倪雪梅

(赤峰学院，内蒙古 赤峰 024000)

一、“主流电影”的“前世今生”

“主流电影”作为中国电影创作与研究的命题出现于21世纪之初，在此之前，“主流电影”的内涵和外延并没有明确的界定，更多被认为是“主旋律电影”的另外一种表述。事实上，“主流电影”与“主旋律电影”在核心价值观、题材选择及人物塑造等方面存在差异，经过21世纪以来十余年的发展，二者的关系可概括为“主流电影”包含“主旋律电影”，而“主旋律电影”则是“主流电影”产生发展的前身。20世纪80年代末，随着“突出主旋律，坚持多样化”文艺创作理念的提出，“主旋律电影”朝着多样化的方向发展并实现了质的飞跃。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华儿女》《上甘岭》等爱国主义影片、红色革命影片专注于教化作用，虽然为“主旋律电影”在中国影坛的主流地位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也陷入了“国家意识形态机器”这一发展局限，随着多样化发展政策的提出，“主旋律电影”所呈现的革命历史故事逐渐融入民族精神、时代精神和家国荣誉感，在实现自身质变的同时为“主流电影”的发展开辟了道路。20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电影逐步走上商业化、市场化的发展道路，与“主旋律电影”鼎足而立的商业电影、艺术电影在故事情节和影像呈现上更具创新性、多元性和大众性。相比之下，此时的“主旋律电影”的发展愈发艰难，依靠政府补助、宣传、推广使其难以真正融入市场，同时故事内容缺乏新意、人物形象古板、教化作用过于鲜明等“主旋律”特征也无法适应日益提升的大众审美水平，“主旋律电影”的发展受到了巨大的挑战。“主旋律电影”市场遇冷、发展受困后，业界提出了“主流电影”这一命题，用以代替政治意味和教化色彩过强的“主旋律电影”，促进该类型影片的核心价值体系构建从单纯的革命精神向国家主流价值观发展；人物形象塑造从高大全的革命者向集体认同的国民英雄过渡，从而平衡商业化背景下“主流电影”的教化作用、审美价值和票房影响力。

在商业化背景下，所有电影的发展都需要遵循市场规律，迎合大众审美，但与以视听冲击力和审美趣味性取胜的商业影片不同的是，“主流电影”的核心竞争力是主流社会文化的电影表达和大众审美诉求的有效结合。如果说主流社会文化、主流意识形态是“主流电影”的立身之本，那么现实性、艺术性和观赏性就是稳固这一立身之本的必要条件。近年来，“主流电影”在国内市场上不断发展，在世界影坛也崭露头角，但对于“主流电影”的界定却众说纷纭。事实上，“主流电影”的外延十分广泛，革命、战争、谍战、维和、民生等均可为题中之义，换言之，能够彰显爱国、善良、正义、坚强、奋斗的社会主义价值观和真善美的民族精神的影片均属“主流”范畴。虽然“主流电影”包容了丰富的内涵和广泛的外延，并且经历了十余年的发展，但未能摆脱“主旋律”的影响，想要在商业化背景下实现主流电影价值观的认同，首要任务就是在“叙事”层面实现转型与突破，在继承与创新的过程中实现发展。

二、讲述多元故事，弘扬普世价值

作为当代电影理论的重要概念，“认同”包括“第一认同”和“第二认同”，即因观众的观看视角而产生的摄影机认同和因观众对角色的好恶产生的情感认同。一部影片能否实现观众“认同”涉及价值取向、观影传统、叙事形态、审美预期的满足等多方面的因素，而在各个影响因素中占据基础性地位就是影片中的叙事题材和故事内容。在商业化背景下，影片“故事”及其所包含的审美价值、现实价值成为观众走进影院、观看影片的关键，那么以故事性为基础的“认同”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影片的票房与口碑。无论是在“主旋律电影”，还是在“主流电影”中，集爱国主义、民族情怀为一体的革命题材的影片都是重要组成部分。时至今日，弘扬革命精神也必然是中国电影的艺术职责和社会责任，但在远离硝烟的当今社会生活中，教条式弘扬革命精神难以在影片和观众之间构建真正的“共通”与“认同”。要在弘扬革命精神的过程中借鉴商业化的创作理念，融入以爱国、独立、顽强、拼搏等普世价值观念，从而实现战争年代革命精神与和平年代社会文化的现实对接，在“主流影片”核心价值体系重构的过程中，实现“主流”与“大众”之间的“认同”，对此中国电影人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与实践。

近年来的“主流影片”的题材选择和故事内容日渐丰富，展现新中国成立伟大历程的“建国三部曲”；讲述历史事件的《辛亥革命》《我的长征》；围绕地下情报工作展开叙事的《风声》；展现伟人故事的《少年邓明恩》；革命、爱情双主题并行的《黄河绝恋》等，多样化的题材选择使革命精神呈现在不同的故事中，比如“建国三部曲”讲述了建军、建党、建国这三个重大历史时期发生在伟人、英雄、先烈身上的故事片段；《风声》在紧张的谍战环境中讲述革命者牺牲与突围的故事；《少年邓明恩》则将革命精神融入个人成长故事中。这些影片透过一个时期、一个事件、一个人或一群人展现革命精神，借助多样化的题材和丰满的故事传递崇高信仰和普世价值，使“主流电影”的价值观表达摆脱了说教的藩篱，更有血有肉、可知可感。

在商业化背景下，在“主流电影”中弘扬革命精神还要借助商业电影市场化、大片化的创作模式，促进教育价值与娱乐价值、历史价值与现实价值的合流，新中国成立60周年的献礼之作《建国大业》就是其中的成功代表。《建国大业》采用了强大的编导、演员、发行阵容，在大部分演员零片酬出演的情况下斥资3000万元打造，票房收入4.5亿元，无疑创造了“主流电影”的票房奇迹，堪称近年来最为电影的“主流大片”。从编导层面来看，《建国大业》讲述了抗日战争结束到新中国成立前夕四年间的风云变幻，采用了大事件和小故事并存的叙事方式，既有重庆谈判、政治协商会议召开等重大历史事件，也有蒋家父子不为人知的关系描写，在故事层面实现了既契合历史又引人入胜，既弘扬爱国主义情怀又体现真实爱恨情仇的效果。从演员表演层面而言，该片几乎动用了影视圈大部分知名“老戏骨”和“小鲜肉”，起到了先声夺人、表演精良的效果，同时大部分演员零片酬出演本身也成为当代爱国主义宣传教育的良好典范。此外，纪念建党90周年的影片《建党伟业》、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的《辛亥革命》、重现孙中山与十三省革命代表香港会面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十月围城》也都是“主流大片”的成功典范。

上映于2009年的影片《风声》借鉴了商业电影类型化的创作理念，在讲述中国共产党地下情报工作的过程中，融入了谍战片、悬疑片中的叙事元素，在剥茧抽丝、惊心动魄的故事讲述中，自然而然地体现出地下工作者承受的肉体上和精神上的非人折磨及其背后坚强的意志和无私的情怀，使顾晓梦、吴志国的革命精神透过丰富的故事性、震撼的视听体验与观众产生共鸣。事实上，当今“主流电影”对中国革命历史中的素材开掘还远远不足，许多革命故事或是未能搬上银幕，或是以小成本、小制作的形式停留在传统的教育片上，这些丰富的素材将在“主旋律”向“主流”的发展、历史和现实的对接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

三、塑造大众英雄，彰显国家意志

在电影艺术领域，“认同”的核心是影像对观众心理的把控，能够使银幕之外的观众与故事主人公产生共鸣，甚至营造“共境同体”的感受，才能够在心理层面实现“认同”，由此可见，人物形象在实现电影价值观的认同的过程中至关重要。传统的“主旋律影片”大多塑造高大全的人物形象来强调绝对正面的教育作用，但事实上，现实生活中并不存在真正高大全的人，这种过于完美的人物形象容易在审美过程中产生疏离感，同时过分强调人物的某一特性，也会使人物塑造出现单一、片面、不够丰满的问题，这都会影响观众“第二认同”的建立。

在“主流电影”中，塑造能够被普通人接受、认可的大众英雄形象，一方面继承了“主旋律电影”塑造英雄，以英雄承载国家意志和民族品格的传统；另一方面可以通过“认同”改变英雄与大众之间的疏离状态。在创造了60亿元票房神话的“战狼”系列影片中，以男主人公冷锋为代表的中国特种部队“狼牙”中队军人执行着对抗境外雇佣兵、打击犯罪集团、海外撤侨等艰巨任务，这些任务展现了独立、强大、爱民、正义的国家意志，同时“我为中国而战”“犯我中华者，虽远必诛”的口号；冷锋举起的国旗、佩戴的臂章等国家符号则通过更为直观、形象的方式彰显了国家意志。与此同时，在跳出故事主线分析人物形象塑造时，不难发现冷锋是一个军事技能过硬、意志坚定的优秀军人。不仅如此，冷锋对龙小云表达爱意时的直接和痞气，遇到欺辱烈士家属的施工队时的愤怒冲动也使这个优秀军人走下“神坛”，成为一个拥有军人身份的“痞子英雄”，颇具生活色彩的性格塑造强化了冷锋作为“人”的属性，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国家意志代言者的身份，却使观众产生了认同感，反而强化了国家意志的彰显与传播。与“战狼”系列影片具有异曲同工之妙的还有2016年上映的《湄公河行动》，在越境打击违法犯罪故事背后是国家对国家安全和国民利益的守护，男主人公方新武等缉毒精英潜入金三角查明犯罪真相、找出幕后黑手，孤军奋战的缉毒队在险象环生中圆满完成了任务，弘扬了强大、护民的国家意志。影片中，方新武等铁血英雄形象之所以深得人心，除了俊朗的外形、敏捷的身手和演员本身的号召力之外，其去神性、强人性的性格塑造特点也是重要原因。方新武并不是单纯地因为爱国情怀走上了缉毒之路，而是在女友吸毒自杀的打击下决心抗击贩毒，在执行任务的过程中，遇到引诱女友走上吸毒之路的罪犯也毫不留情、果断手刃仇人，虽然突破了传统的绝对正面的缉毒警形象，却更能引发观众的共鸣，这一突破的成功证明，相比于一个无爱无恨，不顾家庭伦理、个人情感的神性军警形象，并不具有超乎常人的思想觉悟、也会冲动愤怒的英雄形象更能够与观众实现情感“认同”。

在影片《智取威虎山》中，侦察员杨子荣与民主联军分队首长少剑波都是勇敢、刚毅的革命英雄，但二人的形象设置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如果说少剑波是绝对正面的英雄形象，那杨子荣更像是一个山匪英雄，侦察工作中的细致认真和生活中的油嘴滑舌在杨子荣身上无缝融合。事实上，杨子荣就是这样一个匪气十足的人物形象，但这并不影响其内在的英雄品格，略带幽默感的性格呈现也使杨子荣这位革命英雄更深入人心。此外，《集结号》中为战友平反而放弃尊严、违抗命令的谷子地；《听风者》中为报仇而投身革命的阿兵等英雄形象都在打破高大全革命者形象的过程中迎合了大众的审美心理和情感体验。以生活气息浓厚、性格丰满、个性鲜明的大众英雄逐渐替代高大全的完美英雄，是电影商业化发展和大众文化快速发展中“主流电影”以英雄形象彰显国家意志、承载民族精神的必然趋势。

四、结 语

经历了21世纪初以来十余年的发展，中国“主流电影”已经逐渐呈现出繁荣发展的局面，已成为本土电影崛起的生力军。在商业化背景下，身处政治体制之中的“主流电影”所呈现的价值观念、美学价值需要更高的多元性、包容性和创新性，才能在大众文化中实现“认同”，才能真正承担起“影以载道”的重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