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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靖难之役中双方对灾异天象的对策

“靖难之役”中战场上的天象变化诡异难测。初期，南军将士在北地的寒冷中难以适应，北军则习以为常。负责守城的世子利用寒冷天气浇水成冰，使李景隆数万大军连攻不下。朱棣也积极利用寒冷天气的优势，故意引李景隆出兵，“我师攻大同，李景隆果来援，引军出紫荆关。上率师由居庸关回，景隆军冻馁死者甚众，堕指者什二三，弃铠伏于道不可胜计。”把天气应用于战争，使李景隆军损失惨重，严酷的天气成了战争胜利的筹码。

北军面对突发情况的处理相比南军来说也是游刃有余。白沟河再战中北军本已处于劣势，然而“会旋风折其大将旗帜，众大乱”。突袭的大风改变战场形势，给了朱棣扭转败势的大好时机。“我军乘风纵火，燔其营，烟焰涨天，郭英等溃而西，李景隆等溃而南”。朱棣反败为胜。白沟河之战是“靖难之役”中的决定性战役。此后，建文帝再也组织不起来大规模的军事征讨。

夹河之战与藁城之战中也都有类似的“妖风”出现。同样是战场之上，双方相持之时，南军被风势所阻，难以再战，朱棣方面趁势突击大获全胜。

战场之上三次突起大风，且都对北军有利，的确很是巧合。但除运气之外对战场上突发状况的反应和利用则更为重要。

二、对战局产生影响的灾异天象分析

考察诸多史料中灾异天象的记录，可以发现，这些记载大体可以分为三类。

战场上三次“妖风助阵”虽难以置信，但《明史》与《太宗实录》俱有记载，很多后人的笔记资料中也有些许记载可以作证。可见此类记载真实性较高，但也只是巧合所致。

第二类则是在真实存在的基础上加入编派附会的成分，以达到政治斗争的目的。这一类中最典型的便是“袍起龙纹”与“白河冰合”事件。

“上所御素红绒袍，忽见白花如雪色，凝为龙纹，鳞鬣皆具，美如剌绣。诸将见者骇异，皆叩头曰：龙君象，天命嘉兆，必获大捷。”冬天有霜花凝结本是正常现象，凝成龙纹也只是巧合，却硬是被说成了嘉兆。

“白河冰合”事件则是朱棣率兵至白河时，河水未封冻，无法渡河。偏巧第二天河面就结了冰，更巧的是北军过河之后，尾随的陈晖部队过河至半时却“河冰忽解，溺死甚众”。诸多巧合让北军将士更加相信天命所归，将河水封冻归于朱棣的“暗祷于神”之举，视为“同符光武滹沱之瑞，上天祐助之徵也。”

“黄瓦兆”事件也很是巧合，“帝初与姚少师广孝共谋举事，语未几，檐瓦飘坠地而碎，帝以为不祥，色殊不怿。少师曰：此祥也。帝骂曰：汝何妄言？少师笑曰：天意欲殿下易黄瓦耳。帝乃喜。是日谋乃定。”原本以为不详的预兆反而也成了吉兆，可见事在人为。

这一类事件的共同特征即在真实存在的基础上为了宣传效果加入些编派的成分，如霜花凝成的龙纹与渡河前的“暗祷于神”等，很有可能是后人的附会。

第三类则完全没有事实根据的杜撰。以“神灵助阵”“天兵相应”“城隍救驾”三件事为典型。

举兵之初，“有神爵五色飞驻旗竿之首，告毕，向西北而去。”，之后又“见空中兵甲，其帅玄帝像也”，即将战败之际便是“一男子丰貌美髯，乘白马持大刀自西南来，声言救驾，即研平安应声而倒，遂得脱难。问其姓名，对曰：臣城隍神也”。此类记载虽亦见于诸多史籍之中，甚至实录、国榷之类的信史也有记载，但这些都明显违反客观规律，从现今唯物史观的角度来看，可以基本断定是后人杜撰所致。

三、灾异天象对靖难战局产生影响的成因机制分析

为何朱棣以灾异天象做文章屡屡成功？要分析这些的原因还要回到传统的儒家思想上来。

《论语》载“生死有命，富贵在天。”可见古人对上天的敬畏。汉代董仲舒进一步提出了“天人感应”理论。其认为：“灾者，天之谴也，异者，天之威也，谴之而不知，乃畏之以威，凡灾异之本。尽生于国家之失。”把天象与人事相联系，以人意来解释天意。异兆是上天的警示，而吉兆则是天命的象征。

正是由于传统的儒学观念和朱棣不遗余力的宣传，致使诸多灾异天象被赋予了更多的含义，与政治相联系，强调了自己起兵的合法性，以求得到更多的支持。

此外，明代开国君主朱元璋因其出身缘故，为论证自己取得皇权的合法性和明代元的合理性，故极其重视天人感应论。一方面，为自己的统治涂上了神秘的光环，一方面为了永保“天命”，更需虔诚“事天”。由于朱元璋对“天人感应”论的虔诚信仰和大力宣传，致使明初的政治环境和舆论背景也让朱棣对灾异天象的宣传更加具有可信度。可以说，明初的政治背景也是朱棣的宣传能够实现的原因之一。

四、结语

综上所述，灾异天象也是“靖难之役”中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由于传统的儒学思想以及“天人感应”理论的传播，加之明初由朱元璋的天人观而营造的独特政治背景，使得灾异天象成为了政治斗争中的工具和筹码，为战争的成功提供了精神上的支持。总而言之，朱棣最终能登上皇位，在他本人卓越的军事才能之外，灾异天象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应对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