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 默

改革文学是新时期以来最有特色、与社会共鸣最强的文学思潮之一，尤其是在上世纪80年代，曾经引发广泛的社会反响，有的文学作品甚至成为了许多改革者必读的“教科书”。但遗憾的是，当时关注度如此之高的这一文学现象，却如一首歌所唱的那样：“来也匆匆，去也匆匆，恨不能相逢。”中国改革开放的步伐并没有结束，但改革文学却逐渐消失在了文学史当中，这种现象值得我们探讨。

改革文学是伴随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改革政策的实施而迅速发展起来的。它形式多样，囊括了从城市到乡村的各个领域，但其中取得社会影响最大的一批作品，却基本都是具有的明显强人色彩，尤其是展现体制内变革的改革文学，几乎都有一个强人的主人公，用自己独特的人格魅力与强力手段，主导着改革事业，将一个濒临崩溃的烂摊子改变为一个最有“希望的田野”。最有代表性的是蒋子龙创造的“开拓者家族”，如《乔厂长上任记》中的乔光朴、《开拓者》中的车篷宽、《赤橙黄绿青蓝紫》中解净、《燕赵悲歌》中的武耕新、《人事厂长》中的胡高盛五、《锅碗瓢盆交响曲》中的牛宏。另外，张贤亮的《男人的风格》中的陈抱贴，李国文的《花园街5号》中的刘钊也都属于这种类型的人物。

改革文学中的强人文化色彩，既是改革文学最大的亮点，也是改革文学最明显的短板，但这并不完全是由创作者造成，更与改革文学本身及中国社会的发展息息相关。

首先，改革开放这个行为本身需要强人，至少需要有强人来推动。中国改革开放40年以来，我们不仅对于旧有的国家体制进行了大刀阔斧的修改与完善，还在新形势下创建、制定了大量新的法律与规范。这些改变和创新，不仅是改革开放的成果，也反过来为新时代中国社会的发展提供了制度保障。但是我们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制度本身缺乏自我变革的“动力”，在改革过程中依然存在应该建立的制度没有建立，或者建立的制度背离了初衷，以及建立的制度无法落实等问题。尤其是当制度自身染上了利益色彩之后更是如此， 一些利益集团绑架个别部门，深度参与并主导制度设计，将自身利益合法化、制度化。这些问题一方面会阻碍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化，另一方面也会引起公众对制度本身的质疑和反抗，人是一种趋利避害的生物，当公众发现自己并不能从遵守制度来获得改革的红利，那么必然会引起整个社会重大的道德风险。因此，当制度陷于利益的漩涡无法自拔的时候，个人的价值就会凸现出来，一些强力改革者依靠他们自身的能力和威望，强行推动制度的落实和变革，就会受到社会广泛层面的关注和支持，甚至让人联想到中国传统文化中根深蒂固的“清官”“英雄”情结。事实上，这种现象不是中国独有的存在，也是一个放之四海皆准的道理，即便是美国历史上几次重大的变革，也都是由关键的改革强人来推动的，例如废奴运动、南北战争时期的林肯，大萧条、二战期间的罗斯福，上世纪80年代的里根，这些被公认的美国历史上最优秀的总统，都因为依靠个人政治智慧和手腕推动了美国社会的大变革而被人们所津津乐道，包括如今争议不断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也是靠着强人和改革者的姿态入主了白宫。因此，就像塞万提斯笔下冲向风车的堂·吉诃德一样，当体制自身陷入泥潭的时候，改革强人的出场是有其现实合理性的。乔光朴等人物形象，在80年代之所以能够由一个文学想象的人物成为社会上争相盼望出现的英雄，显然是因为当时的中国有着这样非常丰厚的现实的、文化的与心理的土壤。

其次，文学作品的张力需要强人，强人是文学中最有艺术魅力的要素之一。文学是一种以塑造人物为主的艺术形式，这决定了文学的张力主要由人物和塑造人物的情节构成，文学作品要想有吸引力，人物性格就不能过分平庸，人物的身份可以平凡，人物的生活可以简单，人物的命运可以庸常，但人物的性格必须有特点。改革文学尽管是与现实最为贴近的一种文学，也是能为社会改革鼓与呼最为直接的一种文学，但既然是文学，其人物的塑造也必然要遵循着性格化的原则，更何况无论是从公众的现实认知还是从历史规律的角度看，改革都是一个充满了尖锐矛盾和斗争的活动，很难想象改革可以通过大家坐下来，平心静气的谈判来解决问题，因此改革与反改革往往呈现出尖锐的二元对立，甚至是一种你死我活的状态，这也符合读者的一种心理预期和历史常态。从实际的作品来看，改革文学中的改革者基本上都是处于一种四面受敌的状态，改革的推动必须使用非常规的强力手段才能进行，因此，改革文学中的改革者为了能够推动改革的进行，往往具有明显的英雄色彩，普遍都是性格坚定、能力超群、眼光深远、极富个人魅力，如同盗火的普罗米修斯，补天的女娲，他们或成功或失败，都能展现出一种具有传奇色彩的艺术感染力。这一点我们依然可以与美国进行对比，客观地说，美国的社会制度是比较完善和先进的，尤其注重程序，是一个程序正义的国家，但就是这样一个国家，它的文学艺术作品同样充斥着大量反体制英雄，这里确实存在一个文学创作上的悖论，如果社会问题都能依靠体制按部就班来解决，那就没有人物的发挥空间了，人物的平庸必然会影响文学作品的整体表现力，因此要想实现作品艺术张力的充分体现，强化作品中人物性格的丰富性，则往往需要将个人的力量最大化，将矛盾冲突最大化，美国文学尤其是好莱坞电影中常见的一幕就是，法律永远滞后，正义需要超级英雄来维护。因此，美国文学艺术作品，经常使用的范式就是强调体制的不完美性，强调体制对个人自由永恒的压抑，这一方面体现了美国社会普遍存在的对政府权力有没有被关进笼子的警惕性，另一方面，则体现了文学艺术创作本身的规律，读者喜欢这样的设定，强者拯救天下。经历过80年代的读者，或许对当时种种的现代派小说或者新潮小说已经了无印象，但对那时出现的许多改革小说依然记忆犹新，与改革小说比较好地在平凡的时代里，运用改革制造出了令人神往的社会冲突、思想冲突与心理冲突，并在这种激烈的冲突中塑造出了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的英雄性格是有极大关系的。

由此可以看出，无论是从现实的真实需要还是文学的艺术要求上看，改革文学中的强人形象都有其存在的必然性与合理性，但是为什么这种既符合中国改革发展的时代要求，也符合艺术内在规律且有着广泛的读者心理期待的文学现象，没有能够持续发展下去，成为“来去匆匆”的文学现象呢？我以为，其主要原因仍在于强人文化，而且这种强人文化仍然与现实与文学有关。

首先，改革文学的落潮与兴起一样，都与社会现实与改革发展的影响有着密切的关系。改革本身是一个艰巨的过程，尤其是在中国这样一个传统思想影响深远、人口众多、国情复杂的大国进行改革更是如此，很多时候，都是在试错的过程中前行，随着改革的进行，牵连到的各种利益就更是让复杂程度以几何倍数递增，原来改革文学中那种单纯的二元对立的模式无法承载这种复杂性了。文学创作中单纯的改革强人也随着现实中的原型逐渐失去了光环而变得缺乏信服力。对改革强人的企盼和认可，反映了相当一部分作者和读者对民主政治现状的不满。民众更习惯于接受改革强人来解决改革问题，控制改革方向，分享改革红利。从一定的历史阶段看，改革强人的存在有利于民众，能较为有效的解决一些发展的现实问题，但其弊端就在于其本身可能成为新的腐败滋生的温床和改革的壁垒。其一，改革强人往往也是政治强人，大权在握，大包大揽，往往形成一言堂式的独裁性，随着时间推移，改革成果容易被体制僵化，随之可能滋生新一轮的社会和经济问题，这一点，蒋子龙的小说《燕赵悲歌》中武耕新的原型天津大邱庄的禹作敏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禹作敏是天津市静海县大邱庄原党支部书记，也是改革开放初期著名的改革强人，他一手把一个远近闻名的穷村改造成盛极一时的中国“首富村”。但随着个人的成功，外界的赞誉，权力的不受控制而逐渐膨胀腐化，成为土皇帝一样的人物，后因犯窝藏罪妨害公务罪行贿罪等被判处有期徒刑20年，1999年10月，结束了自己站在时代潮头的荣光。可以说，这种现实情况对于改革文学本身也是一种沉重的打击。其二，改革强人往往靠自身的强人特质完成对重大困难和危机的应对，力挽狂澜，因此，国家和制度不过是他们实现自己的改革理想的工具而已，这种改革往往不具备持续性和传递性，例如曾经名重一时的江苏官员仇和，一方面依靠铁腕、强权的执政风格带来了高效率，另一方面其专断、任性式的为官之道也被人贴上了“酷吏”“血”的标签并最终落马。其三，再强悍的人，也需要周围人的帮衬，才能成为真正的强人，因此改革文学中经常出现“小帮派”“小团体”和背后的“大领导”，他们围绕在改革强人身边，按照他的意志行事，对抗永远存在的“保守”“消极”的改革敌人，而且，改革文学中还展现出了明显的长官意志论，改革人物再强，最终决定其生死成败的往往是上级领导是站台还是拆台，如《花园街五号》中的韩潮、《改革者》中的陈春柱、《新星》中的郑达理。改革本身的巨大风险和不确定性，也使得大量改革文学的作者心有忌惮，不敢轻易触碰。

其次，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文化生态的变化，以往那种宏大题材的文学作品逐渐失宠，以世俗化、底层化、个人化为代表的新文学潮流开始成为文学的主流，在这种文学环境下，展示普通人的命运、人生、悲欢离合、爱恨情仇成为文学创作的主要方式，以往那种国家民族层面的英雄叙事逐渐消失了。文学也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百年以来捆绑在自己身上的枷锁，实现了文学与意识形态的疏离，但这种疏离的代价则是文学逐渐退出了社会舆论的主舞台，沦落为一种无人关注的边缘文化，而这种变化，也恰恰是随着改革文学的消退而开始的。此外，这种转变，还与社会经济文化发展，个人意识觉醒，大众文化流行等社会经济原因有关，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金钱也日益成为左右文学发展的新指挥棒，很多作家转而开始创作更具经济价值的文学作品，现实严肃题材作品的生存处境可以说是日益艰难，其实改革文学本来还有一条很有前景的发展道路，就是与影视艺术相结合，改革文学的情节相对简单，强人形象和对立性故事结构倒是很符合影视艺术的表现方式，但相关部门对影视作品的严格监管，也使得这类作品举步维艰。

当下中国的现实是，没有改革强人改革几乎不可能实现，但强人模式也存在明显的弊端，也使得改革带有强烈的人治色彩。其中所存在的问题甚至直接影响到改革文学的创作。所以说，以强人模式进行创作的改革文学，虽然既有现实基础，也有艺术基础，但却是一种戴着镣铐舞蹈的作品，文学不是政治的传声筒，但改革文学与现实的太过于接近，读者总会试图找出作品中的现实原型，而这种寻找往往带有强烈的现实和文化上的风险，改革文学的时效性远远大于流传性。其实这种困境不仅影响着改革文学，也影响到近似的其他题材的作品，如反腐文学、官场文学。

诚然，如今更多的作品表现的是普通人的命运，他们在历史大潮中的沉浮与无奈，这同样能在某种层面上展现出改革对时代、对个体的影响，也能让我们反思改革的进程和所付出的牺牲，从人文关怀角度看是值得肯定的。但文学需要多样性，文学家也许需要多样化的立场。直面改革本身，展现改革者形象的文学作品并不应该在我们这个时代缺席，因为这不仅能够体现一个文学家、一个知识分子直面现实的勇气，也能提升文学的社会价值和影响。

对于改革文学的前景，我个人认为，趋利避害这是人之常情，但对于真正的文学家，逆流行险方能体现英雄本色，不能因为改革文学会深入到改革的深水区就畏惧，甚至干脆绕过这一话题，中国的改革仍然在路上，也需要文学家以社会良知和人文关怀的眼光来关注改革，并为改革的顺利进行发挥自己的一份力量。改革文学中的强人文化本身就是合理的，但改革文学应该注意的，不能因为存在即合理，不能因为迎合读者就放弃了思考。我们首先必须明确的一点是，改革强人们之所以受到公众的关注与支持，正是由于他们的改革行为本身顺应了公众对制度合理性与公平性的呼声，在当今的中国，公众之所以出现这种对英雄的欢呼，是希望这些英雄能带领大家重新走上良政、善政的道路，让制度充分发挥自己的作用。因此文学作品不应该单纯地展示一种强人文化，而应当体现出公众对健全和完善社会主义国家治理体制，社会主义法治的极度渴望。做到这一点，或许以强人为核心的改革文学会重新呈现出曾经有过的光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