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飞速发展，取得了举世闻名的成就。但我国农村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相当严重，呈现出“大气—土壤—水体—生物”立体交叉的复杂特征，威胁农村的可持续发展。如何创新农村生态环境治理机制，推动实现农村生态环境的全程综合治理，成为学界关注的焦点，而作为其中重要研究内容的农村自然资源治理研究，相对而言研究得不多，这成为了本文的研究缘起。

“文献文字的自然分布状态，携有语言的大量信息”［1］，在政策文本形成过程中，不同的政策文本往往显性或隐性地蕴含了相关治理所表达的实质内容。因此，自2002年开始，进行政策文本量化研究的学者越来越多，在2017年达到了顶峰（截至2018年7月）。

然而，目前运用政策文本量化方法综合研究我国农村自然资源治理政策的学者非常少。王清军和陈兆豪通过分析地方立法文本，分析了森林生态补偿标准的现实结构，明晰了森林生态补偿的内容和发展趋势，并进行了反思［2］。王文强基于14个“中央一号”文件，对21世纪以来我国三农政策走向进行了研究［3］。连怡婷和马军从政策利益相关者、政策工具和政策价值三个维度对内蒙古草原碳汇公共政策文本进行科学评判，依此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4］。王茁等构建了中国耕地保护政策的二维分析框架，采用内容分析法对耕地保护政策文本进行了分析，明确其结构与特征，并提出相关建议［5］。因此，本文在对改革开放后1979—2017年相关政策文本回溯、梳理、比较的基础上，回顾分析并展望我国农村自然资源治理的政策，以期推动我国农村生态文明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