗里·罗杰斯的《创新的扩散》(1962)和《大众传播与社会发展》(1966)，等等。发展传播学一直处在不断的修正和自我否定之中，二战后从着眼于民族国家的现代化范式、放眼世界的依附范式，逐渐发展为以参与式传播为主体的多元化发展阶段。

参与式发展理论作为20世纪70年代以来出现的关于发展的新思维、新范式，采取了与经济导向的现代化理论和政治导向的依附理论不同的路径，它把发展视作一个整体、多维、辩证的过程，核心是强调发展的参与性和可持续性，其关键点则是“赋权”(empowerment)，即赋予或增加社区和边缘群体在发展活动中的发言权和决策权，使他们充分认同并接受发展决策与选择，从而把外来帮助或支持变成自己内在的发展动力。由此，参与式发展理论非常重视发展的内生性驱动，认为“发展”并非建立在一个普遍模式的基础上，而须适应当地的实际情况；“发展传播”也不是单向地把信息传递给特定观众，而应重视传播过程中的公众参与，尤其是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公开对话和平等协商。在参与式传播模式看来，发展项目所针对的人民能否积极地介入其中，直接影响到发展项目的成败。只有作为主体的民众能够积极地参与到发展项目中，这些项目才有可能卓有成效。否则漠视民众的主体性、智慧和创造力，必然导致发展项目的失败。

诚然，参与式传播模式在发展传播学中日渐呈现出主流化的趋势，但该模式与现代化范式、创新扩散等理论模式并非截然对立的，而是相互依存、相互渗透的。2007年世界银行对2000—2005年的37个发展传播项目进行了统计，结果发现采用现代化路径的占21.6%，采用创新扩散理论的占18.9%，采用参与式发展路径的占32.4%，其他理论的占27%。该研究认为，参与式传播模式在呈现出主流化趋势的同时，也呈现出与现代化范式、创新扩散模式等其他理论模式相融合的趋势。

依据发展传播学的经典理论，大众传媒是推进现代化建设的有力工具，具有多样化的、强大的社会功能，蕴藏着有助于社会发展的“巨大潜力”。在我国如何充分发挥大众传媒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的积极作用，一直是一个具有重大理论与现实意义的研究课题。近年来随着国内传播学研究的逐步开展,有关大众传媒与农村社会发展的研究也开始受到重视，研究工作已有初步的进展，但从发展传播学视角探讨分析农村电影的创作和社会意义等问题的研究成果不多，尤其是在乡村振兴战略的背景下，有关电影媒介与农村改革发展、城镇化建设等作用关系的研究成果尚付阙如。本文运用发展传播学尤其是参与式传播的理论和方法对电影《土地志》进行典型案例解读，以期对我国农村电影的创作与传播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二、电影《土地志》的发展传播学解读

(一)作品立足农村实际，探讨了我国现代农业发展和土地制度改革过程中的诸多困难问题

发展传播学的理论奠基人勒纳、施拉姆等学者认为，欠发达国家的发展都要经历一个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大众传媒是重要的参与者和推动者，对现代化进程具有不可小觑的促进作用。从这一意义上看，电影等现代传播媒介可以帮助发展中国家人们突破时空限制，开阔视野，了解新事物、新知识，培养新观念、新技能，可以促使人们“逐步突破传统观念的束缚，积极主动地投入社会变革，从而实现加速现代化进程的社会目标”。发展传播学有关传播与社会发展的基本论点，对我国现代化建设、乡村媒介建设、“三农”传播等，无疑具有相当重要的启迪意义。

农业现代化建设和“三农”事业发展需要多方助力，作为现代化进程之推进器的大众传媒无疑责无旁贷。电影媒介更是反映现实、记录时代的一面镜子，理应为农村经济发展和农业现代化建设，发挥其不可替代的功能与作用。21世纪以来，中国电影的发展可谓成就喜人，电影市场已从年度票房不到10亿元发展到2017年的近600亿元，的确成为“世界奇迹”。但是我们也不无遗憾地看到，尽管当前高票房的电影有很多，但是真正能够打动人心、代表我们时代呼声的电影不多，抑或是非常缺乏的，以至有研究者提出质疑：“中国电影，配得上这个时代吗？”进而言之，能够表现出我们这个时代巨大的变迁，能够反映我们这个时代的精神力量以及共同的情感共鸣的电影，的确是非常稀缺的。究其原因在于许多电影存在现实缺席、视野狭窄、时代被架空等问题，如某些所谓的现实题材电影，没有反映转型期中国面临的困境问题和发展变化，往往只是脱离现实生活、隔断时代变迁的爱情故事或商业戏剧；许多现实的事件、问题以及正面的改变等未能在电影作品中得到呈现；尤其是不少影片还存在精神上的贫血，如对鼓励人心的共享价值的体现不足，抑或缺乏最基本的对自由、平等价值观的传达等。

电影《土地志》编剧邢原平始终认为，“现实主义传统精神的中国电影应该发声，仍然愿意直面现实而且能够和农民们一道欢乐、一道哭泣的电影人应当发声”。这种现实主义传统精神及人文关怀理念是电影《土地志》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编剧邢原平、导演高峰等主创深入农村实际，真正做到了与“农民们一道欢乐、一道哭泣”，真实反映了农民群体在土地改革过程中的真实处境，展现了当前农村在经济转型变革和土地流转过程中面临的诸多困境问题，并提出了一些值得探讨的农村改革发展议题——如何发展现代农业？如何引导农村土地经营权规范有序流转？如何防止工商资本借土地流转之名，大肆圈占农民耕地，搞非农建设？如何确保在土地流转过程中农民的生存权和发展权不受损害？等等。这部影片堪称农业现代化建设进程中的破解难题之作，其传播效果和社会意义也得到国家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如2015年10月，农业部办公厅专门下发了《关于推荐观看电影〈土地志〉的通知》，建议各地各级农业部门通过多种方式，组织干部群众观看电影《土地志》，认为这部影片“反映了当前农村土地承包制度改革中的焦点热点问题，宣传了中央关于农村土地承包政策的基本精神，符合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政策的宣传方向，是对党的农村基本政策的艺术解读”。

(二)运用现实主义手法，深刻地揭示了影响土地流转政策创新扩散的诸多因素

有研究者认为，影响政策创新扩散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如政策创新属性、利益考量、采纳者的动机、以往政策、资源/障碍因素等。农村土地流转政策的创新扩散也是如此，政策的获益考量、采纳成本、采纳者的动机以及各种内外部障碍因素等，都会影响到土地流转政策的贯彻落实。电影《土地志》主创运用现实主义手法，不仅如实地反映了中国基层农村在土地流转过程中普遍存在的尖锐问题，而且还深刻揭示了影响土地流转政策创新扩散的诸多因素。

1.土地流转政策能否保障村民的正当土地权益，对土地能否顺利流转至关重要。从电影《土地志》中凤凰台村的土地流转情况来看，政策的利益考量或“受益性”考量，的确是影响村民能否认可、支持土地流转政策的首要因素，具体表现在土地流转政策能否保障村民的正当土地权益。在现实生活中，许多农民不愿意流转土地，不仅是因为他们有较重的小农意识和恋土情节，更多的是对土地流转政策不够理解，对自身的正当利益能否得到保障心存忧虑，尤其是在农村土地流转的过程中，某些地方政府不尊重农民意愿，强迫农民流转土地，引发农民的担忧、不满或抵触情绪。如《土地志》中的镇党委书记孔庆南以及凤凰台村支书兼村委会主任马天贵，以发展地方经济为由，不惜以牺牲农民利益为代价，强迫农民流转土地；开发商马天元也并非真心发展现代农业，而是想把村民的土地“流转”到手，为日后的房地产开发做准备；等等。这些问题或乱象的存在，难免让村民不愿甚至害怕流转土地。

2.政策主导者的特点，如年龄、职业经历、推广政策的动机等，直接影响到土地流转的有序开展。《土地志》中年轻的镇党委书记孔向南，虽然具有较强的变革精神，对新政策也较容易接受、采纳，但其推广政策的动机主要是出于地方经济发展和自身政绩考量，却完全不顾及老百姓的意愿、诉求和利益，一味急功近利地要求村民“自愿”但“必须”进行土地流转，从而引发村民们的强烈不满和抵制行为，致使凤凰台村的土地流转一度陷入困境。与孔向南不同的是，年龄较长、历史老师出身、有着丰富基层工作经验的镇长韩长河，深谙土地改革中的错综复杂关系，更深知土地对农民生存发展的重要性，因而他采取以农民为本、尊重农民意愿、“事缓则圆”的态度，认为农村土地改革工作不能急于求成，更不能强迫农民流转土地，否则欲速则不达，甚至还会出大问题。所以，他一直筹划着科学合理的土地流转方式，最终提出“先确权，再流转”的建议，让凤凰台村的土地流转工作得以有序、规范展开，也彻底打破马氏兄弟想将土地据为己有的企图。

3.中央政府或上级政府的影响。有关农村土地流转的方针、政策、法规、规章或上级精神等，往往会对下级政府推广、实施土地流转政策产生重要影响。如2013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农业，进一步增强农村发展活力的若干意见》提出，全面开展农村土地确权登记颁证工作，强化对农村耕地、林地等各类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物权保护。此类文件、政策或上级精神等会对基层政府官员如何推进土地流转产生方向性的指引。如在影片《土地志》中，镇长韩长河在凤凰台村土地流转纠纷闹得难解难分之时，就是通过翻阅中央政府或上级政府颁发的有关农村土地流转方面的政策资料，尤其是吃透了中央关于土地确权问题的政策精神后，最终提出了“先确权，再流转”的建议，从而确保村民的土地承包权益不受损害，进而有效化解了土地流转纠纷。

4.农民群众的主体性作用。参与式发展理论高度重视发展活动中人民群众的主体性地位及功能。从媒介近用权或话语权的角度看，该理论非常关注社会网络中民众的小媒介运作以及草根传播手段的“赋权”作用。在网络化时代，媒介的这种赋权作用得到前所未有的拓展与加强，尤其是智能手机逐渐发展成为普通民众表达心声诉求、进行政治参与和舆论监督的利器。如影片中的村民将镇党委书记孔向南强迫农民进行土地流转的讲话以及村主任派人强铲村民责任田的场面，用手机拍成视频上传网络，一时产生强大的舆论影响力，从根本上扭转了作为弱势群体的农民群众在与孔向南、马家兄弟为首的强势群体进行博弈中的不利局面。该事件也成为农民群体充分发挥自己的主体性作用，利用网络媒介的力量有效遏制土地违法违规行为、维护自身正当权益、推动土地规范流转的典型例证。

当然，影响农村土地流转政策创新扩散的因素是复杂的、多方面的，如当地经济发展水平、先前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及有关政策的影响、村民之间或官民(如村民领袖马老厚与镇长韩长河)之间结成的力量联盟、突发舆情事件创造的政治机会等内外在因素，都会不同程度地影响到土地流转政策的贯彻实施，在此不再一一赘述。

(三)艺术地展现了参与式发展理念、传播策略及工作方法的重要性

参与式发展理论认为，发展是一个整体、多维、辩证的过程，其核心是强调发展的参与性与可持续性。在该理论看来，只有民众积极地介入到发展项目中，这些项目才能够得以长期有效的、可持续的开展。因此该理论非常重视发展与传播过程中的内生性驱动，主张各种发展项目应适应当地社会文化环境，应以人的发展为中心，应赋予利益相关的民众充分的发言权和决策权，要让“人们能够公开对话，通过知识和经验的交流来相互学习，在促进变革的决策过程中发挥积极的作用”。

与前述参与式发展传播立足于可持续的长期的变革过程、重视发展的内生性驱动、民众的主体性参与以及集体赋权和决策等不同，非参与式发展传播则立足于短期计划、短期劝服和快速见效的解决方式，视民众为被动的信息接受者和行为的被指导者，更注重采取自上而下的垂直传播，更关注项目捐助者的利益诉求和外来者的社区设计，等等。在基层治理实践中这两种发展理念、传播策略和工作方法皆不同程度地存在。影片《土地志》就为我们艺术地展现了农村土地流转过程中参与式发展理念、传播策略及工作方法的重要性，也让我们看到非参与式传播策略、理念及方法的严重缺失与不足。

《土地志》主创深知农村经济发展、土地制度改革和农业现代化建设，是一项长期而重要的任务，不能急于求成，更不能违背农民的意愿、甚至有损农民的权益而急躁冒进。影片生动形象地塑造了一个真正爱民、敬民、为民、始终把群众利益挂在心上的基层干部形象——镇长韩长河。他不仅在基层工作方面有着丰富的工作经验，而且有着坚强的党性、深厚的历史知识和政治素养。他在土地流转政策的推广实施方面，采取“事缓则圆”的策略，一直尊重农民群众的主体性和创造性，常常通过入户访谈、集体讨论等方式，征求村民意见，倾听群众心声诉求，让村民们介入到凤凰台村的土地流转方案及有关发展项目的设计中。他深知土地对农民群众生存发展的重要性，要真正让群众愿意流转自己的土地，要加快农村土地流转和现代农业发展的步伐，确权登记是前提，组建土地合作社这样的能够提升农民的主体性和参与度的组织形式，则是必要的路径。于是韩长河提出了土地“先确权、后流转，村民自己要成立土地合作社，请求政府支持”的主张，从而堵住了孔庆南和马氏兄弟等镇、村干部及开发商试图收回土地、搞非农建设的各种借口，真正给村民吃上“定心丸”。韩长河这种以农民权利为本，以农民的发展为中心，重视农民的主体性参与，赋予农民充分的发言权和决策权的参与式发展理念、传播策略及工作方法，不仅让村民们的土地权益得到有效保障，而且有序、规范地推进了凤凰台村土地流转工作及有关发展活动。

与韩长河的发展理念、策略和方法不同的是，镇党委书记孔庆南在推进农村土地流转及开发项目问题上则是简单粗暴、急功近利的。他把自己当作“官老爷”，高高在上，动辄颐指气使、发号施令，视村民为被动的接受者、执行者和落实者，试图通过自上而下的短期动员方式达到快速见效的结果。他更重视开发商的利益诉求和上级领导的指令要求，明知马天元的开发项目存在“猫腻”，但为了出政绩，为了迎合某些上一级领导的错误指示，他还是不遗余力地帮助马家兄弟搞土地流转。在鼓动村民进行土地流转的过程中，他不尊重农民的主体性地位，无视农民话语权，从不征求和听取群众意见，而是习惯于主角地位和官僚主义的工作方式，要求村民“自愿”但“必须”进行土地流转，引发村民强烈的不满和抵制情绪，致使凤凰台村土地流转工作一度陷入困境。从孔庆南身上我们可以反思不少基层干部在发展理念、传播策略和工作方法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农民本应是农业现代化建设的主体，如果不能确保农民在建设过程中的主体性地位，那么，任何有关农村发展的战略目标都很难获得农民的认同，也最终无法得以实现。孔庆南所推进的凤凰台村土地流转方案及发展项目最后以失败告终，反映了其非参与式发展理念和策略方法等存在的严重缺失与不足。

2016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应把“坚持农民主体地位、增进农民福祉作为农村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要用“发展新理念破解‘三农’新难题”，要让“广大农民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共同分享现代化成果”。可以说，这里的“发展新理念”与前述参与式发展理念及传播范式是一致的或相呼应的。影片《土地志》通过对韩长河、孔庆南两位人物形象的塑造及迥然不同的基层治理模式的呈现，为我们艺术地揭示了农村土地流转过程中参与式发展理念、传播策略及工作方法的重要性。在推进农业现代化建设和乡村振兴战略的过程中，应充分尊重农民的主体性地位和现代农业发展的内生性驱动。基层管理者应像韩长河那样，转变思维，确立参与式发展理念，在土地流转和现代农业项目规划选择和推进过程中，赋予农民话语权和自主处理经济活动的权利，尤其是保障农民对于土地的处置权、使用权和收益权，让农民群众真正成为农村改革发展的主要获益者；应避免像孔庆南那样简单地用行政命令代替民主协商、用“自上而下”的单方构想代替农民的主体需要，尤其是不能将乡村变成开发商的投资场，要警惕“新豪强”们打着“发展现代农业”的幌子，大肆兼并土地，侵吞农民土地权益。

施拉姆认为大众传媒在国家发展中扮演着看守人、教育者、决策者等多重角色。这种角色作用主要体现在，大众传媒能够向人际传播和群体传播等渠道馈送信息，能够扩大政策对话的范围，在未形成牢固观念的地方，或在变革要求对现有观念进行引导、改变的地方，它们可以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作用。从这一意义上看，《土地志》编剧和导演肯下基层，对于城镇化进程中的农村实际、农业现状和农民精神状况等，有着很深的理解，尤其是他们充分尊重农民的主体性地位，关注农村土地改革和现代农业发展过程中的农民权益保护和基层协商民主等问题，才能创作出这样一部具有强烈的时代感、能够“击中社会绷得最紧的那根弦”的扛鼎之作，的确对农村题材电影的创作、传播以及角色功能的发挥等，具有十分重要的启示和借鉴作用。

在2017年10月举办的首届“三农”传播高端论坛上，与会专家认为：“落实乡村振兴战略，对农民来说，最重要的是帮助其找回自信。”“要充分挖掘乡村的生产价值、文化价值、生态价值、教化价值，激发农民的精气神是‘三农’传播研究者和媒体人的重要任务。”的确，国家发展需要越来越多的像《土地志》这样的有社会责任感、直面“三农”热点问题、体现农民主体地位、激发农民的自信心和创造力的优秀作品问世，从而为推动乡村振兴战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升农民群众福祉等，做出应有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