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坚果

“恨不抗日死，留作今日羞。国破尚如此，我何惜此头？”抗日英雄、爱国将领吉鸿昌临刑前写下的《就义诗》至今在国人心头激荡。吉鸿昌骁勇善战，为人正直，不畏权势。1932年他加入中国共产党，1934年参与组织中国人民反法西斯大同盟，宣传抗日，联络各方，准备重新组织抗日武装。1934年他遭军统特务暗杀受伤后被逮捕，同年11月24日，被杀害于北平陆军监狱，时年39岁。

做官即不许发财

1920年5月，河南省扶沟村最美好的日子，脱掉老棉袄的老老少少纷纷走出家门，享受久违的暖阳，但吉鸿昌家里的气氛却比寒冬还要冷几分。

自从18岁走出村子，吉鸿昌已经7年没有回家了。7年来，他跟着冯玉祥将军的队伍，讨伐复辟，反对直奉联军，在烽火连天的战场上厮杀，从一个兵娃娃成长为高级将领。收到老父吉茂松卧病在床的消息后，吉鸿昌带着一身硝烟，急匆匆赶到父亲的病榻前。

吉茂松家的儿子回来了，骑着高头大马，挎着盒子炮，跟着勤务兵，村里的人纷纷围过来看稀奇，一边夸赞吉鸿昌有出息，一边感叹老爷子没福气。

屋子里，吉鸿昌跪伏在父亲榻前。父亲已经枯瘦如柴，努力伸出一双干瘪的手，把儿子拉得更近一些，浑浊的双眼紧盯着儿子的面庞，哆嗦着嘴唇，好像有很多话要讲。

“爹，您有啥话尽管说，孩儿一定铭记照办。”吉鸿昌紧握父亲的手，泣不成声。

“吾儿正直勇敢，为父放心，不过我有一句话要向你说明：当官要清白廉政，多为天下穷人着想，做官即不许发财。你只要做到这一点，为父才死而瞑目。不然，我在九泉之下也难安眠啊！”虚弱的父亲用尽最后力气，依依不舍地叮嘱儿子。

“孩儿记下了，请父亲放心！”吉鸿昌强忍悲痛，呜咽着回应父亲的叮咛。

料理好父亲的后事，吉鸿昌返回部队。父亲的叮嘱时刻萦绕在他的耳边，旧军阀队伍里充斥着各种黑暗龌龊的交易，自己必须洁身自好才能不负父亲的在天之灵，可是做到这一点又何其难啊！

吉鸿昌焦躁地在作战室踱来踱去，勤务兵捧着一杯茶，站在一边不敢惊扰他。忽然，吉鸿昌的目光落在勤务兵手里的细瓷茶碗上，他拧着的眉头渐渐放松开来。

“铺纸研墨！”吉鸿昌来到铺好宣纸的桌边，提起狼毫大笔，饱蘸墨汁，一行遒劲有力的大字跃然纸上：“做官即不许发财！”他把这幅字裱装起来，挂到厅堂之上，犹如每日进行一次父子对话。随后，吉鸿昌拿出自己的官饷，找来一个陶瓷厂的老板，要求他烧制一批细瓷茶碗，每个茶碗上都要写上“做官即不许发财”七个字。茶碗烧制好后，吉鸿昌把这批茶碗装车拉到部队，集合全体官兵，举行严肃的发碗仪式。

“弟兄们，我吉鸿昌虽为长官，但我绝不欺压民众，掠取民财，我要牢记家父的教诲，做官不为发财，要为天下穷人办好事，请诸位兄弟监督。”吉鸿昌亲手把碗发给每个官兵，勉励大家一起廉洁奉公。

那一年，吉鸿昌25岁，在西北军冯玉祥部下任营长。

这只印有“做官即不许发财”的细瓷茶碗，成了吉鸿昌约束自己和他手下士兵们的一面镜子。一句嘱托，一只茶碗，打造出一支纪律严明的部队，纵然转战南北，却秋毫无犯。

我是中国人

“回去告诉他蒋某人，我吉鸿昌不接受这份委任状，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吉鸿昌把委任状掷还蒋介石的信使，吼声如雷。

1930年，蒋介石、阎锡山、冯玉祥军阀混战，蒋介石获胜，使他有了力量和时机，着手部署对革命根据地的围剿。为了拉拢吉鸿昌所部，蒋介石派信使送来一张委任状，委任他为河南省主席，早已经看透蒋介石险恶用心的吉鸿昌拍案而起，吓得信使灰溜溜地逃走了。

吉鸿昌的“不识时务”激怒了蒋介石，为了解除吉鸿昌的兵权，蒋介石以派他“出国考察实业”为借口，将他变相流放海外。

远洋客轮载着吉鸿昌辗转漂泊来到美国，这个趾高气昂的国家，用它一贯的傲慢和冷漠接待这位爱国将军，却被吉鸿昌狠狠回击了一记耳光。

吉鸿昌考察完毕来到邮局，他要向国内邮寄包裹。邮局里人很多，除了金发碧眼的美国人，还有很多黑眼睛、黄皮肤的亚洲人。吉鸿昌在自己的包裹上用中文和英文清楚工整地写好地址，站在等候的队伍里向前挪动。有些人因为等得太久，不耐烦地发着牢骚，有英语，也有日语和韩语。柜台里的职员无聊地打着呵欠，翻着白眼打量外面长长的队伍。

轮到吉鸿昌了，他来到柜台前，客气地从窗口递上包裹：“请寄往中国。”

那个职员粗鲁地扯过吉鸿昌的包裹，一把推出了窗口，一脸不屑地看着吉鸿昌，阴阳怪气地说：“对不起，先生，中国在哪里，我不知道，无法投寄！”

吉鸿昌火冒三丈，大声地教训起那个职员：“中国！中国的国土面积比你们美利坚合众国的还要大，你竟说不知道！”

跟吉鸿昌同来的一个中国人拍拍他的肩膀，很世故地说：“老弟，犯不着跟这种人斗气，看我的。”

他来到营业窗口前，低头哈腰地对职员说：“我是日本人，我要向中国寄东西。”职员立刻换了一副嘴脸，为他办业务。

那个圆滑的中国人回过身，得意地向吉鸿昌眨着眼睛说：“怎么样，我的办法好使吧？”吉鸿昌生气地一把扯过他，大声地呵斥起来：“真给中国人丢脸！我，吉鸿昌，决不这样做！到哪里我都是个顶天立地的中国人！”

吉鸿昌愤愤地回到租住的寓所，向房东要了一块小木板，叮叮当当地在屋里忙活了一个上午。下午出门的时候，他的胸前赫然多了一块小牌牌，上面用粗重的笔迹写着一行英文：“I am a Chinese！”

戴着这块胸牌，吉鸿昌昂首挺胸地走在美国的大街小巷，无论是出席宴会，参观工厂，还是参加记者招待会，做即兴演讲，他开口的第一句话就是指着自己胸口的木牌，朗声告诉大家：“我是中国人！”

不请士绅请百姓

民国时期有个规矩，军队到地方驻防，地方官员士绅要先尽地主之谊，为远道而来的将士接风洗尘，随后，军方摆酒回礼、答谢。这种礼尚往来，名义上是军民一家亲，实际上是军方与地方沆瀣一气鱼肉百姓。

1931年，吉鸿昌率领第二十二路军来到河南潢川驻防。营盘刚刚扎下，就有潢川的士绅递来请帖，在当地最有名的盛华楼饭庄宴请吉鸿昌和他的部下。

当天，一群身着长袍马褂、油头粉面的乡绅聚集在盛华楼下，等待吉鸿昌将军大驾光临。远处一阵马蹄声传来，来的是吉鸿昌的马弁。他跳下马大声喊话：“吉将军传话，说这些宴席是从老百姓身上搜刮来的，他决不吃用人民血汗办的酒席！他还说，明天他在军营摆宴酬谢地方。”

前半截话让士绅们大失所望，后半截话又让他们转忧为喜，兴高采烈地等着去赴吉鸿昌的宴席。

第二天一大早，吉鸿昌突然一声令下，潢川县城的四门被紧紧把住，进城的人不分男女老幼被一起带到了驻军总指挥所在的县衙。

许多人围在县衙门前，探头探脑地打听消息。到了中午时分，县衙前已经聚集了一大堆人，卖柴的、卖菜的、打卦算命的都有，吵吵嚷嚷乱成了一片。这时候，从里面出来一名军官和一队士兵，奇怪的是士兵手里握的不是长枪，而是大台秤。他们来到人群前，把柴米油盐挨个过秤记账，给收条，一群人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更加恐慌不安。

忽然，士兵们“啪”地一个立正，原来是四个腰挎盒子炮的卫兵簇拥着一个彪形大汉从大堂里走了出来。领头的军官赶紧跑上前去报告：“报告军长，柴米蔬菜过秤完毕，请您指示。”原来这个不怒自威的将领就是吉鸿昌。

吉鸿昌在大堂台阶上站定，双手抱拳对众人施礼：“谢谢大家送来的好柴好米。今天我吉某请诸位的客，一人一碗糊辣汤、三个高桩馍。”

说罢一招手，从后院走来十几个气喘吁吁的士兵，果然抬出了几大盆糊辣汤和十几笼高桩馍。大伙儿心里一凉，坏了，今天被抓壮丁啦！

吉鸿昌见大家站着不动，一瞪眼，高声喝道：“吃，都给我吃！不吃可不中。吃罢饭，我老吉还有好戏等着你们哩。”

有几个胆大的走过来哀求道：“长官，你行行好，放俺们走吧。”

“走？既然来了，就一个也不许走！快给我吃饭去。”说罢，吉鸿昌转身回后堂去了。

这下可炸了锅，女的哭，男的叫，老的吵，小的闹，把吉鸿昌手下的人弄糊涂了。直到领头的军官上前一问，才知道大伙误会了军长的意思。他跳上台阶高声解释：“乡亲们，我们不是拉你们的壮丁，是真的请大伙吃饭。我们军长说‘吉军驻防，打扰地方，酬谢百姓，理所应当’。吃了饭，各拿各的扁担，凭手里的收条到军需处去领各自的柴钱、菜钱，然后到民众大戏院去，军长已经为大伙定好戏码啦。”

原来是这样！大伙破涕为笑，一拥而上，拿筷抢碗，盛汤拿馍，美美地吃了起来。很快，吉鸿昌一改官场旧习、不请士绅请百姓的事，就在潢川城里传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