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在北京人艺，上至院长、党委书记，下至各科室主任，院里人对他们从来不称官衔，一律直呼其名，或者干脆给起个绰号。

比如曹禺，大家从来不叫他“曹院长”，而是叫他“曹头儿”，连家属、小孩儿也这么叫他“曹头儿”。他非但不反感，还会笑着答应。再比如焦菊隐，大家也不叫他“焦副院长”“焦总导演”，而是称他为“焦先生”。还有赵起扬，大家也都不叫他“赵副院长”“赵书记”，而是叫他“起扬”；见了欧阳山尊副院长，也是直呼“山尊”……

这个优良传统一直沿袭着。后来的各位副院长、副书记，大家也是这么叫，“是之”“苏民”“兆华”“连昆”“崇林”等等，叫的人上口，听的人顺耳，谁也不介意。如果你参加人艺的一个会，大约是听不出谁是“官”，谁是“兵”的。

与此同时，人们还很善意地给一些人起了一些绰号，而且一经出现，很快就成为了全院的“财富”，一叫就是几十年。比如李绪文同志是上个世纪50年代调到剧院的，当时，他还是个二十啷当岁的小伙子，负责制作道具和做一些管理工作。他天生一副好嗓子，常常一边做着道具，一边唱上两句李光羲的《货郎与小姐》，还真有那么一点儿意思。一次外出演出，他想早点睡觉，可其他人有的在闲聊，有的在下棋，有的在看书，有的在打扑克，吵得他无法入眠。他就央求大家：“亲爱的大哥们，小点声儿吧，我实在没法睡啊！”大家故意逗他，偏偏声音更大了，最后要求他唱首歌，才肯安静下来。从此，每天晚上，只要环境一不安静，李绪文就会大声疾呼：“亲爱的大哥们！”也不知是什么原因，时间一长，大家反都叫他“亲爱的大哥”了，后又简称为“大哥”，甚至就连曹禺院长和赵起扬书记也都管他叫“大哥”了，他答应得也挺痛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