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屯田的营城

一

站在五花城东部的山梁上，五百多年前的山西镇总兵官王玺极目四望山下的营城，他是绝然不会想到，其实就在他准备将蜿蜒曲折的黄河边墙修筑到这处黄河滩涂上时，比大明帝国还要早五百多年的辽国已经在这块黄河滩上修筑过一座固若金汤的营城，而且营城的称谓就叫五花城。只不过他所修筑的边墙是为了阻挡来自北方蒙古部落的铁蹄，而辽国修筑的营城却为了抵御来自南方中原大宋王朝和黄河西岸的西夏王国的攻伐。五百多年的时空转换，一座耸立于黄河岸畔的营城在防御的对象上却在不经意间悄然改变了方向。

历史发展的潮流和节奏总是这么变化莫测。从秦皇汉武开始，北方的营寨多是中原王朝为扼守北方游牧民族入侵而筑，可当北方游牧民族真正变得强大以后，这种黄河岸畔上的关隘营城甚至城廓便转而变成了游牧民族的开疆拓土的军事要塞和南下逐鹿中原的跳板。

据南宋叶隆礼《契丹国志》记载：辽国置云中（今山西大同）路控制西夏国，设置了西南面都招讨府、西京兵马都部署司、金肃、河清军、五花城、南北大王府、乙室王府、山金司等府营，用来屯调兵马。其中，金肃、清河军都在现今的内蒙古东胜黄河以西的地方，而唯独五花城在黄河东岸，这三处地方是当时西夏与辽国的交界。特别是五花城，不仅是扼守黄河西岸的西夏国的兵营，而且是辽国与大宋王朝军事对峙的前沿阵地，在云中路西南营府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据《金虏节要》记载，在后来金灭辽的历史中，金人最初攻打辽国，惟恐以独自力量无法取胜，于是与北宋结盟并许诺等胜利后将当年石敬塘割让辽国的燕云十六州归还北宋。等到金国消灭辽国后，金国却背弃盟约，将燕云十六州独自占领。金国取得燕云等北方大片国土后，意欲挥戈南下直取中原，又感觉到仅凭一己之力无法取胜，于是又与西夏国结盟，欲将黄河两岸靠近西夏国土的天德、云内、金肃、清河、武州及河东八馆割让给西夏，等金国灭了北宋，轻而易举获得中原大片土地后，金国便重蹈旧辙，复取所割让出的河东等州府，但因金肃、清河二军在黄河西岸，金国始终无法攻取。

由此可以看出，在辽国二百多年的立国时间里，尽管黄河两岸的州府营城都在宋（北汉）、辽、金、西夏等各国的“拉锯战”中飘忽不定，但在辽国的鼎盛时期，五花城与河西的金肃、清河二军一直都是辽国云中路中重要的边关要塞。在辽国最为中兴的时期，辽国第五代君主耶律贤曾以此为依托，于太平兴国七年(982年)遣军3万，分东、中、西三路攻打北宋的高阳关（今河北高阳东）、雁门（今山西代县）、府州（今陕西府谷）等地，在这次大规模的南征中，辽国三路军马均已失败告终，其中东路军攻打高阳关，被宋将崔彦进击败于唐兴口 （今河北安新东南），折损将士2000余人。中路军攻至雁门，被宋将潘美破其众，折损将士3000余人，而且宋军趁其败北，追袭至辽境破其垒36座。西路军于新泽寨与宋军交战，被戍守府州将领折御卿击败，被俘将校百余人。耶律贤三路军马俱以失败，让辽国西南边疆一下子变得紧张起来，也就是在那一年的九月，耶律贤病死在云州昆山（今山西大同西北），同年北宋王朝在府州（今府谷）东北黄河东岸建立火山军，与辽国的五花城形成势均力敌的对峙之势。

可以想象得到，作为辽国西京云中路的边关营城，五花城雄踞黄河东岸，由西直逼黄河西岸的西夏王国，由北直通塞外广袤的草原，沿河而上便是辽国西京云中（今大同）的治所，对于当年冷兵器时代调兵遣将行军打仗是最为适宜的关塞。也正因为辽国据守了沿河要塞和燕云十六州的中原北部边疆的管卡要塞，辽国作为游牧民族建立的国家，在战乱纷争的五代十国时期才有二百余年的国运。由此可见，当年石敬瑭割让燕云十六州依附辽国自称“儿皇帝”，对于中原国家北伐无疑是造设了一条无法跨越的“鸿沟”。所以在辽国立国二百余年的历史进程中，北方游牧民族始终处于历史的上峰。北宋无法灭辽，但金可以灭辽，金灭了北宋，蒙古人又灭了金，仿佛所有的势力均是来自北方，北方崛起的游牧民族像一只向南而射的利箭，从契丹人兴起一只射向蒙古人统一中原，时间跨度大约五百年左右。

五百年中的五花城自然只能以一个兵营的身份存在于黄河岸畔。自太平兴国七年(982年)北宋王朝建立火山军以来，五花城一直作为辽国西路的侧翼势力，在辽国对北宋和西夏的作战中，一直守护着辽国西南的疆土。北宋至道元年（995年），辽国派遣招讨使汉德威曾两次率领数万骑兵由五花城沿河攻取麟州（陕西神木西北）。北宋景德元年（1004年），辽圣宗耶律隆绪和萧太后率兵20万，兵分两路大举南侵。闰九月下旬辽军开始攻打岢岚军，攻克了岢岚北面的草城川(今山西河曲、五寨、岢岚三县交界处)，与宋军决战于五花城东北的寒光岭（山西偏关）和草城川，辽军在决战中失利，自相践踏者死伤万余人，宋军趁机由火山军东北攻入朔州界，十月初四，宋军又大破辽军狼水寨（火山军东），而距火山军不远处的五花城依然岿然不动地固守着辽国的西南边陲。在北宋庆历四年（1044年）辽国对西夏的“河曲之战”中，尽管这次战役发生在现今的内蒙古鄂尔多斯市境内，但辽国时期的“河曲”与现在五花城所在的“河曲”仅有一河之隔，五花城在这次战役中仍旧应该是辽国把守国门的重要壁垒。在辽国和西夏的“河曲之战”中，由于辽军不熟悉鄂尔多斯境内的气候环境，致使辽国西征失败。辽兴宗耶律宗真亲率10万精兵征讨西夏，最后因风沙乍起的天气而转胜为败，自己仅带领数十骑勉强逃脱。这次战役尽管显露了辽国江河日下泰极丕来的国运，但西夏并没有因此攻克辽国沿河的营城和军镇。

五花城之所以称其为“五花城”，从它第一次筑城建营起，就承载了历代军事家对它的厚望。“五花”在古代兵法中又称“五行”，即以金、木、水、火、土五种物质为代表的相生相克的思想，与此相对应的还有“八门”，即八卦。古代军事家用“五行”和“八卦”思想分别创立“五行阵”和“八卦阵”两种阵法，后来由此演变为“五花城”和“八门城”。据《历代兵制·八阵图赞》记载，八卦阵由蜀汉丞相、武乡侯诸葛亮创立，其阵法在古代有三处地方可见，一处是沔阳（今湖北省仙桃市）的高平旧垒，另一处是广都（今成都市双流）的八阵乡，还有一处是鱼腹（今重庆市瞿塘峡之西门）永安宫南江滩水上。沔阳高平的八卦阵从郦道元著述《水经注》那时起就“倾圯难识”不复存在了。广都的八卦阵主要是以隆起来的土堆为布阵的基石，以此建成阵法，书中所记：“隆土为魁基，四门、二首、六十四魁，八八成行，两阵俱立，阵周四百七十二步，其魁百有三十。”最为闻名的是鱼腹的八卦阵，据传当年东吴的陆逊曾被困八卦阵中，幸遇诸葛亮的老丈人黄承彦，才得以脱逃。此阵“因江为势，积石凭流，前蔽壁门，后却郄月。纵横皆八魁，间二丈。郄月内面，九六鳞差”。从《历代兵制》记载中可以看出，古代的八卦阵作为冷兵器时代的阵法，都是有效地利用了土石、水流、高山等自然条件，建立了迷惑敌人的阵地，以此达到有效歼灭敌人的效果。据唐代李靖《兵法》记载，“五行阵”根据五方之色建立，即各路军旗按所在方位分为五色：南方为火，红色；西方为金，白色；北方为水，皂色；东方为木，绿色；中央为土，黄色。以此按照五行五色排兵布阵。后来“五花”和“八门”被演绎为成语“五花八门”，用来比喻花样百出，变化多端。在历代军事要塞保留下来的地名中，仍旧能看到 “八门城”“八门村”“五花城”“五花寨”等地名。

五花城作为黄河东岸的军城，其地理位置的特殊性自然不必多说，看其周边地势，也与“五行”一一对应。营城南临火山，是为红色；西临沙漠，是为白色；北靠河套，是为皂色；东依山林，是为绿色；营城以夯土筑城，是为黄色。五花城被古代军事家赋予了哲学思想，也让这块“五方杂处”多民族聚居的地方成为军事战略争夺的要地，从秦皇汉武一直到明清时期，这里就从来没有消停过。

二

当王玺真正走近这处营城时，这里已经是大明帝国戍边屯田的军镇了。从辽代建立营城开始，历经后来的金、西夏、元朝等近五百年的战火洗礼，此时的五花城已是瓦砾成堆、碎瓷遍地的景象。残破的城垣高低起伏，焦黑的荒草斑斑驳驳，偶尔有河风吹过，城垣下的荒地里，刺眼的碎瓷片熠熠闪光。那一副景象想来身为总兵的王玺定然有着别样的感慨。

王玺的任务是要将沿河的边墙一直修到黄河下游的石梯子。边墙沿河而筑，对于五花城这样的黄河冲积扇来说，无疑是城外筑城，黄河滩上大片的田地和村庄都将被边墙包裹其中。在营城西南边的河岸上，有一处自然河与黄河相交的隘口，当地称其为二郎口，边墙修筑至此，这里便成为边墙上众多隘口的一个关口。当地人之所以称其为“二郎口”，据说与隘口旁边的一处土石混杂的石包子有关。在北方的民间传说中，二郎神是大力神的象征，二郎神为了阻挡太阳的炎热，担着两座大山追赶太阳，想用大山阻挡住太阳的热浪。据说这些土石混杂的石包子就是二郎神在追赶太阳时，从鞋子里倒出来的硌脚的杂物。这个传说让一处普普通通的黄河隘口增加了神秘的力量，也让五百多年前的五花城在与蒙古铁骑对峙时，第一次有了驻守的关口。

营城东边是与杨家寨相连的沟壑，因其后来被营城里邬姓人家戍守，当地称其为邬家沟。邬家沟贯通黄河南北，五花城便成了最早把守沟门的壁垒。边墙修筑至此，沟门上便修筑铺楼连接沟壑两边的边墙。在一百六十多里的黄河边墙之上，边墙与隘口的连接处，都修筑了这种横跨隘口，既不影响河道排洪，又能戍守的铺楼。关河口的望楼，石城口的铺楼，罗圈堡与焦尾城之间的铺楼，以及火山东边修筑军寨守卫山沟要道(今河曲的土沟乡)的东铺楼，都是边关要塞之上用于防守的军事建筑。这些铺楼，由于分布在各个河谷的路口之上，后来渐渐地演化为村庄，名称也由“铺楼”而变成“路铺”或者“铺路”。在古代设立邮驿传递官文时，这些铺楼又成了连接驿站的必经之路。从石城口的“路铺”沿河而下，每一处称为“铺路”村庄之间的距离，大约也就是驿卒走半天的路程，可见在边墙之上修筑铺楼，其功效不仅是用来军事守卫和排泄山洪，对连通官道和驿站也有着重要的作用。

王玺修筑边墙时，营城虽然破败不堪，但从保留下来的地名可以看出，整个营城以中心城池为主，四周又有东城、西城、城塔坪、城后坪等营城加以拱卫，可以说从建筑形制上看，完全是《兵法》中描绘的“五花阵”的样子。在大明帝国宣德年间，黄河东岸纷纷建堡设营，据史料记载，宣德四年（1429年）建桦林堡、楼子营、河保营，宣德二年（1427年）建唐家会营，而唯独五花城营仅在后来的万历十九年（1591年）才有重修的记录，可见在王玺修筑边墙时，五花城营城虽说历经风霜千疮百孔，但其仍不失为黄河东岸较为坚固的营堡。

正因为如此，从王玺修筑边墙的成化二年（1466年）到嘉靖四十年（1561年）近百年的时间里，五花城一直作为黄河东岸的营堡之一，戍守着大明帝国的北部边疆。到嘉靖年间，蒙古部落的鞑靼部在草原上悄然兴起，随之而来的是北部边疆战事增多，黄河东岸的沿河营堡成了鞑靼部落首当其冲攻击的对象。嘉靖四十年（1561年）正月至十一月，蒙古鞑靼部落先后由宣府、大同、居庸关、固原等地攻掠明朝边关，正月，鞑靼部首领俺答部将吉能率兵踏冰过河，攻掠五花城营。五花城黄河冲积扇地势平坦，除了营城西边的斩贼沟和东边的邬家沟高山耸立外，河滩之上基本无险可守，王玺修筑的边墙经过近百年的风雨侵蚀，也漏洞百出。鞑靼部落的铁骑过河后，迅速围住整个营城，明军守备王世臣组织附近兵营所有官兵迎敌。霎时，五花城附近杀声动地，人仰马翻，鞑靼兵和明军混战在一起，鞑靼军几次围攻营城，都被明军压了下去。鞑靼人长得人高马大，攻城异常迅猛，明军手持火器弓弩，奋力杀敌。北方的正月，原本是戍边屯田的士卒修生养息的时期，鞑靼军攻来，营城之内，顿时陷入混乱之中。按照大明帝国的法令，戍边的邬姓人家，大都拖家带口，营城被鞑靼军围攻猛烈，营内的家眷不得不出城逃亡，一时间，整个五花城下，沿河一边两军交战血流成河，靠山一边妇孺出逃，慌不择路。营城千户李虎率部出城迎敌，被鞑靼军团团围住，为了为城内妇孺出逃争取时机，李虎奋勇抵抗，不让鞑靼军封锁城门，直至部将全军覆没，血战至死。守备王世臣眼见鞑靼军架设云梯疯狂攻城，先身士卒，带领部将登城杀敌，两军血战三天三夜，无奈鞑靼军人多势众，背水求战，五花城最后被鞑靼军攻克，王世臣和部将战死城头。就在五花城被鞑靼军围困的时候，城东的烽火台早已经狼烟四起，这道烽火由黄河岸畔，沿边墙烽台北上，一直烧到宣府。宣府副总兵马芳引兵南下，前来抗击，原以为是大同求援，到了大同又以为是山西镇（今山西偏关）求救，直到昼夜驰行500多里，才得知是黄河东岸五花城被鞑靼军攻克，于是率部抗击，七战七捷击退鞑靼军。那一次五花城之战，所幸营城里的妇孺都逃了出来，邬姓人家没有遭受灭顶之灾。而在第二年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的正月，鞑靼部首领俺答亲率部将旧戏重演，由偏头关的水泉口杀入，沿边攻克三岔堡、五寨堡，将五寨境内的贺智 （今五寨县杏岭子乡贺职咀村）、杏林（今杏岭子村）、小河头捣毁，人畜尽掳。比起五寨之役，鞑靼军攻克五花城，虽然营城守备和千户双双战死，但百姓并没有被鞑靼军掳去多少，不得不让后来繁衍生息的邬姓子孙为宣府副总兵马芳和战死的守备王世臣、千户李虎殉职尽责感慨不已。

四百多年以后的2016年正月，在冬日的阳光下，当我第一次站在五花城的山梁上抬头仰望粗犷厚重的烽台时，毛茸茸的阳光在冬日的山梁上像一团柔弱的绒毛轻轻地拂过我的脸膛，微冷的河风轻柔地摇曳着山岗上的荒草，瓦蓝瓦蓝的天空，将黄褐色的烽台分外逼真地映射在苍宇之间。那一刻，面对冬日下黄河岸畔静谧的山梁，我在默默地聆听四百多年前那场战争的声音。山梁下的黄土里，到处是邬姓人家的坟茔，虽然坟头不见，我想，那里应该有营城守备王世臣和千户李虎的忠骨，正因为有了他们这些戍守边关的将领，营城里邬姓人家的故事才能继续演绎至今。四百多年以来，邬姓人家一直戍守营城，人丁逐渐壮大，直至后来由一城，而变为两村，成为黄河东岸劳作生息最养人的地方。我突然觉得当一名大明帝国北部边疆戍守的士卒，其实是一件十分幸福的事情。宽展的河滩将黄河挤向了西岸的山崖下，沿着黄河东岸修筑起长长的边墙，这几十里的黄河滩涂便成了世外桃源的所在。夏秋之季桃红柳绿瓜果飘香自然不必说，就是在山肥水瘦的冬春季节里，手持一柄驱羊的铲子，靠着这向阳的山坡，看羊儿静静地啃噬草根树皮，远眺黄河两岸绵延起伏的山梁和袅袅升腾的炊烟，那一种人间烟火的惬意便会油然而生。

三

这种人烟辐轴桃红柳绿的生活场景真正降临到五花城营城，应该是在潞泽营建立以后。嘉靖四十年（1561年）的那一次战争，让劫后余生的五花城更加变得千疮百孔，为了有效抗击黄河对岸经常出没的蒙古铁骑，明廷在邬家沟的南岸重新建立潞泽营，秋冬之际，调集潞州府和泽州府2000余名官兵驻守防河，而五花城从此基本变成专门屯田的营城。

在大明帝国的历史上，屯田养兵自给自足是一项贯穿整个王朝的基本国策。明朝建立以前军队的主要任务是作战，屯田只能在战争间隙时进行。明朝建立以后，朱元璋便广纳众议，屡发指令，把“屯田积粟”“屯田备边”作为长治久安的国策加以推行。据《明太祖实录》记载，洪武三年三月，郑州知州苏琦上疏“屯田积粟”之事；十八年二月，国子监宋讷献“屯田备边”之事；洪武二十一年十月，命五军都督府更定屯田法等。洪武十八年，营田使康茂才在金陵、江龙等处实行军屯，五年之后屯田见效，得谷15000余石，除自给军饷外，尚结余7000石，朱元璋对康茂才大加褒奖，并以此推广屯田法令，指出：“兴国之本，在于强兵足食……若兵食尽资于民，则民力重困，故令尔将士屯田，且耕且战……诸将宜督军士及时开垦，以收地利，庶几兵食充足，国有所赖。”

为此，明廷不但广兴军屯以实中原，而且选择有智勇谋略的将领，在北部沿边要地戍边屯田。据《明太祖实录》洪武十八年二月甲辰记述：“每将以东西五百里为制，随其高下，立法分屯”，使他们相互之间，“远近相望，首尾相应，耕作宜时，训练有法，遇敌则战，寇去则耕”。明廷将北边作为屯田备边的重点，几乎每年都要派兵前往北边要隘附近屯田戍边，更有甚者，为了解决边防粮饷，除命统兵将领率军屯田外，还命令沿边诸王屯田备边，洪武二十八年一月，朝廷命周王朱橚、晋王朱分别发河南、山西都司卫所官军34000余人和26600余人，往塞北筑城屯田。

邬姓人家应该是在洪武年间第一批来五花城戍边屯田的边民，据说最早的先祖是来自河南偃师白水湾的邬义和邬慧兄弟两户人家。邬义、邬慧早前落脚邬家沟东边的常家堰，后来才被迁到五花城屯田，按照明朝的都甲制，邬义一支被编入崇宁都四甲，邬慧一支被编入崇宁都六甲。后来到清代，五花城新迁入一支邬姓人家，被编入崇宁都八甲，据说这一支邬姓人家是吴姓的后代，因吴三桂起兵反清失败后，为躲避清廷追杀取谐音“邬”为姓氏，迁到五花城避难。

五花城屯田，最好的土地是黄河冲积扇形成的河滩平原。河滩地不仅土地肥沃，而且保肥保墒，对于黄河东岸十年九旱的自然条件来说极为有利。从洪武年间开始，五花城等沿河戍边的边民屯田是主要的任务，因为此时的北部疆域还在黄河以北的地区，东胜卫（今内蒙古托克托）、兴和（今内蒙古兴和县）还在明军的实际控制之下。只有到了正统十四年（1449年）的“土木堡之变”以后，黄河东岸才真正被推到了抗击蒙古铁骑的最前沿，边民随之而来的主要任务也转入了备边备战。

据《皇明九边考》记载，在嘉靖后期，鞑靼军对明朝边境抢掠频繁，明廷在加紧修筑边墙的同时，鼓励边民耕种营堡附近的土地，敌人一旦从边墙上溃入，边民便可及时躲进营堡，以达到坚壁清野的目的，使鞑靼军无所抢掠。“不论在边在内多筑城堡，许凡军民人户，于近城堡土地尽力开种，使之自赡，永不起科。有警则入城堡，无事则耕。且种且耕，不惟粮食足，而边塞亦实”。朝廷用“永不起科”，即“永不征纳税赋”的优厚条件招徕边民加入修筑城堡和屯田的队伍中。

五花城营堡于万历十九年 （1591年）重修，这是在嘉靖四十年（1561年）被鞑靼军破城后的一次大规模重修。新修筑的五花城营堡，改变了过去的形制，让曾经有利于作战的“五花阵”变成了有利于防守的营城，曾经的西城、东城、城塔坪、城后坪都变了良田陌阡，只保留了中心城池，周长约为500步。营城的城门也只修筑了临河的南门，外修瓮城，使整个城池变成了易守难攻的堡垒。在大明帝国的边墙营堡中，除了用于大规模屯兵或驻扎衙门的营城修筑多个城门外，仅仅用于守边或屯田的营堡一般都修筑为单个城门的堡垒，这样的建筑不仅增加了敌人攻克的难度，也使守城的士卒逃遁无门，极大地增强了戍边士卒的战斗力。

五花城由辽国的西南边疆军镇，演变为明朝的北部边疆营堡，进而成为黄河边墙之上用于屯田的营城，也让整个黄河岸畔加重了人间烟火的气息。邬姓人家在营城里繁衍生息，代代相传，在明清两代，历经几百年，他们让自己的生活逐渐变得丰富起来。在营城里至今流传着有关邬阴阳的传说，也流传着一句很响亮的话，叫“船湾的葡萄，唐家会的蒜，五花城的闺女不用看”。这些传说让一座曾经屯田的营城变得更加富有生活气息。特别是保留至今的每年七月二十五的传统庙会——打瓜会，更是独树一帜，让人心驰神往。

有关邬阴阳的传说，让邬姓人家成为营城里标签式的人家，这也与古老的营城有着难以割断的渊源关系。营城以五行命名，讲五行离不开讲阴阳，阴阳大都与算命、堪舆、红白喜事等百姓生活有关，阴阳算命又离不开讲五行，所以五行、阴阳、八卦是一套互为支撑的理论。五花城里出了个邬阴阳，自然让十里八村的人高看一眼。关于邬阴阳的传说很玄乎，传说中邬阴阳法术高强，混迹于阴阳两界，既能用黄表纸剪出的纸人搬动麻秸，也能用钱叉子变成巨蟒，以此来惩恶扬善，还可以除魔驱鬼，借用鲁班的神斧除去石精，驱逐二鬼抬轿游玩。这些传说让营城里邬阴阳的后代，在执掌先人留下的衣钵时更为得体，几百年来，周围十里八乡的人家但凡需要请阴阳先生办事的，自然非邬阴阳莫属。年头久了，周围村庄的人们流传出一句话，叫五花城的阴阳能降石，不能降妖。邬阴阳的后代解释说，降石是指降石精，不能降妖，是邬阴阳得道前在降妖的过程中，让妖怪吃掉了自己的妻子，故而懊悔终生。于是营城里便流传出了关于邬阴阳在船湾村除掉石精的传说，故事的大意是，从五花城到船湾的边墙下，修边墙的民夫不小心划破了手指，将血滴在了一块石头上，石头后来因此成精，祸害过往行人。邬阴阳念动咒语，搬来石匠除去石精。故事中有一个细节很是形象传神，邬阴阳念动《鲁班爷经》，想请石匠神灵来对付变化为和尚的石精，果然从庙外跑进一个小和尚对石精说：“师父，大事不好，那个皮叉叉的人来了！”话音刚落，一个身高丈二膀宽七尺的石匠闯了进来。石匠问邬阴阳道：“邬师傅！锤錾哪里用？”邬阴阳回答道：“老和尚头上用！”一阵叮当响过，变化为和尚的石精便化为乌有。邬阴阳的传说显然是营城由兵营而成为村庄，人们对人间烟火的一种玄想，是人精神世界对现实世界的一种无限夸大和向往。

“五花城的闺女不用看”，就是五花城生养的闺女漂亮得简直不需要挑拣，这与黄河对岸陕北地区所说的“米脂的婆姨，绥德的汉”同出一辙，可见邬姓人家的自信首先来自于无可挑剔的外表。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边墙之上的士卒大都是来自遥远的南方，究竟是“南方多佳人”的遗传因素，还是黄河水和黄土地的滋养，反正营堡里的闺女多数天生丽质。一座营城在几百年的演绎中，让人趋之若鹜。

每年农历七月二十五的打瓜会，让营城的古会更像是一场别开生面的赛瓜会。黄河滩上结出的西瓜瓤沙甘甜，百里闻名。每到古会唱戏半截，戏台上锣鼓停息，村民们便将自家的西瓜拿出来扔向戏台，戏台上的演员伸手相接，大多数西瓜却被摔碎在戏台上。一时间，戏台上都是被打碎的西瓜，红的是瓤，绿的是皮，一片狼藉。据说这样的打瓜会是为了祭祀雹神，以祈求即将收获的庄稼免遭冰雹袭击。

五花城的风俗在五花城的演化中慢慢形成，由大明帝国的屯田营城，而成为明清两代人烟辐轴的村庄，五花城的风俗更多地弥散着一种黄河边墙下儿女情长的生活气息，亦或有一种河风拂过沃土芬芳的味道。

N:潞泽军的营盘

一

万历二十三年（1595）十一月，塞北的大地已经银装素裹，一片冰天雪地。昔日蜿蜒流淌的黄河犹如一条沉睡的苍龙已经了无半点生机，只有与这条大河相媲美的万里长城，在冰雪连天在崇山峻岭中依然高耸挺拔。偶尔间，在边墙的营城里还传出阵阵士卒操练的呐喊声，或者有缕缕炊烟从营城的墙头上缓缓升起，让原本沉寂的朔北山川多了几分喧嚣与活力。

就在这个月的甲午日，山西巡抚魏允贞上书皇帝说：山西镇偏头关、老营北临蒙古部落，但由于互通马市，彼此相安无事，而在河曲、保德一带西临河套地区的蒙古部落，其活动却异常猖獗。往年山西防务以北方为重，今年不得不移至西方。去年河曲的楼子营增设了守备一职，其防务事宜做得井井有条，而在楼子营下游的河会，由于地势平缓宽阔，一直无险可据。今年岢岚道已商量在此增设守备一员，并且他们上下齐心深谋远虑，以紧缩士卒开支的办法筹钱买马。何况他们所发的月饷均是按照已定的旧制办理，所需粮草则是按原有价格购买，分文没有多增加国库一丝一毫负担，简直是白白增加一道边防屏障。因此恳请陛下明察，批准施行。魏允贞的奏折里的原话是：“为山西三关：在偏老，北邻大虏，款贡方坚；在河保，西邻套虏，跳梁殊甚。往岁之防急在北，今岁之防急在西。去年楼子营添设守备，防卫稍周，而河会尚属空阔缓急，何赖据？今该道所议添设守备，负军买马，诚为深虑，况月饷则取给于经制之空，粮草料则取给于原有之班价，分毫不请内帑，而已俨然增一保障矣，伏乞敕部查议施行！”

不需要朝廷再多出一两银子，就能让空阔缓急的黄河岸畔多增加一道戍守的屏障，平日很少议事的万历皇帝，无需多想，便让秉笔太监发敕书给兵部，同意了在河曲河会增设守备一职。至此，在洞沟河与黄河的汇合的黄河岸畔的平坦处，一座用于守备驻守的河会营，日后被称之为潞泽营或夏营的营城，由朝廷批准正式开始修筑，直到两年后的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竣工落成。

其实早在大明帝国成化二年（1466年）的一百三十多年前，山西镇总兵王玺第一次将边墙修筑到这处黄河滩上时，他就发现了这块无险可据的空阔平缓之地了。也正因为如此，他才将边墙沿河岸而筑，好让沿河戍边的士卒有墙可据。更为重要的是，这块平缓空阔的河滩地正好夹在五花城营和得马水营之间，是士卒们屯田种地的良田沃土，对于由南方而来的这些边民和士卒，这些土地将是他们赖以生存最为必要的保障。早些年举荐他入朝为官的山西巡抚李侃，曾经对他说过，塞北这地方，与穷困荒蛮的苦寒之地相差无几，如果不是从小生长于此的百姓，根本不可能在这里长期的生活，更不用说与北方的强敌周旋了。现在南方的人在西北戍边，他们惧怕风寒，听到敌寇的消息都吓得两腿发抖，让这样的士卒戍边令人担忧啊！李侃的话深深地影响了他，让他在着手北方防务的过程中，总是将防务与屯田的利害关系综合到一起处理，而且尽可能地为这些南方而来的士卒多考虑一些生存方面的问题。

李侃在与他交谈以后，便将这些忧虑写成奏折，上奏朝廷，奏言道：“塞北之地，与穷荒无异。非生长其间者，未有能宁居而狎敌者也。今南人戍西北边，怯风寒，闻寇股栗。而北人戍南，亦不耐暑，多潜逃。宜令南北清勾之军，各就本土补伍，人情交便，戎备得修。”他的意思是让朝廷更改当年洪武皇帝朱元璋制定的“南人戍北，北人戍南”的祖制，在增补士卒的过程中，让当地的百姓就地入伍，以便于士卒了解当地情况，达到消除边患的目的。这则看似方便轻巧的建议，在朝廷看来，却是犯了大忌。当年朱元璋之所以制定这项南北互相移民的政策，就是防止当地土著与边虏混杂，联合对抗朝廷。因此才要求南方的军户必须到北方的卫所服役，卫所的士卒必须至少到五百里以外的营城戍边。这样一来，尽管士卒水土不服，生存艰难，但却消除了朝廷对军队管理的后顾之忧。李侃的奏折理所当然地被朝廷驳回，可他那一份忧患和怜悯之心却不得不让王玺敬重万分。

时隔一百三十多年，当另一位山西镇的副总兵林桐于万历十九年（1591年）闰三月刚刚由蓟镇的参将走马上任，他就遇到了当年李侃和王玺同样的困扰。

其时，大明帝国的北疆防务有点错综复杂。从蒙古部落来说，自1571年“隆庆议和”后，蒙古部落虽然在忠顺夫人三娘子的调停下，边疆战事基本偃旗息鼓，但河套地区的火落赤部却异常活跃，逐渐向青海和黄河西岸扩展势力，并且屡屡犯边，到万历十九年（1591年）秋，三娘子所下嫁的第三代汗王扯力克却瞒着三娘子出兵帮助火落赤部侵扰明朝边关。三娘子尽管费尽周折，力劝扯力克汗王东归，但边疆之上仍处于剑拔弩张的局势。从明朝来说，朝廷对边疆防务一向高度重视，火落赤部犯边，早已成为满朝文武百官朝议的重要话题，就连平素很少上朝的万历皇帝朱翊钧，也时不时地召见大臣，询问北部边疆防务。据《神宗实录》记载，万历十八年（1590年）十月，万历皇帝召见边务经略尚书郑雒，询问边务大事。郑雒奏道：臣于八月离京，顺着宣府、大同、山西偏关一路巡边，从河曲渡过黄河到陕西皇甫川堡，在沿途营堡和陕西地方上广泛询问边备情况和敌情。大致情形是：蒙古汗王扯力克准备东归，其部属庄卜等酋王还都呆在巢穴中未动，其部落一直呆在榆林花马池到甘肃固原一带待命。三边总督梅友松致书三娘子，三娘子等人大都理屈词穷认罪，其子不他失礼尤为恳切。目前，火落赤和真相二部落盘踞在捏工川和莽剌川（今青海贵德、同德、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一带，行踪诡秘。臣已经命令熟悉番邦的哨兵深入该部落探究其内部情形，并且和赞画佥事万世德先前到了庄浪 （今甘肃庄浪县），准备伺机而动。现在甘州侯大同副总兵尤继先、总督梅友松、甘肃巡抚赵可怀等人已经调动家丁部将，形成犄角之势。可是要彻底消除边患，必须先熟知番邦内部情形，而后制定万全之策，才能一举成功。为今之计必须多集兵饷，广用间谍，鼓励青海地方部落抵制火落赤和真相二部落扩展势力，并且集结精锐部队打击最为狂妄的敌人，方为上策。郑雒在最后，还宽慰万历皇帝，让其放心，他将和都督、巡抚诸位大臣戮力同心共歼敌人，以详尽周全的制虏方略，保全边疆防务安全。

朝廷如此重视北部边疆防务，也同时对宣大、山西、陕西等边务严加整饬，生怕边将内部出现问题。在林桐未到达老营出任山西镇副总兵一职，朝廷就调任陕西按察使刘葵为山西按察使驻扎偏关，专管偏关、老营、岢岚等处的兵备。这样一来，边关之上真有点“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味道。巡抚、总督等封疆大吏在北部边疆防务一事上相互猜忌，甚至互为攻讦。如巡抚叶梦熊上疏朝廷，说郑雒的平虏方略是“误出风闻”，是“无穷之祸”，是“调停脱手之计”。 大同少卿曾乾亨弹劾大同总兵麻贵堕坏城堡，采青剥军，占地盗粮，冒马媚虏，子复冒功升职等罪状，朝廷令巡按御史勘问回奏，麻贵被革职。山西按察使乔璧星弹劾总兵官解一清违禁送礼，私交巡按衙门，致使朝廷对谢一清革职调用。身为副总兵的林桐自然在这场风波中难逃厄运，不到一年时间，林桐就因总兵官犯事被牵连其中，直到第二年，即万历二十年（1592年）十月，才被重新起用为分守河曲参将。

林桐来山西转了一圈，其职务仍旧是他先前在蓟镇的参将一职，他的困扰不止对山西边将如履薄冰的深刻体会，更为深邃的是他从中看出“南人北戍”最为柔弱的一面。蒙古铁骑威猛凶悍，如果让这些南方而来的士卒硬碰硬地对付蒙古人，正如李侃所言必将是 “闻寇股栗”，抱头逃窜。但蒙古部落大都一盘散沙，在朝廷对付火落赤和真相部落就能看出，朝廷笼络三娘子，打击火落赤部，迫使其内部瓦解，致使其仅仅形成一小撮的部落。边将戍边时，只要加固边墙，广修营堡，“南人北戍”就能克敌制胜一小撮犯边的蒙古铁骑。

因而当朝廷重新起用林桐担任分守河曲参将时，他并没有因降职而气馁，也许他甚至觉得，当年在蓟镇做参将时练就的修营城筑边墙的本领，大有用武之地，在黄河岸畔之上他可以大展宏图了。

二

林桐就任分守西路河曲参将的确是如鱼得水。特别是当朝廷批准岢岚道在河会设立守备一职，让他们原准备修筑的河会营堡得到了朝廷的认可，极大地鼓舞了林桐修筑边墙设施的信心。

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闰十一月，就在林桐调入河保营一年以后，朝廷外放山西佥事辛志登为岢岚兵备，专门出任钦差整饬岢岚等处备按察使副使一职，对沿河防务进行重点排查整饬。据明末清初的顾祖禹在《读史方舆纪要》中记载，从五花城到石梯子这段边墙，当时曲峪这处边口是最为要冲之地，边墙外面的黄河对岸就是蒙古部落经常放牧的地方，东北方泉子沟一带有部落酋长剪哑气，西北方柴关儿坌一带有酋长袄儿都司，霸王庙一带系庄秃赖等部落驻牧。每年黄河封冻以后，这一带的防务尤其重要。而且在五花城下游的河会，地势平缓开阔，北临南北通衢的邬家沟，东西沿河平坦通畅，蒙古铁骑一旦冲破边口，这里将是鞑靼集结军队最为有利的地方。北上可以顺邬家沟攻取偏头关，南下可以沿河攻取河曲城，退可以从楼子营娘娘滩一带过河。可以说，河会是当时防守最为重要的地方之一，却是防守最为薄弱的边口之一。尤其是三十多年前，嘉靖十四年（1561年）的那一场恶仗，致使五花城的旧城几近颓废，而且暴露出了单凭五花城一座营城守卫邬家沟，在军事部署上的缺失。因此，在林桐和辛志登的勘验下，岢岚道在万历十九年（1591年）重修五花城的基础上，决定修筑一个更大的营城，并且申请朝廷派驻一名营城守备与上游的楼子营共同拱卫黄河边墙。

后来的历史学家，在他们编著的历史著作和地方史志中，对林桐多有誉美之辞。他们说林桐出生世胄，系武科进士及第，而且文雅有权谋。万历十九年（1591年）以蓟镇参将升任山西副总兵，驻劄老营。万历二十年（1592年）十月重新起用任河曲参将。在营镇七载，意气霍霍，经营边政，百废待兴：添守备，建城堡，增墩台，起样楼，亭障叠列，创设最多，河曲旧志赞其功绩无量。每登边墙，相望岸北河套故地，瞪眸怅望。河套要害，恢复机宜，祥具于《延镇图说》，勃勃然励志恢复，廓清万里。

林桐添守备自不必说，建城堡则是和辛志登一道于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修筑了河会营，而后又于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扩展了河保营。河会营应该是当时最大的工程，据当年立在城门楼里的碑石记载，修筑营城工程繁杂，耗费颇多，单征调粮食花费的盐引就不是小数，而且在营城修筑的过程中还斩杀了一名士卒，可以说营城修筑的不仅异常艰苦，简直有点血雨腥风。

整个营城修筑在铺楼与沙河之间宽展的河滩上，城垣设计周长二里半。整个城郭背靠山坡，东临沙河，西踞铺楼，应该是东西两边都有自然河道作为屏障的锁钥之城。尤其是东边的沙河，常年河水流淌，对于营城拱卫来说，无疑是一条天造地设的护城河。可是天不作美，据说还没等城墙筑好，正赶上沙河发大水，营城的东北角就被山洪冲毁了。营城还未建成，却被洪水冲垮，对于动用成千上万民夫士卒修筑的边防工事来说，这在当时严刑峻法的明代，无论如何是没法向上司交代的。何况当年选址建营时，为了尽可能利用沙河的自然屏障，负责选址的士卒也许根本没有考虑到河床下面松软的沙土无法承受城墙巨大的压力。为了向上司交代，那一个选址的士卒也许只能充当城垣倒塌的“替罪羊”，而被诛杀。被洪水冲毁的东北角，如果重新修补城角，显然河床沙土松软，根本无法固定根基，于是筑城的工匠只能就势而为，将未倒塌的东北二墙直接用一堵墙连接起来，使原应方方正正的营城变成了没有东北角的城堡。营城缺少一角，营城的周长自然与上报朝廷的数据没法吻合，将来上司勘验工程，必定无法逃脱偷工减料的嫌疑，这在明朝因贪墨六十两白银就有可能被剥皮的酷刑面前，无论负责修城的林桐，还是负责监督的辛志登，都是闻者战栗。好在工匠们有弥补的办法，将营城南边的瓮城也筑成了方形，而且比一般营城的瓮城大了许多。这样一来，营城周长仍旧是二里半，勘验的上司从瓮城入城，整个营城从南面看，更显得方正而威武。沙河洪水泛滥，虽然成了营城东边的天然屏障，但同时也让原本应该修在东边的瓮城的城门成了泡影，于是河会营瓮城的城门，破天荒地被筑成了西门，这在黄河边墙之上尚属首例。也许这与当年流行的风水学说有点背道而驰，但好在西边的城门直通铺楼和邬家沟，对于士卒的调度却极为有利。这应该是林桐和辛志当年修筑河会营弄拙成巧的很让人值得玩味的一件事。可细细一想当年山西巡抚李侃极力反对“南人北戍”意见，就不难理解林桐和辛志登的良苦用心。守城的士卒都是“闻寇股栗”的南方人，自然没法与高大威猛的蒙古人徒手肉搏，于是修筑营城也罢，修筑边墙也好，林桐和辛志登自然想利用一切有利的地形为戍守的士卒创造可以防卫的屏障，而营城外的这条沙河却适得其反，让一座营城的修筑费尽周折，但好在林桐善于权谋，尽管冤杀了一名士卒，却保证了河会营既交代了上司，又充分利用了沙河的自然屏障，这也许就是后来史家对其多有誉美之辞的重要原因吧。

河会营修筑的别具一格，它与邬家沟北部的楼子营遥相呼应，两座营盘一座在黄河上游，一座在黄河下游，且共同拱卫着黄河边上南北通联的邬家沟，因而后来当潞州卫和泽州府的士卒前来巡河时，河会营与楼子营便让士卒们一个称谓“上营”，一个称为“下营”。“下营”在后来书写时演化为“夏营”。夏营的瓮城修筑的甚至比别的营城的正城都大，于是夏营的士卒便爱到处显摆，时间长了，夏营人落下了“夏营口大十张”名声，意思是夏营的瓮城口大，人也爱说大话。夏营人也不管别人说三道四，干脆将“下营堡”改成“下殷堡”，意思是夏营是一个殷实富裕的营城，让周围十里八村的人好不羡慕，自然营城守卫的士卒从来不怕打光棍。夏营后来以城为村，形成了自己的村落，与原本筑城时东头的河会村形成了风马牛不相及的两个村庄。这自然应该感谢夏营当年的祖辈“口大十张”了，如果夏营不是殷实富足的营堡，夏营村也不会在几百年以后真正成为人丁兴旺的村庄。当然这是后话。

再说那位林桐大人。林桐修毕河会营，又开始拓展驻扎参将府的河保营，分别于万历二十六（1598年）年增筑东关土堡，二十七（1599年）年将其砖堡，让昔日狭小的营城变得更为宽展。在修筑河会营之前，他于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将位于黄河岸边的圣母祠，重修于娘娘滩上，让这个曾经充当蒙古铁骑渡河跳板的河中沙洲，变成了香火鼎盛的世外桃源，从而为沿河防守增加了一道屏障。此外，他还在楼子营西边的山坡上修筑辛家坪砖墩，在河会营东边的山梁上修筑了河会砖墩，让河曲、保德沿河的边墙营堡，于战于守变得更加机动灵活。

林桐之所以大兴土木，与他在蓟镇担任参将有着极大的关系。蓟镇是当年戚继光抗击鞑靼的大本营，蓟镇一直流传着戚继光当年的战法，即“算定战”。林桐深受戚继光战法的影响，在他看来，“算定战”就是周密的设计战，让敌人钻入设计的圈套里。每到战前，都要派出大量的明哨、暗哨来了解敌人的动向，建立烽堠迅速传递敌情，并在关口外部署伏兵、疑兵来迷惑敌人，采取恃墙固守，重兵堵截，骑兵追击的战法消灭敌人。因而在关口、边墙、营堡的的修筑中必须有一套周密的设计。林桐在河曲修筑河会营等一系列边墙工事时，正是火落赤部和真相部盘踞于青海与河套地区伺机而动的时期，林桐任山西镇副总兵时，由于朝廷内忧外患，深受其害，自然对岸北套虏恨之深切，因而也便成就了他修城筑营的一番事业。

据《神宗实录》记载，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闰八月，朝廷特赏山西巡抚魏允贞十两白银，表彰山西岢岚道在处理边事上为朝廷节省白银六万两。在表彰的圣旨中，朝廷还特意提到魏允贞督抚之功卓著，是因为岢岚道辛志登办差优良。可见当年无论辛志登，还是林桐，他们在河曲修筑边墙营堡的功绩是被朝廷认可的。

三

河会营在沿河众多营堡中，属于首屈一指的大营。

沿河营堡除了河曲参将驻守的河保营在万历二十七年扩展为周长2里零70步的营城外，其余营堡的周长均为1里半左右。河会营周长2里零81步，城高3丈5尺，这样一座大营，无论是当时的修筑，还是日后的驻守，都是河曲当地常驻兵卒和百姓难以胜任的。

正因为如此，从建营之日起，总督萧大亨便会同山西官员议定，调用潞州卫和泽州府的兵卒进行筑城，每年十月黄河结冰后，再调潞泽两地的士卒2000名前来驻守，到第二年三月，等冰融河开后士卒再返回潞泽屯田。

这种士卒调配的制度，一直贯穿于大明帝国边疆防务的始终。据《明实录》记载，早在宣德二年二月（1427年），镇守山西都督佥事李谦就向朝廷奏道：太原三卫守城军士仅千余人，其间多有老弱士卒。因此请求朝廷允许将山西都司调配到大同进行戍边的四千官军暂还山西，以防不测。还有成化二年（1466年）秋七月，山西巡抚李侃向朝廷陈奏边务，就力主调用泽、潞、辽、沁、汾五州屯田的军民义夫进行修筑边墙营堡，得到朝廷的支持。到万历二十年（1592年）八月，兵部要求宣府、大同、山西三镇，再选兵三千，四川选兵三千，连同行军安家所需粮草一并安排妥当，由骁勇善战的军官统领到陕西，听候总督抚镇节制调遣。

总督萧大亨之所以调用潞泽两地的士卒来筑城和屯守，其原因大概与当时黄河西岸陕西调兵遣将的形势同出一辙。潞州和泽州向来都是山西最为富庶的地方，也是大明帝国在山西屯兵屯田最多的卫所。也只有潞泽一带才能长期养育大量士卒，因而山西在北部边疆修筑边墙营堡和戍边时，只能调用潞泽二州的士卒。

虽然没有较为详尽的资料证明修筑河会营究竟调用了多少名士卒，但从后来每年巡河调来士卒的数量上看，筑城的士卒一定比驻守的士卒多得多。而且从河会营曾经留在城楼里的石碑记载看，当年筑城的士卒除了由所在的卫所发给军饷外，朝廷还用发放“盐引”的办法为其增发补助。修筑营城用掉盐的数量，作为筑城的见证被记入碑文，可见筑城的士卒应该不在少数。

萧大亨总督宣府、大同、山西三镇边务，在处理边务事宜上向来精明强干不偏不倚。早在万历十九年（1591年）十一月，萧大亨就会同山西科臣张贞观对边墙营堡内的军务进行了严格整顿，从将领配备的家丁数量、将领的增减、营堡内驻守的兵额、修筑边墙营堡的费用以及边镇营堡内屯集的货物等五个方面进行了严格的规定。议定总兵官家丁定额为六十名，副总兵和参将为三十名，游击将军为二十名，而且病死和逃跑的家丁必须从本营内的士卒中替补；议定汾州复设参将，河曲增添守备；议定各道府必须制作粉牌，将各营堡内士卒的数额和名字全部刊刻公布，树立于公署之中，以便稽查；议定沿边应修城堡，要逐一核实工料，酌量供给；议定对边镇内屯集的货物进行稽查，防止损耗。

总督自然在河会营的修筑、守备的配备、士卒的数量、草料的供求均应有较为详尽的商定。潞泽两地的2000名士卒自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便开始在冬季入驻河会营，由于他们秋来春回，被常驻的守备视为“客兵”，而常年随守备驻扎在营城内的士卒便成了“主兵”。每年初冬潞泽二府2000名士卒一齐涌入营城，整个黄河滩便顿时热闹起来，士卒每天按时在校场训练，守备在点将台上发号施令，需要到各个边口和烽台换防的士卒，在守备点将完毕，便手握长矛列队而去。可以说整个冬季，一座营城就成了潞泽军的天下，后来岢岚道在上报的时候，干脆将这座营城称为潞泽营，以便将这处“客营”的特殊性与其他营盘区分开来。潞泽军有时也被调到楼子营防河，士卒们顺着邬家沟的小路，一路爬上了高峁墩，从高峁再到楼子营。久而久之，士卒们便称楼子营为“上营”，河会营自然被称为“下营”了。河会营常驻的“主兵”开玩笑说，一个营城，只有夏天的时候真正是他们的天下，一到冬天潞泽两地的南蛮子就来这里称王称霸了。于是有人干脆将这个“下营”，写作“夏营”，文字间夹杂着对“客军”的不满。

“主军”和“客军”的矛盾有时并不止是一些鸡毛蒜皮的生活小事，也有被朝廷重视的大事。据《神宗实录》记载，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七月，山西巡按御史涂宗浚就向朝廷奏报说，像河会营这样的客营，“主兵”和“客兵”的军粮均由附近的粮仓发放，可“主兵”的军粮每年按定额发放，粮食每年常发常新，而“客兵”的军粮都在粮仓里备用着，大都是放置了好几年的陈粮。这样一来，“客兵”所用的粮食都成了陈粮。因此他建议，粮仓每年运来的粮食，无论“主兵”还是“客兵”均按粮食收获的时间登记后入仓存储，遇到需要支放时，不论主客都按照入仓时间先后顺序支放。这样做，可以让“客兵”的无用之粮来满足“主兵”之用，也避免“客兵”食用陈粮，或者浪费粮食增加费用。

涂宗浚的建议很快得到了朝廷的支持，从万历二十六年起，各镇开始检查所属各路的年例粮草，尽量消除“主兵”和“客兵”的矛盾。

夏营的王家应该就是在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以后来到营城充当“主兵”的。据清朝同治六年（1867年）河保营副司厅王润身誊抄的《王氏宗谱》记载，王家来到营城定居到他这一代，已经整整十四代，而宗谱中记载的每一代相隔的时间大约是20年左右，到王润身第十四代所经历的时间大约为280年左右，从1597年到1867年这好是270年。由此可见，王家当年在营城里一直是常驻的“主兵”，也正因为王家无需四处奔波，才使他们子子孙孙延绵不绝。到满清入关，王家的子孙不仅在楼子营、河保营等沿河营城里多有任职，就连朝廷所重视的行伍之列也大有人在。王家六世子孙王世望在顺治年间因平定金陵海贼有功，任莱营都司，不久旋升为福建游击。后因讨叛奋勇，调任陕西抚标游击。后升为固原参将、贵州遵义协副将、威凝镇总兵。为此，康熙十四年（1675年）朝廷下旨赠封其祖父王大志为怀远将军，其祖母贾氏为淑人。到咸丰年间，王家十三世子孙王虎臣中武进士，殿试为一甲二名榜眼，充任内廷二等侍卫，御前效力三年，于咸丰七年补放四川黎雅营游击，调成都营游击，副将加总兵衔，同治四年（1865年）调任西藏，为坐藏差使。咸丰五年（1855年）十月，朝廷下旨，赠封王虎臣的祖父王勇鸿、父亲王玉林分别为昭武都尉，祖母孙氏、母亲党氏分别为恭人。这三道圣旨，已然成为夏营“主兵”王家在营城里兴旺发达的证据，也是黄河边墙之上一座兵营历经岁月风霜留下来最为灿烂的奇葩。

历经四百多年，当黄河沿岸的边墙早已变成陌上田园后，这处营城仍旧岿然不倒的屹立在黄河滩头，要不是半个多世纪前营城上的城砖被疯狂拆除，用作那个物质匮乏年代其他建筑的材料，这座营城定然会在鸡鸣狗叫声中展露容颜。至今夏营的老人们依稀从父辈们的口中仿佛仍旧能听到城门口马蹄的踢踏声，那应该是清朝末年最后一支在此驻扎的军队。清末，营城里仍旧驻把总一名，外委一名，马兵三名，守兵三十八名。在营城四周的烽台和边口上，仍旧驻扎着十七名身穿皂衣的士卒。城东沙沟滩驻兵五名，城西镇河口驻兵两名，城南司河口驻兵两名，东山狗儿窊驻兵两名，城门口夏营墩驻兵两名，河会北红崖墩驻兵两名……

在阳光灿烂的日子，三名马兵骑着高头大马，“踢踏踢踏”地从城门洞走过，那些士卒背上红底黑字大大的“兵”字，分外逼真地映在营城的青砖墙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