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 葳

(武汉轻工大学，湖北 武汉 430000)

从1994年的《阳光灿烂的日子》到2018年的《邪不压正》，姜文在二十余年间仅有六部作品问世，但每一部作品都经过了精心的打磨，并且绝不自我重复。纵观这六部影片，无一例外地体现了姜文对历史的偏好，从20世纪70年代的革命洪流到40年代的抗日战争末期，再到二三十年代的民国往事，他选取中国近现代史上几个关键的时间节点，展现大历史背景下的人性与人心，用个人的情感和经历撬开历史的缝隙，对既定的历史进行重新思考。正如姜文自己所言：“历史对你来说是一个可借助的东西，但你表达的一定不是历史本身。”他无意还原历史或分析历史，而是尝试给出自己的姿态与视角，对历史进行个人化的重构。

一、主观视角下的历史阴影

姜文导演的处女作《阳光灿烂的日子》讲述了“文革”时期的青春记忆，但以少年马小军的视点去触碰、展露的重点并非那段历史的创痛，而是个体生命在面对社会的暴力和强悍之时所流露出的不安和脆弱。在电影开头的独白中，“分不清幻觉与真实”的表述点明了记忆的虚幻性，马小军青春时代的那场初恋既美好又遥不可及，他懦弱又胆怯，只敢在大雨中向米兰表白，但被问起时却说“我车掉沟儿里了”；他在警察局被骂了一通之后只能回家对着镜子发泄，完成自我的心理补偿；在莫斯科餐厅中，他狠狠地报复了抢走米兰的刘忆苦，但这不过是他的幻想罢了。

在那个极端不稳定的年代，青春的躁动显得那样微不足道，马小军渴望成为一个英雄，他戴上父亲的勋章和军帽，扮演红色电影中的经典形象，他消解了革命英雄的崇高与庄严，希望借助这些装扮与形象赋予自己一种主体地位，这种行为象征着一种模糊的欲望，负载着长大成人、获得他人认可的期盼，但所有这一切在青春时代中又只能停留在幻想层面。

影片对于阳光的运用是一种前所未有的创举，姜文还原了那个蓝天白云、阳光灿烂的北京，也用阳光营造了一个清晰明澈的外部环境，而这种灿烂和清晰之下却是记忆的不确定性和少年青春的失落。以部队大院子弟的视角看待革命年代，那是一个洒满了阳光的、怀有激情的属于英雄与理想的时代，但对于马小军来说那也是一个充满疼痛的、不安躁动的年代。

尽管姜文过滤掉了“文革”中的残酷，但他依旧用一个成长故事表达了那种创痛，以幻想抵抗现实的无果和英雄形象的陨落都在隐秘地诉说着阳光下的“阴影”，这种“阴影”在影片中未曾以视觉的方式呈现，而是通过个体的生命经验来昭示整个历史年代的氛围，对革命中的激情与暴力进行反思，质询权力主体的压迫性。姜文用自己的方式重新构建了人们对革命历史的审视视角，用另一种方式呈现历史中无名个体的失落。

二、非线性叙事下的历史拼图

《太阳照常升起》是姜文饱受争议的一部作品，这部影片的梦幻、荒诞与晦涩令姜文蒙上了自恋与自大的批评，但欣赏者孜孜不倦地对它进行解读。无疑，姜文试图以艺术的方式完成讲述，其中既包含对历史的隐喻，也呈现了对个体生命的悲悯，他摒弃了线性的故事逻辑，尝试跨越时空的界限讲述一个寓言。

影片讲述了四段交错的故事，时间跨度从1958年到1976年，对应着中国历史上的“大跃进”和“文革”结束之年，这一有意选取的时间段意味着一个特殊历史时段的终结，姜文借此反思了历史对个人欲望的压抑所带来的悲剧性后果。“太阳照常升起”意味着历史的继续前进，但被摧毁的爱情、被压抑的人性和生命中的痛苦并不会消失，太阳底下并无新鲜事。

《太阳照常升起》中的前三段发生在1976年，第四段发生在1958年，似乎结局才是整个故事的开端，疯妈怀了孩子，唐雨林跟妻子在一起的缘由也得到了交代，彼时一切都还存有希望，两个女人的相遇也让故事有了最初的交叉点。然而，发生在1976年的故事却是希望的幻灭。

两份爱情都以悲剧而告终，时间的不连贯和高度隐喻化的表达让影片中充满了叙事的空白，从姜文交给我们的碎片中可以拼出大致的轮廓。从姜文这一略显不完整的拼图中，破碎的爱情实际指向对历史的质疑，一代人的青春与生命消逝在疯狂与死亡之中，“最可爱的人”是参与边疆建设的人民志愿军，把身与心托付给理想的革命事业；归国华侨回来参与建设，最终成为政治的牺牲品。

《太阳照常升起》或许是献给一代人的青春挽歌，无数具有时代感的物件和意象，构成了姜文的梦，能够将它们全部串联起来的人，必定是对那个时代有所感的人，因此这部影片的荒诞背后是姜文保留的游戏性，他在等待能够收集起碎片拼出历史图景的人，但这个历史，又是极度个人化的、带有高度反思性的历史。

三、形式的狂欢与历史的消失

在《一步之遥》中，姜文将快速凌厉的剪辑风格、舞台化的表演风格和对类型片的解构发挥到了极致，电影再次成了姜文狂欢的舞台，故事本身也几乎被形式冲淡得只剩下许多皮肉而丧失了骨架。影片故事的结构实际上并不复杂，四个主要人物的关系是：完颜英死于马走日手中，项飞田反目追杀好友马走日，武六选择相信马走日舍命搭救。但《一步之遥》看起来让人觉得眼花缭乱，因为它旁生出太多枝节，这种繁复性是历史本身的样貌，而我们所接受的历史却是经过了精心剪裁的。

这部电影本身就是一场巨大的拼贴实验，它融合了话剧、相声、歌舞与音乐剧的形式，也致敬了《教父》《八部半》《大独裁者》等一众经典影片，令人目不暇接。从视觉效果上来看，极尽华丽的灯光与布景、你方唱罢我登场的奇观展示，以及具有超现实主义色彩的场景都打破了观众对于一场“电影”的预设，大量的古今中外文化符号拼贴出一场后现代“盛宴”。这不仅是姜文的自我放飞，形式的狂欢背后是一种对“真实”的焦虑感。

《一步之遥》的核心即在于对真相的质询，然而悖谬的是，真相本身无从获取，马走日自己也说不清他带着完颜英走的那天发生了什么，他在恍惚之中以为自己飞上了月亮，在缺乏第三者在场的情况下所谓的“真相”已然无可追踪。既然如此，那么真相就成了可以被肆意制造的东西，马走日是否杀死完颜英不再被关心，这一事件的发生可以为各方带来什么利益变成了被关注的焦点，由此，马走日成了上层人士争权夺利过程中的一颗棋子，当他的死亡可以被利益最大化时，他真正做过什么已经不重要了。

历史中的“真相”消失了，历史本身亦成为空无，《一步之遥》展现了一种循环：利用权力攫取资源后，通过一系列的资本运作来操控媒体制造“真相”，在美化权力的同时完成对历史真相的掩盖。权力、资本与媒体真正做到了对历史的创造与书写，借用电影中的台词，这就是：Today is history, Today we make history, Today we are part of history!(今天就是历史，今天我们制造历史，今天我们是历史的一部分！)

由此，姜文再次以别样的方式完成了对历史的反思，他从自己的处女作开始就尝试撬动既定的历史讲述方式，从视点的选取、叙事方式的更新再到艺术手法的多元运用，不断挑战观众的接受力，尽管有批评的声音认为姜文的自恋已经使他距离观众太过遥远，但不可否认的是，他影片中对历史的重构依旧值得品读。