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丽青

(集宁师范学院,内蒙古 集宁 012000)

随着技术新媒介的全面兴起和对人们生活的深刻影响，电子媒介艺术和数字媒介艺术逐渐占据文化的主导地位。面对新媒介的挤压、侵占，文学界没有故步自封，而是积极地在新媒介上拓展新的疆域，寻求文学与多媒体结合的方式，文学开始走出书本、报刊等载体的固有圈子，向电子媒体领域拓展，出现了影像艺术、激光艺术、网络艺术、手机报、电子杂志等。21世纪文学被图像化和被传媒化后最典型的体现就是影视剧，除了原有的文学名著和现今的网络小说的改编外，还出现了专门为影视剧而定制的文学。而技术新媒介艺术在开创了声情并茂、图文交互地表达创作意图新形式的同时，其技术理性的内在特质也严重地伤害了文学的诗性特质，在媒介新纪元时代，文学被最大限度地物化了。

一、图像世界对现实世界的重构与遮蔽

艺术从其产生之日起，就不完全与其使用价值(艺术功能)相割裂。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与艺术的独特性如影随形的使用价值具有市场价值。市场崇尚的是利润和消费，而技术是利润和消费实现的手段。因此，作为技术与艺术联袂而产生的艺术形式影视，无疑无法和技术及其支配技术的技术理性的“物化取向”“物化意识”相割裂。

科学技术在人类发展的文明化进程中具有无可替代的举足轻重的作用，它的应用可以使人类的生活变得更加“舒适”“有序”“富裕”。这种看似技术日益使人类摆脱自然的束缚而走向全面解放的自由背后，却隐藏着深刻的人与社会的危机，因为人类依靠技术所获得的这一切必须以 “抽象还原，定量计算，准确预测和有效控制”的技术基本逻辑为前提。而遵循这一逻辑的结果就是人们由于过分专注于外在的物质世界，而忽略了对人自身、对世界的终极意义的思考与追求。也就是说技术的本质特征并不在于技术机器在人类社会的全面应用，而在于“技术理性”渗透到社会存在的各个领域，成为社会认可的思维方式和生存方式，并支配和统治着整个现代世界和人本身。

作为对技术有着高度依附的影视，技术的这种支配和统治自然是无法避免的。和其他印刷、纸张艺术相比，影视改变了以往人类主要依靠文字符号来呈现世界的格局。它通过先进的媒介技术看似把生活“原汁原味”地带到了人们的面前，可实际上却通过技术图像世界重构了现实世界。小说《杜拉拉升职记》讲述的是一个姿色平平、出身普通、受过良好教育的大学毕业生杜拉拉，从职场菜鸟奋斗为中产阶级白领的故事。这本是一个小人物充满了艰难的励志故事，但导演徐静蕾把它打造成一个空洞庸俗的炫富爱情剧：低调务实、无暇顾及“时尚”的杜拉拉竟然变成了“炫富”的时尚达人；原本钩心斗角、步步为营的职场冲突也被置换为无关痛痒的“情感冲突”。影片之所以把“底层普通人”如何依靠不懈努力、“自强不息”的主题淡化为一系列的“上流社会”的浪漫爱情和享乐主义的故事，是导演徐静蕾把自己作为一个奋斗成功的“中产阶级”心态投射到了杜拉拉身上，编织了一个白领中产阶级向往和憧憬的“梦想”。事实上，真实的现代职场并非如此，“没有特殊背景”的那些普通人的工作是由琐碎而不断重复的细节构成的，他们拼命工作低调做人、时刻保持警惕、毫不懈怠地奋斗不息。至于“菜鸟撞上狗屎运”“麻雀变凤凰”“绅士偏爱傻姑娘”那只是好莱坞轻喜剧里的桥段。而电影却通过摄像技术把这些不可能存在却是人们向往的美好想象以生活的真实展现在了人们的面前。想象的、设计的影片欲望与当代消费社会大众的膨胀欲望同构了，影视图像世界成了提供白领阶层自由驰骋想象、释放压力及投射欲望的场域。

所以，尽管《杜拉拉升职记》缺乏必要的“人性深度”，而几乎沦为了职场黑幕小说，但其火爆受捧、热烈被追逐的礼遇，也恰恰证明了它与时下社会“情感结构”的契合，是人将自身与现实困境相紧密勾连的一种折射。“其实，在资本和‘成功神话’所主宰的世界里，狼性、阴谋、内幕，以及没有硝烟的战争，成了当仁不让的关键概念。作为这个社会的主力军，中产阶级已经深深陷入法兰克福学派所批判的那个‘资本牢笼’的社会”。

二、图像世界对人的意识的编码强制

艺术是在和现在完全不同的时代里就早已被确定下来的。但是由于所有的艺术中都存在着一种受制于现代科学而不能总是像以前那样去观察和对待的物质——媒介，所以，技术的进步使艺术发生变化就成为一种可能。

最早的艺术由于受所依托的媒介的限制，无论是再现也好，表现也罢，都是针对现实生活、讲究独创性的原本创作。而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改变了这一格局，出现了由影视媒介拼贴生活的拟态环境，它以高度仿真的人物、动物、场景等达到了与真实世界的真假难辨。影视剧是在讲故事，而故事是生活的比喻，数字技术运用良好的声光效果，不仅可以讲出原型的故事，还可以创造出一个全新意义上的超真实世界。

然而，图像世界无论对生活世界的复制多么完美，和真实发展着的生活相比，它必定缺少了最基本的元素——时间性和空间性，即它在问世地点的独一无二性。这就决定了它是穿越时间的存在物，是一种程式化和标准化的符号存在。《杜拉拉升职记》中关于“中产阶级”时尚品位的展示——拉风跑车、异国风光、摩登大厦、绚烂的喷泉和温馨的海边，展现的就不是“物”本身，而是身份、地位、财富的符号标志。这一切并非现实中“杜拉拉”之类的中产阶层的真实存在，而是导演徐静蕾作为社会“精英人士”对中产阶层的生活品位和消费观念的文学想象。这种强硬的符号灌输“区隔”了影片、小说和现实中的“杜拉拉”，现实中的“杜拉拉”需要的是奋斗不息，而影片中的“杜拉拉”需要的是浪漫爱情和享乐主义。这是一种针对特定观众群体组织的叙述方式，当某种生活方式转化为表意叙事时，一种意识形态就产生了。

当今时代的人们接受信息、交流情感、精神娱乐没有哪一样不是依靠媒介载体，屏幕、图像已经成为人们的一种生活方式。它们在帮助人们更清楚地认识世界的同时，人们也被图像世界所统治，“在我们日常生活中，我们的身体逐渐远离了我们的自我意识，我们的视觉感受范围、效果已经不取决于眼睛本身的自然能力，看什么、不看什么或者怎么看越来越受到一定技术力量的控制”。也就是说，数字技术把人置于虚拟化、机器化的网络时空中，它控制了人们进行的一切审美感知和情绪。这种不需要顾及现实的拟态生活，必然会导致无视他人的尊严、任意宰制人的意志和支配人的精神自由。为市场笑声打造的电影《泰囧》(2012)讲述的是“富人被穷人道德感化”的故事。如果说电视剧《欢乐颂》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当下社会的痛点，是当代中国社会的客观写照的话，那么《泰囧》就是一部意义被放逐的娱乐大众的笑梗。虽然它找了一个早已被各种小说和电影、电视剧咀嚼过的“口香糖主题”——人只有在困窘中才可以重建良好的道德和品格做支撑，但只要看看《欢乐颂》中金钱不仅成就了事业，还能成就智商、情商甚至包括爱情，就会明白这是一种多么一厢情愿的想当然的浪漫，它除了模糊大众对中国阶层固化现实的认识，让人们迷醉在一个充满了影像画面一样温暖的世界中外，并不能警醒人们对社会进行应该有的批判和反思，从而阻碍了打造充满活力、人人有机会的进步社会的可能。

作家王安忆对影视幻象对人们意识的宰制有着清醒的认识。她在小说中通过设置人物对电影幻象的轻信而造成的悲剧命运，揭示了电影作为一种大众文化对人的意识迷惑和精神抽空。小说《妙妙》里，北京摄制组的到来制造了头铺镇妙妙的人生悲剧。她被电影里的生活所迷惑，认为真实的好生活就是电影里的生活，这样的认识让她鄙薄落后的头铺小镇和本地居民，怀有进入大都会的理想。但她对都市的所有想象都来自电影及其来拍电影的摄制组，最终因对幻象的崇拜使她被三流电影演员所勾引，以身体完成有关“现代化”的虚化抱负。小说没有使人堕落，电影却让人沉沦，王安忆的创作意图是显而易见的。而艺术系的女大学生阿三对西方的文化想象也完全来自电影，并勾起了她对异国青年的向往。王安忆严厉谴责了这种不切实际的虚幻性：“她们根本不晓得外国与外国是有所区别的，只要看到一个长得像异族人样子的人，她们都觉得是希望。”如果说妙妙将电影等同于生活，那么阿三的生活世界则是虚拟性压倒了现实性。正是把电影的仿真图像世界当作了真实的生活世界，使得妙妙、阿三因脱离生活的真实而走向了悲剧。在这里王安忆批判了电影幻象模糊了人们正常审视世界、审视日常生活的眼睛，揭示了影视图像世界对人的意识的潜意识规制。

影视幻象对人的宰制还体现在思想观念的控制上。当影视从一种戏法技术转变为一种叙事媒介时，就无可避免地会携带着意识形态。2016年热播的电视剧《欢乐颂》就是笃定对资本背后的技术理性的顺从而引起了巨大的争议。《欢乐颂》讲述的是来自五个不同阶层的女孩同住一层楼的互助互爱的故事。但这个保守的故事背后，标榜的却是对“规则”的顺从，这个“规则”不是社会习俗，不是社会公德，也不是法律规定，而是人们不愿承认而事实上存在的商品形式主导社会特有的拜物教情结，或者说由于片面追求技术的发展生产率的能力，而使得人的意识也物化成了技术的思维，即人也被抽象规律所左右和割裂。在这样的“规则”中，成功、发展、进步依靠的是规则、标准、统一、配合，而不是什么人的自由意志。《欢乐颂》中，情商很高、工作能力很强，也貌美如花的樊胜美，始终无法通过婚姻来提升自己的阶层，最终只能选择和自己同样社会坐标的男友；但连商务英语都看不懂的富二代曲筱绡，却因为懂得顺应规则和使用规则却成了社会栋梁；就连合租三姐妹，对两位上层精英安迪、曲筱绡的跟随、学习，也是她们懂得适应和顺从这个世界。总之，所谓的“欢乐逻辑”就是遵从资本的既定规则，在其规定的系统内做事，才能获得欢乐。

正是《欢乐颂》明目张胆地宣称只有在遵守既定规则的基础之上才能获得成功，让其争议达到了舆情沸点。出身决定了一切的规则深深刺痛了中国大众的心，而影片宣告的一切试图改变自己阶层的努力都是徒劳的失败，更是令人绝望。虽然在某种意义上，这的确是中国社会的客观现实，但客观并不就意味着是理想状态。在不尽如人意的事实面前，我们需要的是反思、改变，而不是匍匐和止步。《欢乐颂》对可悲现实的一再重复，不仅仅是没有超越性，相反，恰恰有可能对初涉职场、刚刚踏上“奋斗道路”的青年白领形成一种意识强制：奋斗就是放弃自我，成功就是随波逐流被世界改变。

电视剧作为当今时代人们的一种生活方式，是人们接受信息、交流情感、精神娱乐的首要媒介载体，有着形成共同话题、共同趣味和共同体验的“大众文化”的功能。但任何一种生活现象、社会认识，经过影视的拟态视像渲染后，都会被无形放大，到那个时候，看电视就不能再仅仅被视为是一种文化消遣、文化消费了。

三、结 语

影视通过数字技术将现实生活中不可能存在的场景、人物和事件等整合在一起，用声音、色彩、图像或线条等逼真地还原出一个“虚拟性”的真实生活。这个“人工生活”可以是真实世界的模拟，也可以是想象中的虚幻世界。它在最大限度地满足了艺术创作的自由追求时，也疏离了现实生活中的情感交流和生命感受，其依凭技术操作随意杂糅了的“生活真实”和“文化真实”，扰乱了人们的认知模式，使人们丧失了对亲历的事件的认识能力，陷入了选择的焦虑和思想的凌乱。从某程度上来说，影视制作的赝象宰制了我们的心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