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现苓

在过去数十年里，中国社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其中人口的变化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并为中国经济增长奇迹作出重要贡献。作为社会经济活动的主体，人口的规模、结构、分布与素质的战略性重要地位已经由历史证明。在新时期和新时代下，中国人口呈现出新的特征和形态，人口形势与以往相比迥然不同，尤其在生育领域，已经成为中国社会变迁最为深刻的一幅缩影。在此背景下，对妇女生育水平、影响因素以及人口未来发展态势的研究和探析，既是人口均衡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社会经济建设继续推进的客观需要。

中国生育率转变及政策调整

自20世纪70年代，全国性计划生育政策开始推行，我国妇女生育水平由此拉开迅速下降的帷幕，总和生育率从70年代初的6左右下降至90年代初的更替水平，随后进一步下降至1.6左右 （见图1）。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妇女生育率转变历程具有其独特性，表现为转变的迅速性、不稳定性、区域不均衡性和外部干扰性。尤其近些年来，我国人口死亡水平基本处于恒定状态，国际迁移影响微小，生育则成为决定我国未来人口走势的最重要因素，是塑造未来人口结构和形态的最重要力量。因此，关于生育的讨论引起学术界和社会各界广泛的关注。

为应对新的人口挑战与问题，近些年我国政府对生育政策进行了诸多调整和完善，如2013年实施单独二孩政策、2016年实施全面二孩政策。生育政策完善调整的效果主要表现为对二胎生育的刺激作用，通过增加二孩出生人数带来年度出生人口规模的增长。自单独二孩政策实施以来，二孩出生人数呈现持续增长的趋势，占年度出生总量的比例也在不断增加 （见表1）。但是，一孩出生数量和占比出现下降趋势，甚至导致总出生人数出现下降。2017年，一孩出生724万，比2016年减少249万，同期总出生人口仅少63万。一孩出生的减少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如育龄妇女尤其是生育旺盛期育龄妇女 （20-29岁）规模的下降、初婚初育推迟、生育意愿降低等。

图1 1949—2014年中国妇女总和生育率的变化

表1 2014—2017年全国出生人口状况

特别指出，出生人数与生育率是两个既相关又不同的人口学指标。虽然二者均是反映妇女生育状况的变量，但是出生人数减少并不代表妇女生育率下降，两者之间不存在必然的数学关系，后者还受育龄妇女规模、结构以及生育模式等因素的影响。因此，对妇女生育率的判断需要更加详细可靠的数据和谨慎的态度。

低生育率现象的成因

从世界范围看，低生育率现象已经成为人类社会面临的全球性趋势。据世界银行最新数据显示，2016年世界上74个国家 （或地区）妇女总和生育率在1.8及以下，其中29个国家 （或地区）生育率在1.5及以下。有学者指出，生育率转变可被称为20世纪对人类社会影响最为深远和最重大的变化。

低生育率现象的背后涉及复杂的社会、经济、文化等多方面的因素。在宏观层面，生育政策和社会经济发展均在生育率下降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尤其对于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的强有力推行显著加快了妇女生育率转变的完成。研究表明，生育政策和社会经济发展在我国妇女生育率下降过程中的作用具有阶段差异性，在妇女生育率下降的早期生育政策和社会经济发展都具有重要的影响。但更近期的数据分析则论证了经济因素 （如城市化、经济增长、教育水平、婴儿死亡率、子女养育成本等）在生育率下降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微观层面，个体/家庭的行为和社会经济特征直接影响妇女的生育行为，如家庭结构、居住模式、代际关系、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妇女教育水平及工作状况等。

近些年来，我国妇女生育率长期维持在较低水平，除上述因素外，妇女工作-家庭双重角色冲突、子女养育成本上升、托幼服务市场化程度低、生育意愿下降、房价高涨等因素都发挥了重要作用。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妇女劳动参与率一直处于较高水平，但同时女性在家庭内部仍需要承担主要的家务劳动和子女照料，而家庭核心化和小型化趋势的发展又使得隔代抚育成本增加。在发展成熟的市场化托幼服务不可及的当下，妇女的生育决策和生育行为受到显著影响。

中国人口未来发展趋势

学术界和政府部门对妇女生育率的热烈讨论，落脚点在于对我国未来人口走势及其对社会经济建设影响的关注。虽然近些年政府一直在不断调整和完善生育政策，并取得一定效果，但在人口发展总方向既定的背景下，生育政策对人口未来发展趋势的影响力度并不是无限制的，甚至没有达到政策调整前的预期。笔者按照现行生育政策情境进行模拟，未来我国人口结构和形态的变化主要表现为年龄结构老化、劳动力供给减少、抚养比上升等 （见图2）。

首先，我国人口总量在未来十余年将持续增长，但随后将开始下降。自20世纪中叶以来，我国人口规模一直维持不断增长的态势，且高居世界第一人口大国的位置。但是，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妇女生育率长期维持在更替水平以下，人口内在增长率由正转负，近些年的人口增长主要归于惯性增长。到2027年，我国人口总量将攀升至峰值14.4亿左右，随后将迈入负增长的历史转折期。同时，我国人口规模的世界排名也将很快 “退位让贤”，被印度赶超，我国退居世界第二人口大国。2050年，我国人口总量将降至13.4亿左右，甚至少于我国目前的人口规模。其次，劳动年龄人口规模不断缩减，占总人口比重持续下降。未来数十年，我国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的数量将维持不断下降的趋势，从目前的10亿人左右降至2050年的8亿人左右，降幅达到20%。第三，社会抚养负担迅速加重，第一次人口红利已然消失。从1980年代初至2010年左右的三十年间，我国人口年龄结构中生产性人口占比较大，少儿抚养负担和老年抚养负担均较轻，为经济增长创造了良好的人口条件。但2010年以来，伴随着人口老龄化进程的推进，社会抚养负担尤其是老年抚养负担显著加重，依托于传统人口红利的经济增长模式已然不可为继。2050年，我国社会抚养负担将增长至67%左右，增长近一倍。最后，人口老龄化持续快速推进，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规模在未来二十年呈现近似直线型增长。2050年，我国老年人口规模将达到3.5亿人左右，占总人口比重约为26%。

低生育率的应对

图2 中国人口未来变动趋势预测图

低生育率现象不仅仅是人口问题，更是社会问题和发展问题。为应对低生育率带来的挑战和问题，如人口萎缩与劳动力短缺等，各国政府普遍出台了鼓励生育的相关措施。从各国政策实践看，鼓励生育政策大致可分为三类：一是财政激励性政策，如财政补助政策、住房激励政策、生育津贴制度、儿童补助金等；二是促进家庭-工作平衡的支持性政策，如产假/陪产假政策、亲职假政策、托幼照料/服务政策、弹性化工作时间制度等；三是家庭/生育友好型的社会政策，如促进性别公平与平等的政策、荣誉激励政策、鼓励婚育政策等。欧洲经验表明，帮助女性平衡就业和家庭之间关系的政策项目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促进生育率的回升。在生育率相对较高的部分北欧和西欧国家，兼职或灵活就业的现象较为普遍，尤其是女性。

发达国家在家庭政策方面做出的诸多尝试和努力，对我国家庭政策改革和生育友好型社会建设具有良好的启示和借鉴意义。结合各国实践以及我国具体国情，在应对低生育率问题、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领域，需要重点关注以下方面。

首先，良好的政策设计和制度安排是基本保障。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在家庭政策领域仍有很长的道路要走。虽然在产假/陪产假方面政府已做出积极努力，但在促进家庭-工作平衡、家庭内部的性别平等政策、托幼服务、家庭津贴等领域仍然存在很多不足，甚至缺位明显。其次，营造生育友好型和家庭友好型的社会氛围和文化环境，通过宣传教育、舆论倡导等方式树立良好的生育文化， “以外攻内”来提升夫妇生育意愿。第三，在制定和落实家庭政策的过程中，注重与其他领域政策的衔接与配套，从经济、文化、政策等多个维度着手，帮助个体和家庭实现生育的权利和自由，让年轻夫妇 “愿意生”“生得起”“养得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